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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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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是指在前工業社會中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或擁有有限土地所有權的農者，特別是指生活在中世紀、處於封建制度下，並需向地主支付租金、稅款、費用或提供勞務的人。[1][2]在歐洲，農民分為三類：不自由的奴隸、半自由的農奴，以及自由的自由佃戶。農民可能完全擁有土地（完全所有權），或通過多種土地保有形式持有土地，例如農役租佃、免役租、租賃保有權和抄本保有權。[3]
在某些情況下，「農民」一詞帶有貶義，即使是指農業勞動者也是如此。[4]早在13世紀的德國，「農民」的概念可能隱含「鄉巴佬」以及「強盜」的意思，就像英語中的villain[5]/villein一樣。[6][7]在21世紀的英語中，「農民」一詞可以指「無知、粗魯或不懂世故的人」。[8] 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這個詞重新流行起來，成為一個集合術語，通常泛指發展中國家的農村人口，成為「『土著』一詞的語義繼承者，融入了其所有的優越感和種族色彩」。[4]
農民階級（peasantry）一詞通常以非貶義的方式使用，作為世界上貧窮和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的集合名詞。[來源請求] 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是一個聲稱代表全球約2億農業工作者權利的組織，截至2019年，它自稱為「國際農民運動」。[9]聯合國及其人權理事會也顯著地以非貶義的方式使用「農民」一詞，例如2018年通過的《聯合國農民及農村其他勞動者權利宣言》。在一般的英語文獻中，「農民」一詞的使用自1970年左右以來持續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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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源
「農民」（peasant）一詞源自15世紀的法語單詞 païsant，意思是來自鄉村（pays）的人；最終源於拉丁語 pagus，意指邊遠的行政區。[11]
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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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工業社會中，農民通常佔農業勞動力的大多數。根據一項估計，中世紀有85%的人口是農民。[12]
儘管「農民」是一個定義寬鬆的詞，但一旦市場經濟紮根，「自耕農」一詞便經常被用來描述傳統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在小農經營大部分土地的國家。更廣泛地說，「農民」一詞有時被貶義地用來指那些被認為是「下層階級」的人，可能定義為教育程度較低和/或收入較低。[來源請求]
中世紀歐洲的農民
敞田制農業在中世紀時期主導了歐洲大部分地區，並在許多地區持續到19世紀。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生活在由領主或教會主教主持的莊園中。農民向領主支付租金或提供勞役，以換取他們耕種土地的權利。休耕地、牧場、森林和荒地是共有的。敞田制要求莊園內的農民相互合作。[13]這種制度逐漸被土地私有制和管理所取代。
14世紀中期，黑死病導致中世紀歐洲人口減少，倖存者獲得了更多土地，勞動力變得更加稀缺，西歐農民的相對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在這種既定秩序被打亂之後，許多勞動者要求工資和其他替代形式的補償變得更加有利，這最終導致了識字率的普遍提高以及啟蒙運動帶來的巨大社會和知識變革。
在識字率相對較高的環境中，思想的演變為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工業革命使得機械化和化學化的農業生產成為可能，同時也增加了對城市工廠工人的需求，這些工人成為卡爾·馬克思所稱的無產階級。土地私有化的趨勢，以英格蘭的圈地運動為典型，使許多農民失去土地，並往往不情願地成為城市工廠工人，他們佔據了原本屬於中世紀農民的社會經濟階層。
這個過程在東歐以一種特別明顯和截斷的方式發生。由於在14世紀缺乏任何變革的催化劑，東歐的農民基本上沿著最初的中世紀道路一直持續到18和19世紀。農奴制於1861年在俄羅斯被廢除，雖然許多農民仍然留在他們家族世代耕種的地區，但這些變化允許買賣傳統上由農民持有的土地，並允許沒有土地的農民遷往城市。[14]甚至在1861年解放之前，農奴制在俄羅斯就已經在衰落。帝國中農奴的比例逐漸下降，「從18世紀末的45-50%，下降到1858年的37.7%」。[15]
近代早期的德國
