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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埃爾南德斯
阿根廷军人、记者、诗人和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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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拉斐爾·埃爾南德斯（西班牙語：José Rafael Hernández，1834年11月10日—1886年10月21日），阿根廷記者、詩人及政治家，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莊園，早年居住於潘帕斯草原，19歲從軍並參與了阿根廷邦聯內部多場戰役，後退伍從事新聞業，為邦聯制度的捍衛者，多次透過報刊抨擊米特雷與薩米恩托的統治，亦曾因參與政變兩度被迫流亡國外，最終遇赦歸國，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議員任內逝世。
在文學領域，埃爾南德斯是高喬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為1872年發表的敘事詩《高卓人馬丁斐野樂》及其1879年出版的續作《馬丁·菲耶羅歸來》，作品描述高喬人多舛命運和頑強的鬥爭，將高喬人描繪為阿根廷精神的象徵[1]:104,107-109[2]:223，其代表性、重要性長期獲學者認可，亦被阿根廷社會廣泛視為該國的民族史詩，對現代阿根廷文學風格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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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何塞·埃爾南德斯於1834年11月10日出生在今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巴列斯特爾鎮的查克拉普埃雷東莊園（Chacra Pueyrredón）[4]，其父母分別是拉斐爾·埃爾南德斯和伊莎貝爾·普埃雷東，兩人於1832年結婚[5]:475，其中，埃爾南德斯的母親伊莎貝爾出身普埃雷東家族，也是拉普拉塔聯合省最高執政官胡安·馬丁·德·普埃雷東的侄女[5]:474，該家族大部分成員主張在阿根廷推行中央集權制（一元制），埃爾南德斯出生的查克拉普埃雷東也是她姐妹維多利亞的地產；而伊莎貝爾的丈夫拉斐爾·埃爾南德斯的家族則主張在阿根廷推行邦聯制度，兩派人士勢不兩立[6]:88。1835年7月27日，埃爾南德斯在聖母贖虜聖殿受洗[7]:3。因父母遠離家鄉，他早年由姨母維多利亞撫養，當姨母因政治因素移居巴西後，年幼的埃爾南德斯便被姨母交給住在巴拉卡斯的祖父何塞·格雷戈里奧·埃爾南德斯（José Gregorio Hernández）撫養[3]:67[8]:10。
當何塞·埃爾南德斯六歲時，他進入佩德羅·桑切斯創辦的聖特爾莫阿根廷學堂（Liceo Argentino de San Telmo）學習，並在該學校度過了四年，在此期間，他學習了閱讀和寫作、天主教教義、古羅馬和西班牙歷史、算術、繪畫和西班牙語語法等方面的知識[7]:3-4。1842年，其祖父逝世，而其母亦於1843年逝世，與此同時，埃爾南德斯被醫師診斷患有胸部疾病，醫師建議他前往氣候適宜的地方療養；因此，他的父親於1846年將他帶往馬德普拉塔附近潘帕斯草原的牧場居住，在當地，他從事農牧業勞動，恢復了身體健康，還學會了騎馬射箭，亦以動作敏捷、體格健壯而名聞鄉里[3]:67[5]:476-477。
1853年，胡斯托·何塞·德烏爾基薩召開制憲會議，頒布新憲法，其中提到將布宜諾斯艾利斯作為阿根廷邦聯首都、並將布港海關的收入收歸國有，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對此表示不滿，脫離邦聯，建立布宜諾斯艾利斯國[9]，當年，19歲的埃爾南德斯加入布軍，參與鎮壓伊拉里奧·拉戈斯反對布行政長官瓦倫丁·阿爾西納的兵變，期間，布軍一度在聖格雷戈里奧戰役中被擊敗，但在翌年便迫使拉各斯和烏爾基薩解除了包圍，埃爾南德斯都有參加這些戰鬥[3]:67，埃爾南德斯還參與了胡安·何塞·索托創辦的《和平改革》（La Reforma Pacifica）報編輯，也擔任了該報社駐巴拉那的通訊員，政治立場趨於改良主義，但在1857年，阿爾西納透過欺詐性選舉重新當選為布行政長官，而埃爾南德斯則與部隊中另一名軍官因政見不合決鬥，並離開了軍營，被迫逃往巴拉那，而其父親亦在同年被雷電擊中身亡[5]:4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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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巴拉那後，埃爾南德斯先後在當地擔任商店雇員、法院公職人員[7]:5-6；1859年，他加入阿根廷邦聯總統烏爾基薩領導的軍隊，並參加塞佩達戰役，打敗了阿爾西納所領導的布省軍隊，布省戰敗後，隨即重新加入邦聯[3]:67[11]，埃爾南德斯也因為戰功獲得上尉軍銜，翌年，他出任國家會計辦公室成員，還成為支持邦聯的機關報《阿根廷民族報》（El Nacional Argentino）的編輯[10]。