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聯盟婦女大會

國際聯盟婦女大會（英語：Inter-Allied Women's Conference）於1919年2月10日在巴黎召開，又稱盟國與美國婦女參政權大會（Suffragist Conference of the Allied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注 1]}），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與巴黎和會同期舉行，旨在把婦女問題帶入和平進程的國際會議。多次要求參加正式會議遭拒後，國際婦女參政權運動領導人得以向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表達訴求。4月10日，婦女代表獲許向國際聯盟委員會提出決議，內容涉及婦女與兒童販運、政治和參政地位、開展教育改革納入所有國家人民的人權。

二月國際聯盟婦女大會代表（從左至右）：

• 第一排：弗洛倫斯·賈弗里·哈里曼（美）、瑪格麗特·德維特-斯倫貝謝（法）、瑪格麗特·皮雄-蘭德里（法）
• 第二排：朱麗葉·巴雷特·魯比（美）、凱瑟琳·貝曼·戴維斯（美）、塞西爾·布倫施維格（法）
• 第三排：米利琴特·費塞特（英）、雷·斯特雷奇（英）、羅莎蒙德·史密斯（英）
• 第四排：簡·布里戈德（比）、瑪麗·帕倫特（比）
• 第五排：妮娜·博伊爾（南非）、路易絲·范登普拉斯（比）
• 第六排：格拉齊耶拉·桑尼諾（意）、伊娃·米茨瑪（波）

與會婦女代表的大部分目標未能實現，但她們的堅持拉開婦女正式參與國際條約談判帷幕。她們為女子爭得出任國際聯盟從工作人員到會議代表在內任何職務的權利，推動通過人道主義勞動條件和制止人口販賣的規定。婦女得以參與正式和平會議證明她們完全有能力涉身國際決策制訂，並將人權事務探討全球化。

背景

組織大會的瑪格麗特·德維特-斯倫貝謝

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深遠，四大帝國淪落並有眾多國家誕生或獨立，世界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氣候大變^[3]。1919年的巴黎和會旨在初步確立和平條款，計劃由全世界33個國家代表參加，還打算以道德和法律原則為基礎建立新國際社會秩序^[4]:61。為達成目標，大會呼籲非政府組織協助，非政府組織和急於通過大力宣傳推動議程的遊說團體對此極為關注^[4]:62。

和會組織方原計劃根據全體會議要求起草條約，但出於恢復國際社會穩定、保密和加快會議進程考慮又不能召集公共議程。和會於是改由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幾個主要大國的總理、首相和外長為首組成最高理事會，^{[5]:362–363[6]}負責為與會代表商談條約內容^[6][5]:365。外交官、政策等領域專家組成52個獨立委員會及其他理事會為各種條約的具體條款制訂框架^[6]，再向最高理事會推薦。這其中的勞工問題委員會和國際聯盟委員會後來同意與婦女代表會晤^{[5]:367–368}。^{[4]:67[7]:508}

世界各國領袖齊聚巴黎，為起草停戰協定後的和平條款談判。國際婦女參政聯盟副主席及輔助組織法國婦女參政聯盟（Union française po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主席瑪格麗特·德維特-斯倫貝謝（Marguerite de Witt-Schlumberger）1919年1月18日致信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8][9]，敦促他為婦女參與條約談判和政策探討提供方便^[10]:1–2。法國婦女參政活動家對針對婦女的戰爭罪行和婦女政治機構缺乏正式發聲渠道充滿憂慮^[11]，於1月25日再度致信威爾遜，強調婦女曾與男子並肩作戰，無數女子在戰爭期間支持男子，巴黎和會理應解決婦女議題。威爾遜承認婦女的參與和犧牲，但不同意讓女人正式參與和談，聲稱婦女關心的議題超出和會範疇，與會代表無權對各國政府如何管理國內事務指手劃腳。^[12]

