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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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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簡稱「服務部」）成立於1980年10月23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也是北京市第一個科技開發實業機構。
歷史
北京等離子體學會成立於1980年8月8日。20天之後的1980年8月28日，48歲的陳春先和38歲的紀世瀛在紀世瀛的宿舍（中關村88樓筒子樓的103室）里做了一次長談。出國考察歸來的陳春先是中科院物理所等離子體研究室室主任、北京等離子體學會的副理事長，他介紹了美國西部舊金山附近的硅谷、東部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所形成的兩個「技術擴散區」，講到中關村知識高度密集，有條件建成中國的硅谷。紀世瀛在中國科技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是物理學家嚴濟慈的學生；1973年（31歲）調入中科院物理所，成為等離子體研究室最年輕的高級工程師。他也認為，中關村地區的大牆內是知識分子密度極高的中國科學院，大牆外的海淀區東升人民公社都是些「笨」工業、「小」農經濟，連一點科技的味道都沒有的。[1]
為了獲得政治上的突破，他們找到了科協和學會。兩人想在中國科學院體制外，在北京等離子體學會下成立一個以科技諮詢為主、技術擴散型的技術服務站，搞科技開發和推廣。同時，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市科協黨組書記田夫、副主席孫洪和諮詢部副部長趙綺秋的支持。市科協借給陳春先200元錢[2]（另一種說法是一張500元的支票[3]），開證明允許他在工商銀行海淀東升路分理處開一個賬戶。因為當時只有正式的國家單位和企業才能開賬號，個體戶只能以個人名義辦存摺。[3]
陳春先向北京等離子體學會的常務理事會匯報了籌建服務部的設想和計劃，獲得了一致同意和支持。學會成立了服務部的七人領導小組：北京市科協委派陳慶國擔任組長，使服務部相對超脫於中科院，但他不參加服務部的日常管理工作；陳春先作為常務副組長，主管日常管理工作，並由王殿儒（力學所工程師）和汪詩金（物理所副研究員）共同協助；崔文棟（物理所等離子體研究室高壓電氣技師）、曹永仙（力學所工程師）擔任副組長，會計和出納分別由物理所的潘英和劉春城擔任，其他成員還包括陳首粲（電工所室主任）、吳德順（電子所工程師）和羅承沐（清華大學講師）。同時還成立了董事會，由談鎬生（力學所副所長）任董事長，由陳春先做總經理。常務理事會還同意，把學會僅有的不到500元的活動費作為服務部的起步經費，這錢原本是學會從力學所拆借的。[4]
一個星期日上午，崔文棟、紀世瀛、宛振斌（物理所）、蔣濤（物理所）、連仲祥、張敏生等工程師和幾名剛來的大學生加班打掃小庫房，在西半部騰出了大約五平方米的角落，作為會議室和辦公室。[1]1980年10月23日（星期四），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召開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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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部成立後，首先與海淀區勞動服務公司合作建立「海淀新技術工廠」、「西頤電子服務部」和「電子電工培訓班」。接下來的工作，是利用科技人員掌握的技術，承擔了「用於電子工業的高壓長脈衝電源、用於電子對撞機的高壓火花間隙開關、用於冶金工業的等離子體冶金技術和用於鍋爐安全的保護系統等科技項目」。[5]到1983年，陳春先簽訂了27個合同，與海淀區的4個集體所有制的小工廠建立了技術協作關係。[6]
服務部的參與者白天在科研單位正常上班，晚上利用自己的知識來進行活動。這些業餘工作與陳春先的專業工作並沒有什麼關係。在創業的第一年，服務部有了兩萬多元的收入。有盈餘後，陳春先和汪詩金為了讓服務部的領導不要羞於拿錢，就動員紀世瀛、崔文棟、曹永仙這三名業務骨幹每人每月領取津貼7元人民幣，共兩年，其間陳春先分文未取。[5]陳春先後來回憶說：「1981年服務部基本還很順利，大家都還很熱心，一年有兩三萬元收入。我們基本上都是業餘時間干。我那個時候還帶着碩士生和博士生。」[7]1983年，服務部的津貼漲到了每月15元。[2]按服務部的分配制度，科技人員講課每小時酬勞6元，每月收入最多不得超過30元。[3]並且，當年各單位付費大多數是支票，科技人員到外單位幹活，往往只能拿到支票，很難換成現金去消費，因為賬號是稀缺資源。而服務部恰恰有賬號，能把支票換成現金。服務部的工作成員能拿到現金形式的津貼，個人在領款單（「白條」）上簽收即可。[8]
