阿合探馬兒

阿合探馬兒（波斯語：اغار تمار，羅馬化：Aghar Tamar，《史集》不同寫本亦作「اغاز تمای」，羅什校訂本為「اغار تهار」）^[1]，是蒙古帝國征服地中，領主（諸王、功臣）從自己的領地（投下領）獲取的稅收份額。尤其在華北地區（蒙古語稱「契丹地方」），被征服民眾需按「五戶絲」制度每年繳納一次絲綢原料，漢文史籍中因此稱其為五戶絲。

沿革

蒙古高原歷史上的游牧帝國慣例是：征服戰爭中獲得的俘虜和領地，由負責該地征服的指揮官擁有領有權。蒙古帝國之前的遼朝，諸王在征服戰爭中獲得的俘虜被編為「頭下軍州」^[2]，這一制度成為後來蒙古帝國「投下制度」的原型。

1206年蒙古帝國建立後，成吉思汗將麾下游牧民全部編入千戶，分配給諸王和功臣。大蒙古國此時是諸王、功臣所領「兀魯思」的聯合體。1211年開始的第一次征金戰爭中，這些兀魯思首領各自率軍席捲華北各地。戰後，成吉思汗將征服的華北地區分配給諸王、功臣，漢文史籍稱這些分配的征服地（及其領主）為「投下」。波斯語《集史》記載，此次遠征中「太原府的阿合探馬兒歸屬察合台」，「拖雷征服地區的阿合探馬兒作為繼承財產的份額分配給其族人」^[3]。此處的「阿合探馬兒」應指征服地稅收中，領地領主獲得的份額。但由於征金後蒙古軍主力轉向中亞遠征，阿合探馬兒的具體內容及諸王如何徵收分配尚不明確。

1229年窩闊台即位後，首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就是親征金朝，於1234年，滅亡金朝，完全征服華北。此時華北因第一次遠征後諸王、功臣的權益（投下）與當地軍閥（漢人世侯）交錯，處於混亂狀態。窩闊台命失吉忽禿忽進行河北人口調查，以調查結果——乙未（1235年）年籍為基礎重新分配華北人口，即「丙申年（1236年）分撥」，並配套引入新稅法「絲料」。「絲料」指繳納絲綢原料的稅目，因規定「五戶納絲一斤」作為投下領主的份額，此後蒙古帝國統治的華北地區將阿合探馬兒稱為「五戶絲」^[4]。

窩闊台死後，蒙古帝國內部圍繞帝位的爭鬥加劇，第四代大汗蒙哥死後更陷入武力爭奪——拖雷家族內戰。最終蒙哥之弟忽必烈獲勝，但窩闊台系的海都、察合台系的八剌等中亞諸王反抗，無視忽必烈權威並擴張勢力。1269年，海都、八剌與金帳汗國的別兒哥在塔拉斯會盟，分割了中亞諸城市的「稅收份額」，這是本應由大汗分配的阿合探馬兒。此次會盟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無視大汗權威重新分配了阿合探馬兒。此後，忽必烈及其後繼大汗無法干涉中亞以西領地的阿合探馬兒。

為維持蒙古帝國正統大汗的權威，忽必烈對敵對的窩闊台系、察合台系諸王，以及遙遠的金帳汗國、伊利汗國等無法實際供給阿合探馬兒的諸王，名義上未剝奪其投下領主權限。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平定南宋後，試圖像華北一樣將江南（蠻子）地區作為投下分配給諸王、功臣，但因西北爆發王族叛亂（昔里吉之亂），分配計劃暫緩。1281年（至元十八年）叛亂平息後，江南才正式作為投下分配，但因民政混亂無法像華北一樣徵收「五戶絲」，改為由朝廷從稅收中以紙幣（交鈔）形式向投下領主支付阿合探馬兒，漢文史籍稱此為「江南戶鈔」。