2月1日，以《女子生活》（La Vie Feminine）主編^[13]、法國前內閣部長加斯頓·湯姆森（Gaston Thomson）之女瓦倫丁·湯姆森（Valentine Thomson）^[14]為首的80名法國女子面見威爾遜^[14][15]，呼籲總統把婦女訴求納入和會議程；威爾遜的答覆與之前類似，婦女公民和政治權利屬國內事務^[15]。2月3至8日，勞工和社會主義國際大會在瑞士伯爾尼召開，匈牙利駐瑞士大使、匈牙利女權主義者協會創始人羅西卡·史威默（Rosika Schwimmer）組織特別會議^[16]，邀請國際婦女爭取永久和平委員會成員參加^{[7]:506–507}。勞工和社會主義國際大會代表決定支持用民主手段建立國際聯盟和婦女參與巴黎和談^{[7]:506–507}。

法國婦女參政聯盟和法國婦女全國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s femmes françaises）成員有樣學樣，在德維特-斯倫貝謝帶領下邀請國際同仁於2月10日和會召開同期齊聚巴黎^[17][10]:2。她們向所有協約國婦女參政權組織發出參加婦女大會的邀請函，向「正式」大會（指巴黎和會）代表轉達她們的觀點和訴求；法國女權人士同時致力於說服和會男代表支持婦女參與^[10]:2，堅信只有依靠國際合作與協調才能解決國內社會經濟問題^[18]:29。響應號召派代表參加大會或帶來所在國情況的國家包括法國、意大利、英國、美國、亞美尼亞、比利時、新西蘭、波蘭、羅馬尼亞、南非^{[10]:9[19]:89, 104[20][21]}。

動作

二月

米利琴特·費塞特

巴黎和會談判從1919年1月持續到5月^[4]:60，婦女大會從2月中旬持續到4月中旬^[10]:1。2月10日大會開幕，巴黎青年律師協會副主席、法國婦女參政聯盟中央委員會書記員、女律師蘇珊·格林伯格（Suzanne Grinberg）擔任大會書記^[19]:310。湯姆森與法國婦女參政聯盟成員^[22][10]:9、作家路易絲·康潘（Louise Compain）充當格林伯格的編輯和翻譯^[10]:9。德裔美國報社記者康斯坦斯·德雷克塞爾（Constance Drexel）在大會期間與婦女代表合作，為芝加哥論壇報外國通訊社撰寫每日報導^[23][24]。

2月11日^[25]，英國婦女參政運動領導人、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主席米利琴特·費塞特^[26]為首的代表團拜訪威爾遜^[27][10]:4。其他成員包括亞美尼亞代表澤貝爾·耶賽恩（Zabel Yesayan）^[28][19]:104，她帶來報告反映戰爭期間亞美尼亞和馬其頓婦女被擄並關進後宮的問題^[19]:105。意大利全國贊成選舉權聯合會主席瑪格麗塔·安科納（Margherita Ancona）^[17][10]:9；婦女自由聯盟成員兼新聞工作者^[29]、南非聯盟成員妮娜·博伊爾（Nina Boyle）^[10]:9[28]。比利時代表包括該國婦女參政權聯合會主席簡·布里戈德（Jane Brigode）^[19]:69、比利時全國婦女理事會和婦女權利聯盟主席瑪麗·帕倫特（Marie Parent）^[25]。英國代表包括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成員雷·斯特雷奇（Ray Strachey^[30][25]，另一位是羅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25]。法國代表除德維特-斯倫貝謝外^[31]，還有法國婦女參政聯盟創始人兼首任秘書長塞西爾·布倫施維格（Cécile Brunschvicg）^[32]，法國婦女全國委員會立法機構主席瑪格麗特·皮雄-蘭德里（Marguerite Pichon-Landry）^[33][31]。美國代表有聯邦政府婦女社會衛生部長凱瑟琳·貝曼·戴維斯（Katharine Bement Davis）^[25][34]，民主黨婦女委員會主席弗洛倫斯·賈弗里·哈里曼（Florence Jaffray Harriman）^[25][35]，全國節育聯盟和新罕布什爾州科尼什（Cornish）平等參政權聯盟成員朱麗葉·巴雷特·魯比（Juliet Barrett Rublee）^[25][36][37]。代表團提議和會增設婦女委員會關注婦女和兒童議題^[27][10]:4，威爾遜在會上提議由巴黎和會男外交官組建婦女委員會，國際聯盟婦女大會充當顧問機構^[10]:4。