1860年3月，聖地亞哥·德爾基接替烏爾基薩擔任總統，埃爾南德斯則成為副總統胡安·埃斯特萬·佩德內拉的秘書，並在當年的聖菲國民大會擔任速記員，負責研究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提出的憲法改革方案，他本人也對是次修憲充滿期待[7]:8。但是，主張中央集權的布省省長巴托洛梅·米特雷與邦聯政府不和，兩派爆發衝突，史稱帕翁戰役，埃爾南德斯隨即作為邦聯軍的一員參加了該戰役。米特雷最終在1861年擊敗邦聯軍，確立了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位，並當選為國家重新統一後的首任總統，也接受了邦聯體制及1853年通過的憲法[12][13]:363-541。
但埃爾南德斯仍然對米特雷與其繼承人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不滿，並於1863年創辦《阿根廷人》報社（El Argentino），透過報紙批評前者，支持邦聯，並建議烏爾基薩不要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局進行利益協調，亦譴責對考迪羅安赫爾·比森特·佩尼亞洛薩的暗殺[10]，日後還將其對佩尼亞洛薩的報導匯編成《恰喬的一生》（Vida del Chacho），肯定了他的功績，但薩米恩托隨即寫了一本批評佩尼亞洛薩的著作加以回敬[3]:67[14]。1863年12月，《阿根廷人》報社停刊，埃爾南德斯轉行經商，1867年，他搬到阿根廷東北部的科連特斯省，開始與省長埃瓦里斯托·洛佩斯政府合作，先後在當地擔任省檢察官、省長秘書等職，並時常於在地報刊《科連特斯的回聲》（El Eco de Corrientes）發表文章[7]:11-13。洛佩斯失勢後，埃爾南德斯遷居羅薩里奧，並開始在當地《首府報》發表文章。在文章中，他主張權力下放。阿根廷政府遷都羅薩里奧，還表示當局以布市作為首都「毀了國內其他部分」。亦批評政府對高喬人的歧視政策，並建議當局停止招募高喬人前往邊境對抗馬普切人等原住民[15]，其反對薩米恩托當局的觀點，更加彰顯於他在1869年創辦的《里奧普拉塔》報諸報文章中，在創刊時，埃爾南德斯除了主張實施區域自治、停止壓迫原住民外，亦要求當局定期舉行市政選舉，公檢法官員皆應該透過選舉產生[3]:68-71；以後，埃爾南德斯還透過報紙譴責了三國同盟戰爭對阿根廷、巴拉圭人民造成的巨大破壞[7]:23-29[16]。
1870年，胡斯托·何塞·德烏爾基薩被與其政見不合的新任恩特雷里奧斯省長里卡多·洛佩斯·霍爾丹派遣的殺手謀殺身亡，後者也指控烏爾基薩出賣了邦聯[17]，霍爾丹也因此受到薩米恩托當局譴責，但埃爾南德斯卻替他辯護，否認了當局指控他的謀殺罪行，亦關閉《里奧普拉塔》報並參加了由霍爾丹發起的起義，試圖推翻薩米恩托，重振邦聯，但遭到鎮壓，埃爾南德斯也被迫流亡巴西[3]:68，在當地以創作高喬詩歌消磨時間，1872年，他離開巴西，轉往烏拉圭，亦為該國報刊《祖國》（La Patria）撰寫文章維持生計[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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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爾南德斯創作《馬丁·菲耶羅歸來》的地方，今為酒店
埃爾南德斯的墓葬
1872年，薩米恩托赦免了霍爾丹之亂的參與者[12]，但要求埃爾南德斯不得再從事新聞工作，在作出承諾後，他得以返回阿根廷[10]，1873年，霍爾丹再次占領恩特雷里奧斯，薩米恩托當局隨即對埃爾南德斯發布了通緝令，宣布將以重金懸賞其首級，埃爾南德斯再度被迫流亡烏拉圭，直到新總統尼古拉斯·阿韋利亞內達於1874年10月上任並實行和解政策後，他才得以回到阿根廷[20]。
1872年第一次返國後，埃爾南德斯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大酒店（Gran Hotel Argentino）一個靠近維多利亞廣場（即今五月廣場）的房間內，潛心創作《高喬人馬丁·菲耶羅》，並於翌年在拉潘帕印刷廠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其第一版在上市不久後便銷售一空[21]，但布市的上層文化圈卻對這部作品嗤之以鼻，直到其在西班牙、法國及美國等地引起反響後，當地不少報社才開始報導這部著作[10][22]:56。《高喬人馬丁·菲耶羅》受到下層讀者歡迎，再版了十次，一些讀者也呼籲埃爾南德斯發表續集，在他們的要求下，埃爾南德斯於1879年發表了其續集《馬丁·菲耶羅歸來》[3]:68。