在德國，農民的生活直到19世紀仍以村莊為中心。他們屬於一個法人團體，幫助管理社區資源並監督社區生活。[16]在東部，他們是農奴，永久依附於一塊土地。農民在德語中被稱為「Bauer」，在低地德語中被稱為「Bur」（在英語中發音類似於「boor」）。[17]
在德國大部分地區，農業由佃農經營，他們向地主（通常是貴族）支付租金和強制性勞役。[18]農民領袖監督田地和溝渠以及放牧權，維持公共秩序和道德，並支持一個處理輕微犯罪的村莊法庭。在家庭內部，家長做出所有決定，並試圖為子女安排有利的婚姻。村莊的公共生活大多圍繞教堂服務和聖日。在普魯士，農民通過抽籤來選擇軍隊所需的徵兵。貴族為他們控制的村莊處理外部關係和政治事務，通常不參與日常活動或決策。[19]
法國
關於法國大革命複雜性的信息，特別是巴黎快速變化的局勢，通過官方公告和長期建立的口頭網絡傳到了偏遠地區。農民對不同信息來源的反應各不相同。這些地區政治知識的局限更多地取決於農民選擇了解多少，而不是道路狀況惡劣或文盲。歷史學家吉爾·馬西亞克（Jill Maciak）得出結論，農民「既不是順從的、反動的，也不是無知的」。[20]
歷史學家歐根·韋伯（Eugen Weber）在他的開創性著作《農民變成法國人：1880-1914年法國農村的現代化》（1976年）中，追溯了法國村莊的現代化過程，並認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法國農村從落後和孤立走向現代化，並擁有了法蘭西民族意識。[21]他強調了鐵路、共和派學校和普遍兵役制的作用。他的發現基於學校記錄、遷移模式、兵役文件和經濟趨勢。韋伯認為，直到1900年左右，法國的省份對法蘭西民族性的意識都很薄弱。韋伯隨後研究了第三共和國的政策如何在農村地區創造了法蘭西民族性。[22]這本書受到廣泛讚揚，但有些人[23]認為，在1870年之前，各省就已經存在法蘭西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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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農民
在英語資料中，中國的農民有時被稱為「peasants」。然而，傳統的農民術語「農夫」（nongfu）僅指「農民」或「農業工人」。19世紀，日本知識分子重新詮釋了中文術語「封建」（fengjian）表示「封建主義」，以及「農民」（nongmin）表示「務農的人」，這些術語用於描述封建日本社會。[24]這些術語通過劃分階級區別（而此前並不存在這種區別）來塑造中國農民的負面形象。[24]人類學家邁倫·科恩（Myron Cohen）認為這些術語是新詞，代表了一種文化和政治的發明。他寫道：[25]
這種區分代表了與傳統的徹底背離：牟復禮（F. W. Mote）和其他人已經表明，特別是在帝國後期（明清兩代），中國的特點是城市與鄉村在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相互滲透。但是「農民」一詞確實隨著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對「農民」的看法進入了中國，從而利用西方傳統的全部重量來對中國農村人口進行新的、有時是苛刻的負面描述。同樣，隨著這一發展，西方人發現將他們自己歷史衍生的農民形象應用於他們在中國觀察到或被告知的情況變得更加「自然」。農民的概念至今仍在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中根深蒂固。
英語作家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大多使用「farmers」一詞，此後「peasant」一詞開始主導，暗示中國是封建的，準備好進行革命，就像法國大革命前的歐洲一樣。[26] 這種西方對該術語的使用暗示中國是停滯的、「中世紀的」、欠發達的，並被其農村人口所拖累。[27]科恩寫道，「強加具有歷史負擔的西方對比，如城鎮與鄉村、店主與農民、或商人與地主，只會扭曲中國經濟傳統的現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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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按照目前戶籍法未頒佈和實施的戶籍制度，指城鄉二元體制下的農業人口。在這種體制下，農民既是一種出生、個人身份，也是一種社會等級，屬於社會底層的群體，農民不能像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沒有社會保障。農民群體的戶籍城鄉之間不能自由遷徙；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自由流動和自由擇業的權利；直至1980年代，配偶當中一方在農村，另一方在城市工作，政策決定了其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兩地分居，農民沒有在城鎮工廠就業和工作的權利。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直至1990年前後，對農民外出尋找新的生活被稱為離土不離鄉、盲流，這些仍舊屬於對於這個群體帶有的歧視性的稱呼。