不過據凌志軍記載，當時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線是每月8元，初級工人月工資18元，本科畢業生56元，20年以上工齡的中科院研究人員最高月薪105元。[9]許多科技知識分子儘管經濟地位遠高於普通工人，卻仍然蠢蠢欲動，也希望拋棄國家的科研任務，出來辦公司。同時，這也引發了關於「知識分子能否以知識謀利」的爭論[2]。膨脹的誘惑，使得知識分子對陳春先等人的做法保持了關注、羨慕、猶豫和觀望的情緒。
1981年年底，中科院物理所所長管惟炎想要檢查核聚變項目的賬本，特別是資金花費及物品使用情況。管惟炎剛上任時，就提醒陳春先：同時擔任等離子體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服務部的負責人，就像大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自己去開了一個小公司。畢竟，國家為核聚變項目撥了數百萬元經費和物資，陳春先只要簽個字，就有權提取。[8]管惟炎回憶說，事實上在50、60年代，陳春先就在有機半導體和紅寶石激光器的問題上弄虛作假、爾虞我詐。[10]
結果，核聚變項目的財務帳至少有兩筆有疑點，涉及金額十七萬；材料帳問題更多。在陳春先名下，通過物理所財務科在1981年l2月給安徽合肥的中科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陳春先曾於1979年7月7日到1981年11月16日擔任該所副所長[11]）撥了10萬元，還有7萬元調到四機部四所。陳春先在服務部每月拿15元的津貼，而他的工資級差是7.5元，等於自己給自己漲了兩級工資。於是，管惟炎想查服務部的帳，畢竟服務部的主要人員來自物理所。可是服務部的上級主管單位是北京市科協，市科協屬於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而中科院是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兩者在不同的系統，所以物理所沒有權力去管服務部。[8]
1982年1月，北京市科協召開全體科協委員大會。市科協委員管惟炎發言批評那些人一邊在服務部拿津貼、一邊還在科學院接任務，擾亂了科研秩序，腐化了科技隊伍。這一觀點受到大多數委員的贊同。[5]事後，趙綺秋認為，服務部津貼有中國科協文件的規定為根據，是多勞多得打破「大鍋飯」的行動。陳春先對趙綺秋說，服務部沒有動物理所的核聚變項目撥款；在服務部的工作人員每個月有7—15元津貼，但是他自己沒有拿；服務部無償借用過物理所的工具和設備，這些事情都記在服務部的帳上，但這不是原則問題。[8]
1982年2月6日（正月十三），立春剛過，孫洪和趙綺秋就到物理所找管惟炎，不讓物理所查賬。趙綺秋說，服務部只發給每人每月不超過30元象徵性的津貼，因為搞課題的人沒錢就不願搞科研了，但是陳春先等幾個主要領導沒拿一分錢。管惟炎認為市科協偏袒陳春先，談話不歡而散。2月26日，趙綺秋和陳慶國參加了等離子體學會的常務理事會。談鎬生說，「人才單位所有制」是在浪費人才。潘良儒也支持陳春先。趙綺秋提議，根據國務院財務大檢查的要求，由市科協組織有關人員檢查服務部的財務。此提議一致通過。3月初，趙綺秋、陳慶國和科協的一位會計師查閱了服務部帳目的全部20多筆收入和350多筆支出（另一種說法是22筆收入和236筆支出[9]），認為沒有問題，只是打白條多了一點，因為服務部以工資形式給工作人員支付津貼，有許多領津貼時簽字的紙條。[1]
這個期間，陳春先讓美籍華人孫良方住在自己家中，違反了外事紀律。服務部與《科技導報》也被查出問題。其背景是，1980年陳春先訪問美國時認識了加州大學物理學家孫良方教授，孫良方的夫人錢寧是《科技導報》首任主編。陳春先為《科技導報》申請出版發行的許可證、打通在中國的發行渠道，並通過服務部為此支付了五千多元的相關費用。[8]《科技導報》由楊振寧、李政道等人倡議於1980年在美國創刊，1984年轉至中國辦刊並正式建社，1986年成為中國科協學術會刊。[12]
於是，管惟炎上報中國科學院有關部門，說紀世瀛、崔文棟等人搞內部項目承包，陳春先動用室主任的權力挪用國家撥的科研經費，違規在家接待外賓孫良方，應該徹底核查服務部的賬目，立案查處陳春先。[5]4月初，趙綺秋聽說科學院要立案審查服務部，就趕到三里河的中科院紀委，認為服務部賬目混亂、白條多、用了物理所的工具、陳春先違反外事紀律等問題都是小事。趙綺秋還向市委組織部部長佘滌清作了匯報，得到了市委支持。趙綺秋陳述的理由是：科技成果推廣以單位為主體，是領導批准和現行體制所允許的；新技術擴散以科技人員為主體，帶有自發性質。農業上已經包產到戶，知識分子也應該可以在業餘時間去辦服務社。如果管惟炎把科技人員視為本部門私有財產，那麼就應該允許科學家把知識視為個人私有財產。[8][1]
