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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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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是一種反對科學以及科學方法的理念。[1]持有反科學觀點的人認為科學並不能作為一種尋找普遍知識的客觀方法。他們尤其會認為化約主義在面對這麼一個複雜的世界時是非常受限的，難以幫助我們達到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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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不等同反科學主義。反科學人士認為科學並不能作為一種尋找普遍知識的客觀方法；而反科學主義者則反對科學可以凌駕一切所有的知識學說。反科學主義者是反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全然應用在其他領域，如哲學、社會學和人文學科，也就是反對「物理學就是一切，其他皆集郵」的說法。
歷史
早期科學革命時期的懷疑態度、道德擔憂、對牛頓科學的抨擊以及對科學教條主義和還原主義的批評。在科學革命的早期階段，像羅伯特·波義耳（1627–1691）這樣的科學家與像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這樣對科學持懷疑態度的人發生了衝突。霍布斯認為科學不能滿足獲得真正世界知識的需求，他將科學區分為「可證明」（demonstrable）和「不可證明」（indemonstrable）領域，認為只有我們製造的事物的原因才能被知曉，而對於自然界，我們只能從其效果中推測原因[2]。
讓-雅克·盧梭的道德警示：盧梭在他的《論科學與藝術》（1750）中提出，科學可能導致道德敗壞。他認為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導致了美德和道德的腐化，但他也指出，笛卡爾、培根和牛頓等科學家應該受到高度尊敬，而道德敗壞更多地是由社會對科學家的不良影響所致[3]。
威廉·布萊克的反牛頓立場：威廉·布萊克反對艾薩克·牛頓的工作，被視為最早和最有影響力的美學或浪漫主義反科學觀點之一。他在詩歌《無辜的預兆》（Auguries of Innocence）中描繪了美麗和自然的知更鳥被牛頓式的數學和科學所囚禁的形象。布萊克認為，牛頓等人強調理性，實際上只是「無神論的三大導師」，他們帶來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對科學教條的質疑：尼採在《歡樂的科學》（1882）中質疑科學教條主義，認為科學只有在放棄確信的情況下才能獲得進入領域的資格。他指出，科學本身也依賴於信仰和假設，沒有「先驗假設」，科學無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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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主義是指將科學視為唯一確定規範和認識價值的手段，常常被批評為在不適當的情況下過度應用科學。還原主義是一種更細緻的批評，它指責科學家過度簡化複雜現象，將其還原為更基本的部分。然而，一些科學家可能接受被稱為還原主義的標籤，同時也承認還原主義在概念和哲學上存在一些缺陷。
然而，也存在非還原主義觀點，認為科學不能僅僅通過還原主義方法來理解複雜現象。這些觀點共同構成了反科學思想在歷史上的複雜格局。
一些科學領域，如統計物理學、混沌理論、複雜性理論等，提出了非還原主義觀點。它們認為，單位之間的強烈相互作用會產生在「更高」層次上無法單獨通過還原主義解釋的新現象。這些領域的研究偏向於拒絕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
政治觀點
對於反科學的一種表述是「否認普遍性以及…將選擇合法化，」而科學發現的結果並不總是代表任何潛在的現實，只能反應出優勢群體在社會中的意識形態。[4]在這樣的觀點下，科學會與政治權利聯繫在一起，而且會被視為保守順從、抑制創新、抵制變化和獨斷專行的信仰體系。這包括一些觀點，例如「科學有着資產階級和/或歐洲中心主義和/或男性主義的世界觀。」[5]
