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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產黨（馬列）中央組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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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產黨（馬列）中央組織委員會（Central Organising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簡稱印共（馬列）中組委（COC, CPI(ML)），是印度的一個已不存在的共產主義政黨，原印度共產黨（馬列）的一個主要分裂派系。中組委占據了馬哈德夫·慕克吉（Mahadev Mukherjee）領導的親查魯·馬宗達集團與薩蒂亞納拉揚·辛格領導的反馬宗達集團之間的中間位置。中組委不能清晰地表達共同的意識形態立場，不久就內部分裂。中組委的兩個分裂組織中，安得拉邦部分是印度共產黨（毛主義）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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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克吉和夏爾馬的分裂，中組委的誕生
中組委的出現始於1973年，因為旁遮普地區分支前書記和原印共（馬列）中央委員會成員夏爾馬（Sharma，Jagjit Singh Sohal）開始遠離後期印共（馬列）總書記查魯·馬宗達。[1] 夏爾馬已成為印共（馬列）親馬宗達派的書記，但很快與該派別的另一主要領導人馬哈德夫·慕克吉形成分歧。[1] 夏爾馬開始遠離馬哈德夫消滅階級敵人的路線以及最初的印共（馬列）口號「中國的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1] 慕克吉宣布開除夏爾馬的黨籍。[2] 1973年10月，夏爾馬組建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由他自己、桑尼蒂·戈什（Suniti Ghosh）、Sham Chopra和拉姆·納特（Ram Nath）組成。[1] 在與許多邦委員會建立聯繫之後，夏爾馬領導的小組將印共（馬列）中組委作為獨立的政黨於1974年2月建立。[1][3] 印共（馬列）中組委聚集了旁遮普的夏爾馬集團、安得拉委員會、西孟加拉邦的桑尼蒂·戈什和北方邦的一些黨的幹部。[4] 印共（馬列）中組委發布了名為《解放》的刊物。[4] 印共（馬列）中組委試圖統一所有曾在1972年馬宗達去世時已成為印共（馬列）組成部分的團體，重申馬宗達的黨是唯一真正的印共（馬列）（從而拒絕薩蒂亞納拉揚·辛格的破產的印共（馬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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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得拉邦
加入印共（馬列）中組委的最強大的團體是康達帕利·西薩拉馬亞領導下的安得拉邦委員會。[3]截至1974年，安得拉邦委員會駐紮在那格浦爾。[5] 安得拉邦委員會有五個活躍的武裝分隊（被稱為「達拉斯」（dalams））和一些縣級黨委。[3] 這些分隊繼續進行消滅行動。[6]
1974年1月，最初的印共（馬列）小隊幾乎全被拆除，而印共（馬列）中組委在1974-1976年重組了小隊行動。[6] 印共（馬列）中組委小隊的活動主要限於特倫甘納邦。[6] 在Medak地區，由Kotagiri Venkati領導的一個小隊特別活躍，1974年發生近30起搶劫事件，1975年發生類似事件。[6] 1976年6月25日Venkati在瓦朗加爾縣Mupparam被殺後該小隊瓦解。[6]
在安得拉邦的一些地區，印共（馬列）中組委動員了針對地主和放債者的紛亂。[6] 印共（馬列）中組委試圖動員哥達瓦里河森林中的阿迪瓦西人，這項努力沒有成功，當地居民中沒有建立組織。[6] 在阿嫩達布爾縣的Dharmavaram taluq地區，印共（馬列）中組委組織農民並奪取了約1000英畝土地。[6] 當運動領袖斯里拉姆魯姆（Sriramulu）和一些農民被地主殺害時，達摩瓦拉姆（Dharmavaram）的鬥爭突然結束。[6]印共（馬列）中組委在Nizamabad Cement Factory，Usha Engineering和其他地方的工業罷工中發揮了作用。[6] 印共（馬列）中組委在海德拉巴縣、普拉喀桑縣、內洛爾縣和和那爾貢達縣舉辦農業工人罷工活動，所有活動都以地主有限的讓步結束。[6]安得拉邦委員會也開始組織一些群眾組織，如激進學生會和激進青年團。[5][6]