管惟炎還組織人到合肥的中科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電子工業部各所進行調查（第四機械工業部、國家廣播電視工業總局、國家電子計算機工業總局已於1982年5月合併成電子工業部）。在物理所全體職工大會上，管惟炎對陳春先和紀世瀛進行公開點名批評，認為把國家幾十年積累的科研成果販賣出去，是「科技二道販子」；服務部每月還發津貼，鼓勵不務正業、腐蝕科研隊伍、搞歪門邪道。開會的當天晚上，就有參加服務部工作的人後悔了，到陳春先家退回津貼。[8]
過了幾天[何時？]，管惟炎要求陳春先寫份材料、做個檢查，以後要麼別做服務部，要麼離開物理所。陳春先認為，物理所以國防科研為主，每天花掉國家3萬元，卻沒有收入。管惟炎通知陳春先，物理所要派人強行檢查服務部的帳。陳春先馬上召集服務部骨幹成員開會，紀世瀛等負責人堅決反對物理所查賬。陳春先為了把市科協作為擋箭牌，就找到趙綺秋。趙綺秋又報告給田夫、孫洪，兩人都不同意物理所查帳，讓趙綺秋與管惟炎協商。[8]
協商無果後，管惟炎要求中科院與市科協聯合檢查服務部的賬目。紀世瀛等人決定再次向市科協領導當面匯報。孫洪和田夫表態支持他們，但同意聯合查帳。如果查了賬沒有問題，物理所就無話可說了。[8]同時，市科協對服務部提出了三點注意事項：不與研究所爭任務；使用單位的成果、器材、場所，要經單位同意並給予補償費；外事活動要上報有關部門審批。[13]
5月，由物理所一位副所長帶隊和市科協人員組成工作組進駐服務部查賬。儘管受到市科協的阻撓，物理所仍然複印了全部賬目。管惟炎用服務部賬目記載的情況，派人到北京和外地與服務部有合作關係的單位追查陳春先的經濟問題。物理所裡面凡是在服務部拿津貼的人個個面談，外單位人員通知本人單位。[8]
針對服務部發放津貼的問題，陳春先早有準備。他的依據是中國科協和國家科委的規定：科技人員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科技諮詢工作，每月可以獲得15元左右的津貼。但是他拿不出這些部級的保密文件，就在國家科委辦公廳存檔處找到方毅的一份講話，其中談到了津貼費。[8]從1977年到1984年，國家科委主任是方毅。為科技人員恢復技術職稱和發放科研津貼，正是1977年6月20日到7月7日方毅主持召開中科院工作會議之後的事情。[14]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
不過，1982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拿過服務部津貼的知識分子們都害怕被扣上經濟問題的帽子，紛紛把津貼退給服務部，甚至退出服務部。由於物理所不公布查賬結果，使得社會輿論對服務部非常不利，服務部面臨被拖垮和解體的危險。[5]
其間[何時？]，服務部的一名骨幹希望打擊管惟炎，把柄是管惟炎在文革後期成為中科院物理所惟一被結合進革委會的科學家，任革委會副主任，毛主席去世後曾給江青寫過「效忠信」，該骨幹當時在政工組看過這封信。但陳春先沒有照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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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田夫升任中國科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15]此時，雙方依然僵持不下。由於北京市科協當時是群眾團體，中科院則屬於中央級單位，必須夠到更上一級才能扳倒管惟炎。不過，趙綺秋此前在《北京日報》等單位當了17年的記者，深知內參的特殊作用。恰巧，趙綺秋的丈夫周鴻書當年任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主管採編業務。1982年底，周鴻書派新華社記者潘善棠兩次採訪陳舂先和紀世瀛，並親自對這篇1500多字的文章進行審閱和修改。1983年1月6日，一份題為《研究員陳春先搞「新技術擴散試驗」初見成效》的絕密級內參在《國內動態清樣》第52期刊出，直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閱，全中國共有100人左右有資格看到。[16]其中說：
