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勢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英語：Defensive realism），或譯防禦性現實主義，是新現實主義學派衍生的國際關係結構理論。起源於政治學家肯尼思·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華爾茲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鼓勵國家保持適度和保留的政策以獲得安全。^[1]相對地，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尋求最大化其權力，成為霸權。^[2]，而守勢現實主義認為，攻勢現實主義的侵略性擴張理論違背國家遵循均勢理論的傾向，從而削弱國家達成守勢現實主義認為的首要目標，即確保國家的安全^[3]。雖然守勢現實主義並不否認國際衝突的現實，也不否認國家擴張的動機，但守勢現實主義認為這些動機是偶發的，而不是普遍存在的。守勢現實主義傾向以「結構因素」，如安全困境和地緣政治，以及精英的認知來解釋衝突的爆發。^[4]

代表學者，如華爾茲、沃爾特、傑維斯、斯蒂芬·范·埃弗拉、查爾斯·格拉澤等。

起源

守勢現實主義是一種新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國際制度的虛假承諾》（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認為，新現實主義是基於現實主義的五項基本理論假設出發，如下：^[5]

1. 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
2. 大國本身具備某些用於進攻的軍事力量
3. 國家永遠無法確認其他國家的意圖
4. 大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
5. 大國是理性的行為者

五項假設支撐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即國家存亡是通過「自助」實現^[6]。然而，新現實主義放棄古典現實主義的另一主要假設，即是人性的缺陷和複雜性驅動了國際體系^[7][8]。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固有的無政府狀態，此結構因素才是國際政治的驅動力。而基於相同假設，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展開不同的國家競合行為分析^[9]。

主要理論

守勢現實主義

依肯尼思·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理論，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會造成各國採取防禦性的溫和政策。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本質上不是侵略性，「國家首先關心的不是最大化權力，而是維持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10] 這是與攻勢現實主義的關鍵差別，後者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會造成各國尋求大幅增加國力，因為「世界注定陷入永無止境的大國競爭」。^[2]

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攻勢現實主義的侵略性擴張權力觀點存在問題。基於華爾茲的均勢理論，「抗衡優於扈從」^[1] ，守勢現實主義者主張，在國際體系中謀求霸權的國家會受到尋求維持現狀的其他國家抗衡。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本質地渴望全球霸權或區域霸權，而守勢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國家是社會化的，並熟知歷史先例，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為了達到霸權的目的而進行的侵略和擴張通常招致其他國家的抗衡。因此，在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侵略是在實現安全目標，反而適得其反，而安全才是國家的首要目標。事實上，斯奈德（英語：Jack_Snyder_(political_scientist)）主張，「國際無政府狀態懲罰侵略，而不是獎勵侵略。」^[11]

因此，國際無政府狀態假設反而支持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即征服行為實際上是弊大於利。守勢現實主義觀點下，征服面臨的問題是多種多樣的，既存在於擴張的開始階段，也存在於占領時期。征服一國的人民是危險和困難的，特別是面對現代民族主義時，如果國家被征服，民族主義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抵抗敘事。而這增加了本已代價高昂的占領進程，特別是仰賴人力、貨品自由流動來取得經濟繁榮的社會，因為這種社會容易遭到破壞和禁運。此外，新獲得的基礎設施必須得到保護，並在遭到破壞時重建，必須鞏固新邊界的防禦；本地工人可能抵制向新當局提供熟練勞動力，所有這些都給征服國的經濟和生產能力帶來了沉重的壓力。不同於攻勢新現實主義者，守勢現實主義者主張，這些壓力超過了國家從被征服的領土、資源和基礎設施中獲得的經濟利益。

個人安全與國家安全

參見：安全困境

守勢現實主義者還指出，攻勢現實主義將個人安全滑坡至國家安全，混淆兩者。守勢現實主義者主張，「國家不像自然狀態下的個人那麼脆弱」^[12]，摧毀國家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任務。各國，特別是大國，可以等待確鑿的攻擊證據，而不是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或對無意中的威脅作出不適當的反應。這論點至關重要，克服或至少減輕一項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