在文學創作的同時，埃爾南德斯也重新投身政治活動，並參與創建了民族自治黨[23]，不過他直到1879年才加入該黨，並與日後成為阿根廷第一位民選總統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一同積極支持胡利奧·阿亨蒂諾·羅加參選總統[24]，1880年，羅加當選總統，而埃爾南德斯亦於翌年當選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議會參議員，1885年連任一屆[10]，在議員任內，他主張將首都布市聯邦化，提出了增設港口、擴展鐵路運輸網絡、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見證了內科切阿的建立[7]:37[23]，還為在地畜牧業的發展出謀劃策，幫助布省省長達爾多·羅恰編寫了《牧場主指導》（Instrucción del estanciero）[12][25]。
1886年10月21日，因心臟病引起的心肌炎，埃爾南德斯在自己位於貝爾格拉諾的聖何塞別墅逝世[5]:495[26]。為了紀念他的貢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於1939年通過了第4756號法令，將埃爾南德斯的生日11月10日確立為「傳統節」加以紀念[27]:92，其出生地的莊園則被改稱為何塞·埃爾南德斯-查克拉普埃雷東歷史博物館（Museo Histórico José Hernández-Chacra Pueyrredón），以供民眾參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座博物館也被命名為何塞·埃爾南德斯人民藝術博物館，以向他致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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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何塞·埃爾南德斯祖父何塞·格雷戈里奧·埃爾南德斯的祖籍位於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羅斯市鎮，隸屬於西班牙天主教梅里達-巴達霍斯總教區。他在1790年移居拉普拉塔總督轄區（即今阿根廷）從事商業，1795年結婚，此後，埃爾南德斯家族便在當地開枝散葉，何塞·格雷戈里奧還曾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政廳的成員，並於1811年生下了詩人的父親拉斐爾·埃爾南德斯，而其母系家族普埃雷東則是阿根廷的政治世家[5]:474-475。何塞·埃爾南德斯的弟弟拉斐爾·埃爾南德斯也是一位政治家，曾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參議員、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貝爾格拉諾區區長，並推動了拉普拉塔國立大學的建立[29]。
1863年6月8日，埃爾南德斯在恩特雷里奧斯省巴拉那工業街的一棟住宅（今西班牙街212號）內與卡羅利娜·岡薩雷斯·德爾·索拉爾（Carolina González del Solar）結婚[30]，婚後二人生有八個子女，分別是伊莎貝爾、曼努埃爾·亞歷杭德羅、梅塞德斯、瑪格麗塔·特蕾莎、胡安·何塞、何塞法、瑪麗亞·特蕾莎及卡羅利娜[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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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19世紀的阿根廷文壇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其中19世紀60至90年代盛行感傷浪漫主義文學，並在阿根廷以高喬文學等流派體現出來[31]，該文學流派植根於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住民高喬人的生活軌跡，多為以高喬民歌帕亞多爾為基礎的詩歌，具有鮮明的地域主義色彩，而曾在草原成長、與高喬人接觸的經歷，也讓埃爾南德斯對高喬人的境域深表同情，加上同時代詩人伊拉里奧·阿斯卡蘇比的影響，亦為其日後投身高喬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3]:65-68[32]。