2月12日^[38]，婦女大會代表團前往愛麗舍宮拜訪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和夫人亨麗埃特（Henriette Poincaré）。代表團成員包括德維特-斯倫貝謝^[10]:9、婦女基督教禁酒聯盟新西蘭尼爾遜分會主席露絲·阿特金森（Ruth Atkinson）^{[10]:9[39][40]}，其他成員來自比利時、法國、意大利、英國，可能還有澳大利亞的代表^{[41][注 2]}。此外還有三名美國代表：哈里曼、魯比，以及基督教青年會法國分會主席哈麗特·泰勒（Harriet Taylor）^[41]。2月13日，威爾遜將婦女大會請求轉達他與阿瑟·貝爾福（英）、喬治·克列孟梭（法）、羅伯特·藍辛（美）、牧野伸顯男爵（日本）、阿爾弗雷德·米爾納（英）、維托里奧·埃曼努爾·奧蘭多（意）、斯蒂芬·畢盛（法）、西德尼·桑尼諾（意）等人構成的十人理事會，以及甘加·辛格（Ganga Singh，印）和其他政要^[27][43]，但他們還是沒有接受婦女大會訴求^[27]。法國總理克列孟梭建議婦女大會與勞工委員會合作^{[4]:67[注 3]}。

連連碰壁的婦女大會沒有灰心，繼續爭取和會代表支持。朱爾斯·康本（Jules Cambon）、保羅·海曼斯和普恩加萊都在會晤後表示，對亞美尼亞、比利時、希臘、法國、波蘭和塞爾維亞驅逐婦女，以及希臘與奧斯曼帝國販賣婦女這類重大問題應當聽取婦女意見，婦女大會可以提供重要參考。^[11]部分從英國趕來的女士二月底回國，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瑪格麗·科貝特·阿什比（Margery Corbett Ashby）^[10]:9[44]，倡導刑事改革的前全國女工聯盟主席、婦女選舉權憲法協會成員瑪格麗·弗萊在三月初趕到^{[10]:9[45][46]}。此外，米蘭意大利全國婦女聯盟的格拉齊耶拉·桑尼諾·卡爾皮（Graziella Sonnino Carpi）^[21][47]，波蘭的伊娃·米特奇瑪（Eva Mitzhouma）均在二月底趕來巴黎參加婦女大會^[21]。

三月

婦女大會代表與16個國家的巴黎和會代表會晤爭取支持，希望至少能讓婦女代表加入可能處理婦女兒童議題的委員會^[10]:6。3月11日，以德維特-斯倫貝謝為首的婦女代表團同十人理事會面談，但威爾遜沒有參與^{[7]:508[10]:7}。在場和會代表同意婦女代表旁聽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和國際聯盟委員會磋商^[7]:508。雖然這還遠遠沒有達到婦女代表期望，但婦女正式參與國際條約談判已是史無前例^[10]:7。