| “ | ……這些小工廠（有的是科學家或教授們辦的）由於接受了科研單位或大學的最新技術和成果，以極低的能源和材料消耗，生產「技術密集型」小批量新產品……這些產品的價值，主要是「物化的」專門科學技術知識。 ……近兩年來，這個「服務部」先後與有關單位簽訂了27個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與海淀區四個集體所有制的小工廠建立了技術協作、幫助開發和移植新產品的關係，幫助海淀區創建了海淀區新技術實驗廠和三個新技術服務機構。 擴散新技術和科研成果的一些機構建立後，陳春先又與海淀區培訓中心合作，辦起了行業知識青年技術專修班，培養為擴散新技術和科研成果所必需的人才。第一期電子技術培訓班於1981年10月開學，學員60人，學制一年半（全日制）。第二期專修班於1982年10月招生開學，學制三年，分工業與民用建築、科學儀器設備和電子計算機應用三個班，每班50餘人。教學工作由清華、北大和科學院各研究所的教師、研究人員擔任。這些高中畢業的社會待業青年，經過專修培訓後，一部分將安置在他們創建的新技術實驗工廠和新技術服務部，一部分將按合同安置在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和一些大學，為它們提供技術服務。 ……但陳春先進行高科技成果、新技術擴散試驗，卻受到本部門一些領導人的反對，如科學院物理所個別領導人就認為，陳春先他們是搞歪門邪道，不務正業，並進行阻撓，使該所進行這項試驗的人員思想負擔很重，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繼續試驗的積極性。 |
” |
| ——原海淀區委書記張福森，《中關村改革風雲紀事》[5] | ||
1983年1月7日，曾經擔任過中科院院長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批示：「陳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8日，主管科教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批示：「陳春先同志帶頭開創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條新路子。一方面較快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做貢獻。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當然還要研究必要的管理辦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委託科協大力支持。如何定，請耀邦酌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當天批示：「可請科技領導小組研究出方針政策來。」13日，國家科委副主任趙東宛批轉「請明瑜同志閱，在我們制定製度和政策時可按胡耀邦同志和胡啟立同志指示精神把陳春先同志的意見考慮進去。」
此後，出現了一系列密集的肯定性言論。1983年1月25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首都新聞和報紙摘要廣播了有關陳春先同志事跡的通訊，明確指出，服務部的大方向完全正確，應當予以支持。[17]當天的《人民日報》在報紙要目中登載了《經濟參考報》的一則消息：研究員陳春先等探索一條把新技術、新科研成果擴散到生產中去的路子。1月29日，當年1月1日剛剛創刊的《經濟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題為「為儘快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研究員陳春先擴散新技術竟遭到阻撓，國務院領導同志說：陳春先的做法完全對頭，應予鼓勵」的長篇報道，而且加了言詞激烈的短評：「那種動不動就搞什麼『重點審查』，打棍子，戴帽子的惡劣做法，都應當看作是『四人幫』的流毒而予以消除。每一個機關和它的領導人員以及人事部門，都不妨按照黨中央有關指示精神，看一看你們那裡有沒有類似對待陳春先那樣的事件，要是有的話，都要毫不手軟地揭發出來，加以解決。」[1]這則消息再次上了當天《人民日報》的報紙要目：「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等離子體物理研究員陳春先進行新技術擴散，遭到阻撓」。
管惟炎打電話告訴經濟日報社的有關負責人，說陳春先以權謀私、有經濟問題。其結果是，《經濟日報》繼續做了系列報道，非常有底氣地公開指出：「我們要大力支持科技界的改革工作。阻撓、抵制改革的『馬蜂窩』一定要捅，而且要一捅到底，影響新生事物發展壯大的阻力一定要堅決排除。」