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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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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論》,是利瑪竇在1595年所著的一本書,主要講如何交友,深得明朝當時士大夫的讚賞。
作品的誕生
1595年,利瑪竇嘗試跟隨官員石星到達北京失敗,從此改變其傳教方式。利氏在到達中國十二年後,已經明白書籍在中國的作用遠遠勝於言語,因此到達南京後,決定轉向文人,脫掉袈裟,再次蓄起鬍鬚與頭髮,並穿上文人的服裝,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利氏由南京被驅逐後,到達南昌,在那裡建立了第三個住所,並寫成了他的第一部中文作品 ,即《交友論》。
關於此點,利氏在1596年10月13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艾哥華(Claudio Acquaviva)神父的第32封信中寫道:去年為了練習中文,我由所帶的書中選了一些不同名人的交友格言,令當地文人感到驚訝,為了使其更有權威,我給它作序,作為禮物送給郡王的親人。許多文人向我請求抄閱這些格言,我一直備有副本給他們展示[1]。
由此可知,這部寫成於1595年的作品,是送給郡王的兒子建安王,即乾齋子。有關此書的編寫,利氏在1599年8月14日寫給高德(Girolamo Costa)神父的信中表明,由收集西方哲學家格言構成的該作品,為了適應中國文人的情感在某些方面進行了修改[2]。我們不知利氏如何由古代和現代西方文化遺產獲得這些格言,是依他驚人的記憶力,還是運用了已有的書籍。至今這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難題,但第二種假設不能不被考慮。在所引用的作者中,有亞里士多德、普魯塔克、塞內卡、西塞羅、希波的奧古斯丁、米蘭的安波羅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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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友誼的地位
在主題選擇與作品架構的形成方式上,表現出了利氏的卓越才華。其實,在孔子的著作中,友誼被視為天下五倫之一。1601年,馮應敬在作品的出版序言中,做了詳細的列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4]
友誼作為社會運轉與國家所依靠的樞紐,在中國文化中占有獨特地位。通過對格言主題的收集,利氏想向中國人中證實西方文化。因為利氏明白,想使基督宗教被接受,應當表明它不與天朝的社會秩序對立[5]。
作品的架構
然而,對於各種格言的收集及作品架構的形成並非由利氏按邏輯順序排列,而是單獨獨立的,以便讀者對單個條目進行思考。這極有可能受孔子格言的教導模式啟發[6]。最初,作品包含76條格言,後來增加到100條,在利氏去世前後年多次出版。1601年,在北京出版的帶有馮應敬序言的修訂版中含有100條格言,今日在羅馬國家圖書館存有一樣本。在利氏寄給高德神父第的36封信中,提到的被認為丟失多年含有76條格言,與3處揭示真實性手寫註解的手稿,在大不列顛的一圖書館竟有收藏。另外在宗座額我略大學檔案館也找到原本的手抄本。
作品的價值
關於作品的成就,及作者要達到的預定目標時,可直接從1601年馮應敬寫的出版序言中摘取:「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於中國,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輿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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