3月18日，提倡婦女參政權的證人向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作證，概述婦女工作條件^{[7]:508[4]:68[19]:89}。這些證人除英國代表阿什比外，還有法國代表布倫施維格^[19]:89，女裁縫兼法國基督教工人聯合會（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成員尤金·貝克曼斯（Eugénie Beeckmans）^[19]:89[48]、法國總工會工人代表喬其紗·布約特（Georgette Bouillot）^{[19]:89[18]:30}、法國在家工作辦事處（Office français du travail à domicile）創始人、工會成員珍妮·布維耶（Jeanne Bouvier）^{[19]:89[18]:30}；同為法國在家工作辦事處創始人的和平主義者、法國婦女全國委員會成員加布里埃爾·杜尚（Gabrielle Duchêne）^{[19]:89[18]:30[49]}；律師、新聞工作者兼法國婦女權利聯盟（Ligue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des femmes）秘書長瑪麗亞·維羅納（Maria Vérone）^[19]:89[50]。其他國家代表包括哈里曼（美）^[19]:89、巴黎和會意大利代表馬里亞諾·達梅里奧（Mariano D'Amelio）的夫人瑪麗·達梅里奧-蒂沃利（Marie d'Amalio-Tivoli）^{[19]:89[51][52][注 4]}，以及比利時基督教女權主義（Féminisme chrétien de Belgique）創始人路易絲·范登普拉斯（Louise van den Plas）^[19]:89[53]。

婦女大會代表向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主席龔帕斯遞交決議，涵蓋工作條件對健康的危害等多種議題。她們建議限制每天和每周工作時間，分析生活成本制訂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同工同酬；呼籲規管童工、帶薪產假和技術職業培訓。她們還要求各國建立正式婦女成員組織，這些組織有權分析可能影響婦女的立法政策並提出建議。^[19]:89美國工會成員瑪麗·安德森（Mary Anderson）和羅斯·施耐德曼（Rose Schneiderman）抵達巴黎的時間太晚，沒趕上向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作證，她們與威爾遜會晤，呼籲讓婦女融入全球治理框架，總統承諾做到但沒有落實^[18]:31–32。婦女代表到三月底已促使和會代表同意婦女可從事國際聯盟所有職務，羅伯特·塞西爾勳爵遞交決議，國際聯盟委員會3月28日投票一致通過^[54]。

四月

阿伯丁夫人

婦女代表與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磋商後，國際婦女理事會主席阿伯丁夫人（Lady Aberdeen）抵達巴黎，協助籌備向國際聯盟委員會介紹婦女訴求。她召集眾多婦女代表準備向和會代表宣讀的決議，其中主要關注三大領域：公民地位、政治地位、人權。^{[19]:104–105}她們宣稱國際法沒有明確婦女和兒童的公民地位，對容忍童婚、賣淫和婦女兒童販運寬大處理，將婦女視為丈夫和父親動產的民法規定深表憂慮，呼籲從國際法層面提供保護^[19]:105，還建議設立公共健康保護機構，就衛生和疾病問題向公眾提供建議。決議指出，婦女在戰爭期間受苦受難，同時軍人走上前線導致後方空虛，許多工作都是婦女完成，為祖國安全和福祉貢獻很大。她們要求賦予女人參政權，為她們參與政府治理打開大門。決議最後呼籲在國際高度確保基礎教育提供文明與公民義務培訓，強調尊重所有國家公民的人文、文化和人權。^[19]:106

與會人士（從左至右）：

• 前排：瑪麗·達梅里奧-蒂沃利（意）、艾薇兒·德聖克羅克斯（法）、朱莉·西格弗里德（法）、阿伯丁夫人（英）、瑪格麗特·德維特-斯倫貝謝（法）
• 後排：康斯坦斯·德雷克塞爾（美）、朱麗葉·巴雷特·魯比（美）、妮可·吉拉德-曼金（法）、蘇珊·格林伯格（法）、不明人士、瑪麗亞·維羅納（法）、不明人士、瑪格麗·科貝特·阿什比（英）、塞西爾·布倫施維格（法）、愛麗絲·夏沃尼（意）、范妮·弗恩·安德魯斯（美）