海都等諸王對忽必烈的反抗削弱了蒙古帝國的統一性，阿合探馬兒的徵收分配僅在東方的元朝維持。14世紀海都的窩闊台汗國在與元朝的決戰（鐵堅古之戰）中敗亡並解體，帝國內部對立消解。此後各地出現恢復舊投下權益的動向：1304年伊利汗國第七任君主合贊派使者經海路至元朝，使者滯留四年後獲贈「蒙哥汗時期以來保管的應屬伊利汗國的財貨（阿合探馬兒）」後返回；1336年（後至元二年）金帳汗國第七任汗月即別要求獲得自拖雷家族內戰後失聯的晉寧路、永州路收益。1341年（至正元年）月即別汗去世、札尼別汗即位後，1345年（至正五年）開始向金帳汗國輸送晉寧路平陽、晉州、永州三地歲賦2400錠（阿合探馬兒）。這些事例表明，13世紀初設定的各王族阿合探馬兒，在14世紀前半葉仍被各汗國記錄，也證明元朝和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實為共享共同價值觀的聯合體。

五戶絲

對五戶絲徵收內容記載最為詳盡的文獻，是《秋潤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中堂事記（上）》^[5]。其中提到，五戶絲是每戶需繳納絲22兩4錢（折合1斤6兩4錢）的稅種，其中1斤上繳中央，6兩4錢繳納給投下領主的稅法」。不過，由於實際徵收以「2斤」為單位，因此《中堂事記》記載，上繳中央的部分為「每2戶徵收2斤，繳納給投下領主的部分為「每5戶徵收2斤」，前者占總額的70%，後者占30%。即在以五戶絲名義徵收的稅收中，七分之五（5戶共5斤）作為國稅歸入國庫，七分之二（5戶共2斤）作為地方稅交給投下領主」。 以「2斤」為徵收單位的做法，是自忽必烈即位（中統元年、1260年）以後才開始的。窩闊台時期曾令每二戶出絲一斤^[6]。由此可知，蒙古帝國初期規定，每2戶繳納的1斤絲歸中央所有，「每5戶繳納的1斤絲歸投下領主所有，「五戶絲」這一名稱的由來，便被認為源於此。

中統四年（1263年）曾規定「每10戶需繳納絲14斤」，這一數額也與「中央所得部分（每5戶5斤）」、「投下領主所得部分（每5戶2斤）」的總和相符^[7]。根據這一記載可知，在元朝時期，不僅隸屬於投下領主的「五戶絲戶」，就連普通的「大數目戶（『大官』，意為隸屬於皇帝的民戶）」，均統一按「每5戶徵收7斤（折合每戶1斤6兩4錢）」的標準繳納五戶絲。

江南戶鈔

關於江南地區（蒙古語稱「蠻子」）的阿合探馬兒（意為投下所得，投下稅）的徵收，記載最為詳細的是《元典章》卷24《戶部10・投下稅》中的《江南無田地人戶包銀》。正如《元典章》明確記載的那樣，江南（蠻子）地區最初本計劃與華北（漢地）地區一樣徵收投下稅（阿合探馬兒），但因江南統治秩序混亂，這一計劃遲遲未能落實。於是，朝廷採取臨時措施，從江南地區的稅收中，按每1萬戶折算100錠紙幣（交鈔），作為投下稅（阿合探馬兒）賜予投下領主。此外，將「每1萬戶100錠」換算後，相當於「每戶繳納鈔5錢」。

忽必烈時期江南地區投下稅（阿合探馬兒）的徵收與分配方式，只是一種「臨時措施」，但最終這種方式未經歷重大變更，一直沿用至元朝末年。忽必烈之後的元成宗鐵穆耳即位後不久，便依照中書省的奏請，將每戶的徵收額從500文（5錢）提高至2貫，增幅達4倍^[8]，但徵收與分配方式仍沿用忽必烈時期的舊制。至此，「從每戶稅收中扣除2貫，折算為交鈔分配給投下領主」的方式，成為江南地區投下稅（阿合探馬兒）的固定制度，漢文史料中將其稱為「江南戶鈔」。元文宗圖帖睦爾即位後編纂的《經世大典》，以及以《經世大典》為依據編纂的《元史》卷95《食貨志3》，均記載了通過「五戶絲」與「江南戶鈔」制度，賜予諸王、功臣的人口與土地數量。例如，《元史》卷95《食貨志3》開篇記載答里台（太祖之叔答里真官人）家族時提到，朝廷以「五戶絲」名義賜予其寧海州1萬戶，以「江南戶鈔」名義賜予其南豐州1萬1千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