1951年，約翰·赫爾茨（英語：John H. Herz）的《政治現實主義和政治理想主義》（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中提出「安全困境」。1978年，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進一步闡述安全困境的假設，即攻防平衡的狀態有利於防禦能力，而非進攻能力。作為例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錯誤地判斷進攻能力優於防禦能力，進而導致戰爭及其後的敵對行動。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進攻優勢欠缺政治、軍事上的現實證據支持，事實上只是種錯覺^[13]。支持此論點的一項關鍵因素是地理，攻勢現實主義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也談及，由於河流、山脈、沙漠、海洋、叢林等天然屏障，通常會阻礙力量投射。隨着作戰區域離進攻方越來越遠，作戰與後勤問題隨之增加。

此外，守勢現實主義主張，一國或其盟國的核武器庫存提供的二次打擊能力，削弱侵略國的征服能力，佐明防禦能力最終勝過進攻能力，並促進各國採取防禦性和克制性政策。羅伯特·傑維斯指出，當安全困境向有利於防禦方時，「國際無政府狀態相對不重要」，因為「維持現狀國家可以不用透過危害其他國家來增加自身安全。」^[14]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守勢現實主義否認存在國家擴張的機會，也不意味着認為國家不應利用這些機會。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戰爭的原因：權力與衝突的根源》（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主張，有時希望維持現狀的國家必須成為侵略者，以防止日後自己或其盟國遭到侵略，特別是欠絕地理屏障的國家。^[15] 在欠絕地理屏障的情況下，國家更會突襲、恫嚇其他國家，採取進攻性策略。然而，守勢現實主義者觀點下，有利於進攻的平衡是例外，不是常態，不必要的侵略和擴張是自取滅亡，適得其反。

精英

守勢現實主義下，政治精英的認知是國家間爆發衝突的關鍵。一如地理因素和安全困境，守勢新現實主義者認為，政治精英的認知是一種破壞權力平衡的結構因素，而不是支持攻勢現實主義的證據，即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必須透過增加相對安全來確保自身安全。政治精英的認知以多種無法預期的方式表現，從而使其他國家感受到威脅。從而導致其他國家的精英誇大威脅，以調動資源和促進擴張，或者反過來，由於優先處理國內問題，精英對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衰落視而不見。^[16]

精英階層的認知，尤其是在軍隊等團體的主導下，與其他支持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團體聯合起來，可能會導致一個國家的過度擴張。這是因為多個集團主導過度集中的體系，每個集團制定的目標往往不同。因此，國家無法限制自身擴張，保持和平。儘管取得了巨大的領土收益，但因為沒有有效地鞏固新征服領土，被征服人民尚未服從新的國家論述，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開發，迅速的擴張變得不可持續。因為已經將這套宏大敘事兜售給內部成員與公眾，即便精英意識到了錯誤，也難以糾正戰略，最終國家註定失敗^[17]，一如日本帝國從1930年代開始的快速擴張和隨後崩潰。

批評

參見：攻勢現實主義

儘管守勢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還是受到了攻勢現實主義和其他學者的批評。一個主要的爭論點是各國難以準確評估攻防平衡。這是起因自戰爭的不確定性，也因為根本面上，用於發動戰爭的軍事裝備無法單純地分成防禦性，或進攻性。隨着裝備的先進性和能力的發展，軍事裝備的模糊性只會增加^[18]。如果考慮到國家政策、戰略和關係，就更加複雜了。根據評估國和被評估國之間的政治背景和歷史，某些軍事裝備可能會被合理地推判為進攻性或防禦性裝備，卻忽略了實際情況。

守勢現實主義的批評者斷言，這種根深蒂固的模糊性，即使在現實主義的假設，即國家理性地、戰略性地思考如何生存，對國家來說，也是巨大的風險。各國自然會假設最壞的情況，以確保在「自助」的無政府國際體系中的安全。沃爾特簡要總結：「如果國家無法衡量攻防平衡或區分攻防能力，那麼，尋求安全的國家就無法擺脫安全困境，也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和平意圖。」^[19] 假設國家間真的如此普遍地缺乏清晰信號的傳遞，守勢現實主義的有效性將遭到質疑，即國家無法如守勢現實主義所言，能夠等待確鑿的攻擊證據，不必先發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