1980年代開始，大陸社會開始關注人的基本權利，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經濟出現快速成長，農民開始自由流動，但直至1980年代後期，很多稍富的農民，開始移居城鎮，並通過各種途經實現「農轉非」——即從戶籍制度上由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其時出現多年的「買戶口」的熱潮，全國主要大中城市、鎮針對有錢或想做城市居民的農民，還推出了各種名目繁多的花樣和價碼，作為管制農民入城的門檻。
直至2000年前後，像北京、上海、廣州以及全國各地其他重要城市，怕因為人口大量湧入影響本地經濟發展，推出很多措施限制人的流動和遷徙，這期間就是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都附帶很多條件，被看作洪水猛獸——想養家糊口、只為尋找基本生存權利的農民，對絕大多數早已進入產業工人行列的人，想依靠基本工資入籍當地城市戶口直至2005年仍舊不可能。大陸仍舊不同於歐洲和北美的工業革命時期，那時的歐美工業革命時期，很多圈地運動喪失土地、賣掉土地的農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無產階級，大陸農民直至2005年哪怕在城市貢獻了十年或更多時間，只要在打工行列，其身份仍舊是「農民工」，一般認為屬於被歧視性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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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農民
在拉丁美洲，「農民」一詞翻譯為「Campesino」（來自「campo」——鄉村人），但其含義隨著時間而改變。雖然20世紀以前的大多數農民（Campesinos）的地位相當於農民——他們通常不擁有土地，必須向地主支付款項或處於受僱地位（莊園制度），但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經歷了一次或多次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是更全面的舉措[29]，將土地從大地主重新分配給以前的農民[30]——農業工人和佃農。因此，今天拉丁美洲的許多Campesinos更接近於擁有自己土地、無需向地主支付租金的小農，而不是沒有土地的農民。
巴拉圭天主教主教團斷言：「每個農民都擁有自然權利，可以擁有一塊合理的土地，在那裡建立家園，為家庭生計工作並過上安穩的生活」。[31]
史學
在中世紀歐洲，社會被理論化為由三個等級組成：勞動者、祈禱者和戰鬥者。[32]20世紀法國歷史學家的年鑑學派強調了農民的重要性。其領袖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他的主要著作《15-18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第一卷——名為《日常生活的結構》——中，致力於研究存在於市場經濟之下的大量沉默且無形的世界。
農民研究的其他研究由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和費孝通推動，並在1945年後關於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著作中「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研究中得到促進。1960年代，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開始重新思考農民反抗在世界歷史和他們各自學科中的作用。農民革命被視為第三世界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回應。[33]
例如，人類學家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借鑒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傳統學者如丹尼爾·索納（Daniel Thorner）的成果，後者將農村人口視為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關鍵要素。沃爾夫和一群學者[34][35][36][37]批評馬克思和現代化理論學派都將農民視為缺乏能動性。[38]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馬來西亞的實地觀察使他相信，儘管村民被迫使用間接方法，但他們是當地政治的積極參與者。這些激進主義學者中的許多人回顧了印度的農民運動以及20世紀20年代開始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理論。然而，人類學家邁倫·科恩（Myron Cohen）提出疑問，為什麼中國的農村人口被稱為「農民」（peasants）而不是「農場主」（farmers），他稱這種區分是政治性的而非科學性的。[39]他們學術工作和理論的一個重要發表平台是《農民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參見
參考文獻
引用來源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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