詩歌《馬丁斐野樂》是埃爾南德斯的主要作品，全詩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1872年出版的《高喬人馬丁·菲耶羅》及1879年出版的《馬丁·菲耶羅歸來》，前篇透過高喬人馬丁·菲耶羅的自彈自唱，回顧了菲耶羅一生中被政府徵兵、流浪各地、打架殺人，與友人克魯斯進入原住民部落生活的經歷；而後篇則講述了菲耶羅回到家鄉，與子女團聚，並帶他們再度離鄉各奔前程的故事[33]:43-44。《馬丁·菲耶羅》的格律較為嚴謹，詩句多為八音節[33]:44，在用詞上，詩歌多使用高喬獨有的俚俗用語及諺語，並與詩中高喬人的歷史遭遇、生活起居、生活習俗一併形成了高喬面面觀[34][35]，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詩用詞簡潔凝練，刻畫出了高喬人嫉惡如仇、反叛不羈的性格，而詩歌後篇則側重描繪高喬人勤勞務實的形象，而淡化了其反抗特徵，映襯了高喬人的歷史命運[22]:57-58[33]:44-45。《馬丁·菲耶羅》令高喬詩歌進入巔峰，達到史詩的規模，詩歌的主人公馬丁·菲耶羅也成為自由的象徵，該詩亦與阿斯卡蘇比的《桑托斯·維加》（Santos Vega）及埃斯塔尼斯拉奧·德爾坎波的《浮士德》合稱為高喬文學三大史詩，而學者趙振江、陳光孚亦指出《馬丁·菲耶羅》對社會現實不公的揭露與撻伐，令其比起其他描繪高喬人歌舞昇平的詩作更勝一籌[33]: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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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形象及評價
據19世紀的文獻記載，埃爾南德斯留着奈德·凱利式鬍鬚，時常穿着與高喬人頗為相似的服裝，聲音宏亮、談吐瀟灑、通曉古典文學，在年輕時曾獲得「戲謔大師」的稱號，在《馬丁·菲耶羅》出版並獲得好評後，推崇他的民眾也將埃爾南德斯本人稱為「馬丁·菲耶羅」以表敬意[3]:67-68，日後也有新聞媒體及學者以他曾做過議員，將其稱為「馬丁·菲耶羅議員」（El senador “Martín Fierro”），此暱稱也沿用至今[37][38]，蓋詩歌中馬丁·菲耶羅的性格及形象亦受到了埃爾南德斯本人的影響[3]:68。
在阿根廷，對埃爾南德斯及《馬丁·菲耶羅》的評價一直呈現兩極，並長期引發爭論，與其同時代的作家米格爾·卡內認為埃爾南德斯的作品沒有矯揉造作之處，亦寫出了真正的高喬詩句[39]，但巴托洛梅·米特雷、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等主張向歐洲學習的上層人物則鄙夷《馬丁·菲耶羅》「歌頌野蠻」的內容，薩米恩托還認為這部作品對於國民教養的提升有百害而無一益[22]:56-57。進入20世紀，隨着文化民族主義在拉丁美洲盛行，埃爾南德斯及其著作也開始受到阿根廷上層知識分子的重視，在里卡多·羅哈斯及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等作家的支持下，《馬丁·菲耶羅》的文化價值得到重新發掘[40]，在此影響下誕生了高喬小說《堂塞貢多·松布拉》及馬丁·菲耶羅派，日後成為阿根廷文學巨匠的胡利奧·科塔薩爾及博爾赫斯亦批判繼承了高喬文學的創作精神與特質，進一步豐富了阿根廷文學的多樣性[22]:57-58[41]。而博爾赫斯在肯定埃爾南德斯表現出阿根廷人難忘的人物形象，達成了藝術使命的同時，也批評埃爾南德斯在道德抑或是知識水準都弱於其同時代的作家，並沒有給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42]:35-38。現代的阿根廷政府也對其評價頗高，肯定了其詩作對於捍衛民族團結和幸福的重要性，還將其誕生日確立為國定假日「傳統節」加以紀念[43][44]，阿根廷還有以其命名的博物館[45]。
美國學者瓊·佛朗哥在《獨立後的西語美洲文學》（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Independence）中肯定了埃爾南德斯逆時代主流聲援高喬人的做法，認為他具有獨立精神、大丈夫氣概及勇敢的品質，亦對埃爾南德斯所處時代對這些美德的扼殺表達遺憾[46]，也有評論家認為埃爾南德斯的思想近似於「1837年一代」中激進知識分子的觀點，主張以民族自主、聯邦主義為基礎建設阿根廷，具有一定的自由主義色彩[22]: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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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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