4月10日，國際聯盟婦女大會17名代表向國際聯盟委員會提出訴求^[10]:7，其中包括阿伯丁夫人、德維特-斯倫貝謝、阿什比、布倫施維格、弗萊、格林伯格、魯比、達梅里奧-蒂沃利、維羅納。其他法國代表包括法國婦女參政聯盟和國際婦女理事會指導委員會成員加布里埃爾·阿爾芬·薩爾瓦多，（Gabrielle Alphen-Salvador）^[19]:104[55]軍醫兼法國婦女參政聯盟宣傳人士妮可·吉拉德-曼金（Nicole Girard-Mangin）^[19]:104[56]，法國婦女參政聯盟書記瑪麗-路易絲·普希（Marie-Louise Puech）^[19]:104[57]、新聞工作者兼法國婦女全國委員會書記艾薇兒·德聖克羅克斯（Avril de Sainte-Croix）^[19]:104[58]，法國婦女全國委員會主席朱莉·西格弗里德（Julie Siegfried）^[19]:104[59]。其他代表包括羅馬尼亞總理揚·約內爾·布勒蒂亞努的夫人埃麗莎·布勒蒂亞努（Elisa Brătianu）^[20][19]:104，加拿大裔美國教師、和平主義者^[60]、婦女和平黨成員^[61]、美國學校和平聯盟創始人范妮·弗恩·安德魯斯（Fannie Fern Andrews）^[19]:104[62]，意大利婦女全國理事會（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Donne Italiane）成員愛麗絲·夏沃尼（Alice Schiavoni）^[19]:104[63]。代表堅持要求婦女在國際聯盟所有職位、委員會和機構享有男子同等機遇，不給予婦女平等待遇的政府禁止加入國際聯盟^[10]:7。她們主張一旦准許民族自決就應賦予女子生活自主的平等機遇和法律權利。她們要求保障婦女參政權、承諾婦女公民、權利地位和人權的呼聲最後淪為空谷足音。不過，納入《凡爾賽條約》的《國際聯盟公約》第七條承認婦女有權出任國際聯盟所有職務。^[10]:8

影響

巴黎和會代表拒絕把婦女公民和政治機構視為國際關注議題或人權事務，認為應由各國自行決定公民資格要求，特別是已婚婦女的公民權利^[7]:500。他們認為國際聯盟婦女大會在教育、勞工和國籍領域的建議「太過激進」、不能實施，其中大部分未經充分探討便被拒之門外^[64][7]:507。不過，《國際聯盟公約》包含「成員國應促進男子、女子和兒童人道勞動條件，防止販賣婦女和兒童」的規定^[64]。

大部分支持成立國際聯盟的女權人士對《凡爾賽條約》最終條款深感失望。國際婦女爭取永久和平委員會1919年5月17至19日在蘇黎世舉辦和會，與會代表譴責《凡爾賽條約》缺乏譴責暴力的規定，同時譴責其中的懲罰措施，批評條約把婦女排除在公民和政治事務之外。^[65]國際婦女爭取永久和平委員會在蘇黎世和會更名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與自由聯盟，與會代表把國際聯盟婦女大會的眾多構想納入《婦女憲章》並在會上通過^[7]:507。國際勞工組織初建時屬國際聯盟機構，該機構將婦女大會提出的同工同酬寫入憲章前言^[18]:32，同時管理文件明確規定國際勞工大會需有女代表參加，大會應討論婦女議題^[66]。

婦女勞工領袖也對談判結果感到失望，打算參加計劃同年11月在哥倫比亞特區召開的國際勞工大會。婦女工會聯盟主席瑪格麗特·德雷爾·羅賓斯（Margaret Dreier Robins）認為正式議程肯定又會把婦女排除在外，為此她推動國際職業婦女大會在10月29日召開，擬定重要議程準備向國際勞工大會提出。^{[67]:1064–1065}大會代表在十天會議期間把國際聯盟婦女大會代表提出的大部分勞工標準和工人權利保障寫入決議^[67]:1066。國際職業婦女大會眾多代表隨後參加國際勞工大會並積極發言，促使大會對產假、工時和童工問題制訂國際勞工標準，不過最後通過的標準依然低於婦女代表提議^{[67]:1069–1070}。