反核運動常與左翼聯繫在一起，[6][7][8]其經常因誇大了核能的負面影響[9][10]和低估了通過利用核能來降低非核能源環境成本的能力[11]而被批評。在許多跨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領域界也經歷過左翼的抵抗，例如社會生物學[12]、演化心理學[13]，以及群體遺傳學[14]。這是由於這類科學與科學種族主義[15]與新殖民主義[14]存在感知上的聯繫。這些領域的評論家，例如史蒂芬·古爾德，就曾被控訴有嚴重的政治偏見[16]以及從事「暴民科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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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浪漫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一種經常被稱為反啟蒙運動的反應。浪漫主義強調直覺、熱情和對自然的有機聯繫是人類的原始價值，而理性思考只不過是人類生活的產物。有許多案例有關現代保守主義反科學爭論，這其中主要集中於後者有關物種演化的學說[18]及現代高校中的宇宙學教育，而環境問題則與全球變暖[19][20]和能源危機有關。
右翼經常會將這些包括呼籲陰謀論的反科學的特徵聯繫在一起，來解釋科學家們為什麼相信他們所相信的[21]，試圖以此破壞通常同科學聯繫起來的信心或力量（例如全球變暖陰謀論）。
在某些語境中，反科學行為依賴於宗教、道德和文化衝突。在宗教反科學哲學主義中，科學是一種破壞傳統價值的反精神和唯物主義力量，它破壞了傳統價值觀，族裔認同和過去的歷史智慧，以理智和世界主義重塑世界。
不同領域
針對科學的哲學異議通常是對還原論作用的異議。例如，在心理學領域，「還原論者和反還原主義者都承認…非分子性的解釋可能並不會在其分子性解釋中被改善、糾正或使其更接地氣。」[22]而且，「認知論的反還原主義者認為，『鑑於我們有限的智力，我們無法掌握許多複雜現象中的最終的物理解釋，即使我們知道物理法則支配着他們的最終成分。』」[23]有些人視反科學為「在學術環境中…這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人認為劃清科學，科學主義及由偽科學導致的反科學立場的界限是有問題的，有些人認為沒有什麼能夠被確切的知道。」[24]
許多哲學家「被以還原論是否應該成為了解世界的中心策略為標準劃分」。[25]然而，許多人都認同「儘管如此，但是出於一些原因，我們希望科學來發現物理還原性以外的性質和解釋」的觀點。[25]這樣的問題阻止了「來自一位反還原主義者對與沒有純粹真實概念的擔憂，也就是說真實的表徵就是…科學規定聲稱」。[26]這就是有人選擇康德「真實是最終不可知的，所有的理論模型都只是對其不完美的近似」的觀點。
社會學家托馬斯·吉倫提到「有些社會學家似乎有反科學傾向」[27]。托馬斯·吉倫爭論道，「有些哲學家和反科學類型的人」，他們可能提出了「會威脅到人們對科學知識的信任的虛幻圖景」[27]，或者他們似乎是在「反科學解構的路上走的太遠了」[27]。這樣的問題經常在於有多少科學家符合「社群主義、普遍主義、無私、獨創性以及…懷疑主義」的標準觀點[27]。不幸的是，「科學家們並不一定一直符合…科學家們通過寵愛自己的學說來得到熱情，他們依靠名譽來評判一名科學家的工作，他們通過研究獲得名譽和收入。」[27]因而，他們可能會在自己的工作中展現出固有的偏見。「（許多）科學家並不像傳言所賦予他們的一樣理性和邏輯，也不像一些相對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他們無邏輯和不理性。」[27]
反科學在商業化科學與人道科學不是反對科學本身，而是反對將科學用於牟利的商業化趨勢。一方面，有人主張將科學應用於贏利和商業目標，而另一方面，有人主張將科學用於人道目標，以解決環境問題。這種衝突體現在科學是否應該為了贏利而被商品化的爭議中。[28][29]
反科學還表現為微觀科學和整體科學之間的衝突。微觀科學側重於研究事物的最小組成部分，而整體科學更關注事物的動態整體性質。這種衝突涉及到科學方法的選擇，以及如何更全面地理解和解決環境問題。
許多科學家和環境活動家積極參與環保運動，警告有關臭氧層損耗和溫室效應等環境危險。這顯示出科學家在關注環境問題時支持反商業化和人道科學的傾向。
類似的反科學傾向也在醫療領域中存在。患者和從業人員有時會拒絕科學，採取偽科學方法來解決健康問題，例如使用不具科學可信度的療法。這種趨勢可能涉及到患者的實際健康決策和對科學的概念性拒絕。反科學還體現在對遺傳改良食品的擔憂中。儘管科學界一直在強調這些食品的安全性，但一些公眾仍然對其表示擔憂，部分原因是反科學的觀點，認為科學不可信，因為它是不斷修正的。反疫苗運動也體現了一種反科學的傾向。雖然這些反對者可能會借用一些看似科學的論點，但他們的方法中也包含着反科學的元素。他們對科學的懷疑和拒絕，可能導致拒絕接種疫苗，這對公共健康構成風險。[30]
反科學在生態和健康領域並不是反對科學本身，而是涉及到科學在解決問題和應用中的不同方法和目標。這種衝突常常涉及到科學是否應該服務於商業利益或人道目標，以及在環境保護和醫療領域中如何應用科學方法的問題。同時，一些人可能會將科學視為不可信或不足以解釋複雜問題的工具，這也體現了一種反科學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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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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