[18]這些報道包括：《陳春先從事新技術擴散未取分文，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帳目沒問題》（1月31日）、《給「科學上的二道販子」摘帽子》（2月2日）、《科技人員能量遠遠沒有發揮》（2月3日）、《不做改革的旁觀者》（2月7日）和《奮鬥不息的人》（2月16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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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春先決定放棄「鐵飯碗」的編置和保障，大膽地脫離中科院，在服務部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機構。在海淀區工業總公司二樓會議室里，胡定淮（海淀區科委主任）、趙綺秋、丑續（工業總公司黨委書記）、孫景侖（區科委副主任）和服務部的人聚在一起，研究落實中央領導的批示，進一步擴大並發展服務部。經過協商，市科協、海淀區、區科委、工業公司將共同充當保護傘。區工業總公司提供海淀區標準件廠的二層樓作為活動場所，以及十萬元無息貸款，條件是把公司的企業技術改造承包起來，接管瀕臨倒閉的、生產螺絲的海淀區標準件廠[19]。他們剛開始給新機構起名叫「北京市海淀區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後來紀世瀛從《楊家將》裡面佘老太君唱詞獲得靈感，添加了「華夏」一詞，定名為「北京市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海淀區工業公司，海淀區科委，北京市科協聯合組成理事會。胡定淮、趙綺秋、陳春先、王煥章（工業總公司總經理）是正、副理事長。陳春先是所長，紀世瀛是常務副所長，崔文棟是主管財務的副所長，谷京陸是負責業務的總工程師。[1]
1983年4月15日，在海淀區標準件廠所在地（中關村花園路6號），乙門二樓東頭的大車間裡[1]，北京市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在北京市工商局註冊為「中國科學技術諮詢服務中心華夏新技術開發總公司」，簡稱「華夏所」）正式宣布成立。它作為北京市第一個民辦研究所，曾承接過中科院委託的高精度恆流恆壓電源項目等重要工程[20]。
1983年6月17日，原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裴麗生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之後成為中國科協顧問。1984年，裴麗生召見紀世瀛和陳春先，並由紀世瀛起草了一份報告。1984年5月9日，裴麗生批示：「此件請寶恆、渤民同志研究，田夫同志了解情況，對自負盈虧的民間實體，我看，我們可以大力支持。」田夫當即批示：「我同意裴老的批示，現在是如何正式承認這個機構，給他一個正式批件，幫助解決問題，使其健康發展。」[1]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陳春先與華夏所的調查報告
根據北京科技研究管理中心的《陳春先與華夏所的調查報告》（1986年7月1日），華夏所於1983年4月和5月分別成立了華夏電器廠和華夏電器技術服務公司。1984年底，有100台微機的收入被華夏電器廠和華夏電器技術服務公司分別占用，導致華夏所無力支付250萬元成本，供貨方廣東商業總公司和廣東音響廠向廣東人民法院起訴華夏所。1985年9月，紀世瀛辭去華夏所副所長的職務。[19]經歷了1986年的官司，華夏所的帳號被「封」以後，剩餘的物資被銀行訴訟保全，一切業務都停止了。紀世瀛抵押了全部家產，借了5萬元錢，帶着華夏所的剩餘人員，於1986年4月21日創建了「北京市理化應用技術研究所」，掛靠在國家科委人才開發服務中心。1989年11月1日，廣州人民法院帶着陳春先辦齊了手續，把華夏所封在倉庫里的全部物資、文字資料、全部查封清單，共查沒44種、數萬件，價值219萬元人民幣。[21]
1984年6月23日，華夏所與中科院北京器材供應站簽訂技術開發合同，在10月底之前分兩批研發並交付100台專用計算機，收取定金40萬元，向銀行貸款275萬元。在合同執行的最後一天，器材供應站以質量不合格為由提出終止合同。一大批微機壓在手上，開發支出無法支付，貸款也無法歸還。華夏所要求對方履行合同。海淀區工商局仲裁委員會的裁定（1985年8月2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1986年10月26日）和二審判決（1989年9月6日）都是華夏所勝訴。[19]1990年11月1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改判，華夏所敗訴，理由是華夏所的經營範圍不含計算機[3]。1993年，為華夏所擔保200萬元銀行貸款的海淀科委被工商銀行告上法庭，要求賠償780多萬元的連本帶息。海淀科委副主任孫景侖出庭說：「以海淀科委的經費來償還，200年也還不上。」[21]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