紀錄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比利時、列支敦斯登、荷蘭和國際婦女運動檔案館的女權人士檔案遭納粹洗劫。蘇聯紅軍攻入納粹德國占領區後把這些文獻帶到莫斯科，存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別檔案館（Особый архив），後在20世紀90年代初重新發現。受開放政策和改革重組政策改革影響，這些文獻最終回到所屬國懷抱。^[68][69]法國檔案記錄分成兩批，在2000年2月和11月交付，再經法國外交部檔案部編目。心血被盜的女權人士早已作古，她們的後裔決定公開檔案更有利於後世並創辦女權檔案館協會，計劃在昂熱大學建立女權主義檔案館。經過兩年整理和分類後檔案館開放，方便學者查閱和評估文獻。^[68]

婦女代表與十人理事會及巴黎和會代表的會晤內容沒有列入和會正式記錄^[7]:498，法國檔案又長期遺失^[68]，導致21世紀才有學者開始全面研究國際聯盟婦女大會^[7]:495。新研究結果表明婦女在一戰結束之際積極參與和平進程，渴望在國際政策制訂過程中承擔公共責任。澳大利亞人文學院歷史學家格倫達·斯盧加表示，「女人自決是國家民主化的必然結果」。^{[70][7]:496–497}2019年，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歷史學家蒙娜·西格爾和羅格斯大學歷史學家多蘿西·蘇·科布爾（Dorothy Sue Cobble）在第133屆美國歷史學會會議演講，重新評估國際聯盟婦女大會對1919年和平進程的意義^[71]。西格爾認為與會婦女代表的大部分目標未能實現，但她們的堅持令婦女從此得以正式參與國際條約談判，促使人權探討全球化，兩項成就影響深遠並持續至今^[10]:9。

與會人士

• 
  瑪格麗塔·安科納
• 
  范妮·弗恩·安德魯斯
• 
  瑪格麗·科貝特·阿什比
• 
  喬其紗·布約特
• 
  珍妮·布維耶
• 
  簡·布里戈德
• 
  塞西爾·布倫施維格
• 
  凱瑟琳·貝曼·戴維斯
• 
  康斯坦斯·德雷克塞爾
• 
  瑪格麗·弗萊
• 
  妮可·吉拉德-曼金
• 
  蘇珊·格林伯格
• 
  弗洛倫斯·賈弗里·哈里曼
• 
  朱麗葉·巴雷特·魯比
• 
  艾薇兒·德聖克羅克斯
• 
  朱莉·西格弗里德
• 
  雷·斯特雷奇
• 
  瓦倫丁·湯姆森
• 
  瑪麗亞·維羅納

注釋

1. 部分文獻的會議名稱是「Suffragist Conference of the Allied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1][2]。
2. 代表團可能沒有來自澳大利亞的代表，1919年1至5月澳大利亞報紙只報導新西蘭人士阿特金森與會，沒有提到澳大利亞代表^[42]；歷史學家蒙娜·西格爾（Mona L. Siegel）與格倫達·斯盧加（Glenda Sluga）的研究著作都沒有提及澳大利亞代表與會^{[10]:9[7]:498}。
3. 2月13日巴黎和會正式會議記錄沒有記載婦女大會提議討論^[43]，悉尼大學歷史學家格倫達·斯盧加聲稱「美國和談委員會」的檔案記錄包含此次「秘密會議」內容^[7]:498。
4. 不同文獻記載的瑪麗·達梅里奧-蒂沃利原名有差異。范妮·弗恩·安德魯斯（Fannie Fern Andrews）寫給凱莉·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的信所記是「Madame D'Amatio Tivoli, Italy」（達梅里奧·蒂沃利夫人，意大利），不能肯定「蒂沃利」到底是意大利地名還是達梅里奧夫人的姓氏^[20]。西比爾·奧德菲爾德（Sybil Oldfield）認為是姓氏^{[19]:89, 104}，《芝加哥論壇報》所列人名是「Mme. d'Amalio-Tivoli」（達梅里奧-蒂沃利女士）^[23]，其他文獻認可《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載。^[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