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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遺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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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遺傳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也稱特曼資優研究Terman Study of the Gifted[1]是一項自1921年開始至今還在進行的追蹤研究,主題是探究資優兒童長大成人的過程和特徵。這項研究是斯坦福大學劉易斯·特曼英語Lewis Terman啟動的,現在已成為世界上現存持續時間最長的追蹤研究[2][3]

該研究已經出版了5部書[4][5][6][7][8] 和一部專著[9]以及數十篇論文。心理學家凱瑟琳·考克斯·邁爾斯英語Catharine Cox所做的傑出人物回溯研究作為天才的遺傳研究的一部分出版,雖然二者研究主題相關,但並沒有隸屬關係[10]

源起

特曼自攻讀博士學位就做智力方面的研究[11]。1916年,特曼修訂了阿爾弗雷德·比奈的智力測驗,並引入美國,此即為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至今仍在使用(有修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曼入伍服役,參與制定陸軍甲種測驗英語Army Alpha,退役後,特曼回到斯坦福,繼續他的研究。

特曼招募了多位助手,包括後來成為心理學家的弗洛倫斯·古迪納夫英語Florence Goodenough和考克斯,在加利福尼亞的公立學校找尋資優兒童。特曼最初希望能找到1000個高智商兒童[12],最終找了1444個研究對象[13],研究對象逐漸增加,到了1928年,研究對象增加到1528人(其中男生856人,女生672人)[14]。不是所有的研究對象都是通過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選出的,有些是通過國民智力測驗和陸軍甲種測驗選出的。這些研究對象出生於1900年至1925年間,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亞,90%為白人,大部分來自中上階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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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發現

特曼的目標是證偽當時的觀念,即資優兒童是病態的,不善交際,發展片面。因此,研究的第一部分數據是關於兒童的家庭狀況[16]、學業進度[17]、特殊才能[18]、興趣[19]、玩耍[20] 和個性[21]。他還研究了兒童的種族和民族文化[22]。特曼是優生學支持者,但不如他同時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那麼極端,並認為智力測驗對於塑造社會有積極作用[3]

根據1921至1922年收集的數據,特曼發現,資優兒童相對同齡普通兒童沒有額外的健康問題,近視率低於平均值。還發現,資優兒童一般更多社交,適應能力好,學習成績更優秀,甚至身高也高於平均值。[23]1923至1924年的後續研究發現,資優兒童一直保持高智商,群體智商高於平均值。特曼在1920年代的數據收集行為開創了進行大規模高水平測驗的先河,做法至今廣泛應用於資優教育英語Gifted education[24]

後續研究

特曼為這項研究的後續進行做了周密計劃,在自己生前,將在1928年、1936年、1940年、1945年、1950年、和1955年收集數據,去世後,研究由梅麗塔·奧登(Melita Oden)接手,在1960年收集數據。其後,羅伯特·理查森·希爾斯英語Robert Richardson Sears負責這項研究,在1972年、1977年、1982年和1986年收集數據[25]。另外,許多研究參與者通過與特曼通信或面談,使特曼掌握自己的生活情況[26]

這項研究的檔案文件有新聞報道、信函及其他與參與者相關的文件[27]。後續研究關心的問題是入伍服役、大學教育、婚姻狀況、工作、退休、撫養後代和其他生活問題[28]。兩項研究(1995年哥倫比亞大學羅賓·希爾斯英語Robin Sears (psychologist)和2005年邁阿密大學邁克爾·麥卡洛英語Michael McCullough (psychologist))利用了相關數據,研究發現,「特曼人」(Termites,研究者對天才實驗對象的稱呼)不如一般人那麼信仰宗教,考慮到60%的特曼人受到過「嚴格的」或「相當的」宗教訓練,只有33%的特曼人幾乎沒受到過宗教訓練,這一結果更顯得不尋常。因此,幾乎所有的天才兒童成年後都不虔誠信教。

特曼的研究對象中,有些在其職業領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著名人物有情景喜劇我愛露西》的編劇傑絲·奧本海默英語Jess Oppenheimer[29]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教育心理學家李·克隆巴赫[30]營養學家安塞爾·基斯英語Ancel Keys[31]和羅伯特·希爾斯本人[29]。超過50人獲得大學教職[32]但是,大多數人最後只成為普通人。自《天才的遺傳研究》第四卷開始,特曼注意到,他的研究對象成年之後「從事警察、海員、打字員、檔案員之類的普通工作」[33],結論是:

批評

這項研究廣被批評的一點是樣本沒有廣泛代表性[35]。另外,特曼干涉了研究對象的生活,為他們求職和入學寫推薦信,運作和幫助一些人入讀斯坦福大學[3][27]。這污染了研究樣本,使其失去代表性[3]

社會學皮特林·索羅金在其著作《現代社會學及其相關科學中的流行與怪誕》(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p. 70-76)對這項研究予以批評,認為特曼選取的高智商兒童,與隨機選的同樣家庭背景出身的兒童,表現幾乎沒有不同[36]

這項研究也具有任何追蹤研究都有的弱點:難以分辨樣本的特徵和行為來自樣本本身還是來自樣本生活時代的部分影響。比如,特曼選的樣本里,很多人由於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未能入讀大學[37]。樣本中近一半的女性幾乎終生做家庭主婦[38]。儘管有這些缺點,該研究的樣本數據常用於相關研究,因為除此沒有如此長時間追蹤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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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

隨着時間推移,樣本逐漸變小。到2003年,樣本中還有200餘人在世[39]。這項研究還在進行,直至最後一名成員退出或去世[3]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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