1987年1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1987年2 月10日至12日，中國科協在北京召開全國民辦科技實業家座談會。2月13日，全國民辦科技實業家座談會全體代表發出了關於籌備成立「中國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的倡議書。[22]1987年3月28日，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成立，理事長是趙綺秋。[23]5月3日，中國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成立，理事長是中國科協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陳繩武。1990年3月26日，紀世瀛接任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會長一職。4月20日，紀世瀛成為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的第二任理事長，裴麗生、趙綺秋等人被聘為顧問。[24]4月24日，紀世瀛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嚴濟慈親筆題寫了「科技之光」四個字。[25]但是，這些都沒能阻止華夏所的倒閉。
1985年，陳春先正式從中科院物理所辭職，以「金融租憑」的形式引進設備，創辦「北京華夏硅谷信息系統有限公司」並任總裁。當時，華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員，每輸入1000個字符收入為0.4元，順利的時候每年收入幾十萬美元。[20]根據齊忠的回憶，陳春先曾說：「1988年我們公司業務是倒賣計算機，出售一台計算機的利潤在1萬元左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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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和評價
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有兩個著名的村非常關鍵：安徽的小崗村、北京的中關村。[26]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是中關村的萌芽，在知識分子當中復甦了科技的小農經濟，並催生出一批IT類「新生代農民工」[27]。陳春先的父親陳之長是清華學堂早期留美學者，回國後曾擔任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理事長、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兼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系主任。[28]而服務部的人員構成，也恰恰體現出專家圈子的代際轉化和自我繁殖過程在改革開放以後被重新開啟，同時反映出技術精英通過成為資本家來進行內部再生產，全民所有的科技知識被逐步私有化，以及知識分子群體的固化、排他、壟斷等問題[29][30][31]。從服務部的半間房到技工貿一體化的「電子一條街」，印證了張春橋的描述「衛星上天、紅旗落地」[32]，也符合列寧的論述：「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33]。[34][35][9]對此，原中關村管委會委員趙慕蘭評價說：
像陳春先這樣的科技人員「下海」以後，……因為他們的企業沒有國家投資，要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他們就看到了市場的一些縫隙：電子元器件，大專院校誰都要，電子計算機進口了，沒有零配件，一個元器件損壞了整個機器沒法用。這種縫隙他們太了解了。再加上，他們已經採取了企業的方式做事，就開始懂得買和賣。[36]
《人民日報》在回顧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報道中，往往會以正面口吻提到服務部，並且版面的規格相當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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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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