印共（馬列）中組委設法獲得革命作家協會（革作協）的知識分子、作家和詩人的支持。[6] 斯里·斯里擔任革作協主席。[6] 革作協成員在安得拉邦巡迴演出並組織了群眾大會，並由來自人民劇團的音樂隊陪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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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邦
另一個加入印共（馬列）中組委的團體是喀拉拉邦的群眾路線（Mass Line）團體。[7] 在克什米爾，R·P·薩拉夫的團體同意加入印共（馬列）中組委，但在現階段拒絕中央黨的觀念。相反，薩拉夫要求印共（馬列）中組委暫時僅作為協調機構。[3] 同樣，北方邦委員會要求印共（馬列）中組委應該向所有毛派開放。[3] 印共（馬列）中組委不同意薩拉夫和北方邦委員會的建議，這兩個團體選擇不加入該黨。[3]
失敗的統一戰線嘗試
1975年，為回應緊急狀態，印共（馬列）各分支參加了由印共（馬列）辛格派（印度共產黨（馬列）臨時中央委員會）組織的會議。團結委員會和印度共產主義革命者團結中心（馬列）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發表聲明，呼籲組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然而，統一戰線從未實現，印共（馬列）中組委和印共革團結中心（馬列）譴責該聲明。[2] 此後不久，印共（馬列）中組委開始瓦解。[2]
《革命之路》和印共（馬列）中組委的分裂
印共（馬列）中組委從建立開始就遭受了長期的組織危機。[1][4] 它未能使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重新團結起來，為黨建立共同的思想路線。[1][4] 相反，有三個不同團體發布的文件：夏爾馬、戈什和安得拉邦委員會。[4] 印共（馬列）中組委缺乏統一的理論分析。相反，黨領導層的成員通過拒絕當時納薩爾運動的另外兩條主線，即馬哈德夫·慕克吉和薩蒂亞納拉揚·辛格而團結一致。印共（馬列）中組委不同意沒有任何修改的馬宗達路線的延續（即慕克吉的位置），但它無法消化辛格的綱領：呼籲經濟鬥爭、群眾組織、統戰、森林根據地和斷然拒絕消滅路線。[3]
1975年10月，三份文件被撤回，《革命之路》（Road to Revolution）被採納為妥協措施。[4][2] 《革命之路》認為，印度背景下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1] 它支持武裝鬥爭，但指出，群眾組織的鬥爭也是有效的，而鬥爭方法將由當地的動態決定。[1]
「革命之路」未能解決印共（馬列）中組委的政治危機。[4] 印共（馬列）中組委的安得拉邦和比哈爾邦委員會繼續堅持消滅階級敵人的路線。[1]儘管如此，安得拉邦委員會三名委員之一M. Appalasuri，呼籲參加人民院選舉。[1]1976年，安得拉邦委員會脫離印共（馬列）中組委，[4]後來建立了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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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釋放囚犯
在經過1977年人民院選舉後，緊急狀態下逮捕的許多政治犯被釋放。然而，納薩爾派囚犯沒有從這一舉措中受益。1977年4月9日，印共（馬列）中組委的桑尼蒂·戈什、印度共產黨（馬列）臨時中央委員會的薩蒂亞納拉揚·辛格、印共（馬列）團結委員會的Khokan Majumder和印度共產主義革命者團結中心（馬列）的Apurba Roy簽署了一份給總理莫拉爾吉·德賽的諒解備忘錄，以呼籲無條件釋放12000名革命囚犯並恢復公民自由。在反緊急狀態鬥爭中，人民黨承諾釋放政治犯。然而他們一掌權就違背了這一承諾。[9][10]
進一步瓦解
1977年，拉姆·納特（Ram Nath）領導的一個派別，聚集了印共（馬列）中組委的德里、比哈爾邦和北方邦委員會中的多數派，脫離並組建了印度共產主義聯盟（馬列）。[4][11][2] 桑尼蒂·戈什脫離印共（馬列）中組委並繼續經營一個名為印共（馬列）中組委的小派系。
印共（馬列）中組委旁遮普委員會書記Sham Chopra離職並加入T. Nagi Reddy集團。[1] 1979年，夏爾馬的印共（馬列）中組委又遭遇了另一次分裂，因為旁遮普的一些黨派領導人拒絕他對中國的鄧小平和三個世界理論的支持。[4][1]
1982年，印共（馬列）中組委的M. Appalasuri派與Bhowani Roy Chowdhury的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馬列）統一」組織合併為印度共產黨（馬列）黨團結。[12][1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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