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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新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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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國（英語：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5]），通稱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a]，縮寫為PNG；巴布亞皮欽語：Papua Niugini；希里木托語：Papua Niu Gini），簡稱巴新，是位於大洋洲的島國，由新幾內亞島東半部及周邊美拉尼西亞地區的離島組成，地處澳大利亞以北的西南太平洋。西與印度尼西亞接壤，南同澳大利亞隔海相望，東鄰所羅門群島。首都為莫爾茲比港。該國領土面積462,840平方公里（178,700平方英里），包括一片廣闊的主島陸地及數百個外圍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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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80年代，巴布亞新幾內亞領土被劃分為北部的德屬新幾內亞和南部的英屬巴布亞領地，後者於1902年割讓予澳大利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境歸澳大利亞管轄，但仍分屬兩個獨立行政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幾內亞戰役中此地發生激烈戰鬥；戰後兩個行政區合併。1975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成為獨立的英聯邦王國，由總督代表君主行使職權。政治體制沿襲威斯敏斯特體系，由政府首腦總理領導。國民議會議員同時兼任省級領導人。
該國人口高度集中於農村地區，2023年城市化率僅14%。巴布亞新幾內亞憲法明文保護傳統社群與生活方式的存續。雖然官方人口統計約為1180萬，但衛星數據測算結果接近1700萬。人口結構極具多樣性，現存已知語言達840種，為全球語言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文化習俗同樣多元，多數文化和語言群體規模較小，英語和皮欽語作為通用語言使用。這種多樣性導致摩擦頻生，政治領域尤為明顯，政府始終難以有效遏制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該國多數居民信仰基督教，分屬不同教派。
鄉村化與人口多樣性源於其多山地形。這片土地滋養着全球約5%的已知物種，出口導向型經濟也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巴布亞新幾內亞屬發展中經濟體，近40%人口為自給農，基本脫離貨幣經濟體系。該國與澳大利亞保持緊密聯繫，同時不斷深化與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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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源
巴布亞源自於當地語言，但確切來源仍不清楚。[7]葡萄牙史家安東尼奧·加爾旺曾於著作中道:
The people of all these islands are blacke, and have their haire frisled, whom the people of Maluco do call Papuas.[8]
新幾內亞（英語：New Guinea、西班牙語：Nueva Guinea）則是源於西班牙探險家Yñigo Ortiz de Retez，在1545年提到該地的人種與他先前於非洲幾內亞地區所觀察到的人種之間的相似之處，因此命名為新幾內亞。幾內亞最初為柏柏語中的詞彙，意為黑人，被葡萄牙語借用後，又傳入其他語言廣為使用。
歷史
考古證據顯示，現代人類約在4.2萬至4.5萬年前首次抵達現今的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及俾斯麥群島地區。布干維爾島約於2.8萬年前開始有人類定居，更偏遠的馬努斯島則約在2萬年前出現人類活動蹤跡。這些遷徙屬於人類最早走出非洲的遷徙之一，所形成的種群在史前時期基本與外界隔絕。[9]:11[10]約1萬年前，因海平面上升，新幾內亞與澳大利亞分離，但澳大利亞原住民與新幾內亞居民的分化早在約3.7萬年前就已形成[11]。
約公元前7000年，新幾內亞高地獨立發展出農業，成為全球少數幾個植物獨立馴化中心[12]。在全面農業形成之前，當地已成功馴化多種植物，包括西米、東印度橄欖和卡魯卡[9]:13。考古研究證實，說南島語的拉皮塔文化人群於3300年前抵達俾斯麥群島[13]:252。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同期登陸新幾內亞主島，但有確鑿證據顯示其約在公元前500年已活躍於沿海地區[13]:256。這些社群與更廣闊的貿易網絡保持往來[14]，香蕉與甘蔗很可能正是通過這些貿易路線從新幾內亞傳播至世界其他地區[15]:52–53。
公元300年左右，隨着商品需求轉向馬魯古群島和帝汶島，該地區貿易活動逐漸減少。16世紀後，歐洲勢力對此地的興趣與日俱增，荷蘭對蒂多雷蘇丹國的影響力持續擴大。隨着荷蘭殖民當局對新幾內亞日益關注，他們承認並擴展了該蘇丹國對新幾內亞西部的主權主張。[15]:16–17至17世紀末，達瑪樹脂、海參、珍珠、椰子核、貝類與極樂鳥羽毛等商品需求上升，促使貿易活動再度活躍，並逐漸延伸至新幾內亞東部[15]:18。
新幾內亞島上的各個社群雖通過貿易網絡保持經濟聯繫，但除少數政治聯盟外，各社群大體維持自治，依靠自給農業維持生計。[16]:51貨物通常沿固定路線交易，部分村民熟悉鄰近村落語言，甚至能夠掌握使用（但語言本身並非政治歸屬的標誌）。在沿海及島嶼地區，則形成了更廣泛的貿易網絡。[17]:132–133雖然民眾很少長途遷徙，但貨物通過本地交換實現了遠距離流通，文化習俗很可能也藉此途徑傳播[18]:19–20。儘管存在這些聯繫，歐洲統治下建立的更大政治實體並無先例，且往往將歷史上相互敵對或毫無關聯的社群強行聚合[19]:11。
可能有中國及東南亞船隻偶爾抵達該島，並與新幾內亞社群發生零星接觸[20]:10。葡萄牙探險家安東尼奧·迪阿布雷烏是首位發現新幾內亞島的歐洲人[21]:152。葡萄牙商人將番薯從南美引入馬魯古群島，約在17或18世紀時，番薯很可能由此傳入今日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最初從南部海岸登陸，隨後迅速向內陸高地擴散，逐漸成為主食作物[15]:165, 282–283。番薯的引入，可能與其他農業變革共同作用，深刻改變了傳統農業與社會結構，很可能推動了「大人物」社會制度的普及。番薯基本取代了舊主食芋頭，[22]並促進了高地人口的顯著增長[23]
到19世紀，新幾內亞與荷屬東印度之間已存在一定貿易往來。自19世紀60年代起，新幾內亞居民被大量強征為奴，通過「黑鳥貿易」運往昆士蘭和斐濟，這一行徑於1884年終止。[24]大多數被擄掠者來自巴布亞沿海地區。這些返回新幾內亞的人帶回了接觸西方文化的經歷，但其中最深遠的影響是催生了一種美拉尼西亞皮欽語，該語言最終演變為巴布亞皮欽語。[2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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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9月15日，一批馬利諾會傳教士抵達伍德拉克島，基督教由此傳入新幾內亞[26][27]。傳教活動成為西方文化及宗教傳播的主要渠道[25]:9。荷蘭於1848年吞併該島西部[15]:278。昆士蘭於1878年兼併鄰近的托雷斯海峽群島[15]:280，並於1883年試圖吞併新幾內亞部分區域[21]:152[28]:227。1884年，新幾內亞島東部分割，北部歸德國，南部屬英國[29]:302。德國新幾內亞公司最初嘗試開發種植園未獲成功，轉而從事易貨貿易[15]:219–221。在英國控制區，1895年在曼貝爾河附近發現金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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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英國正式吞併該保護國。1902年，巴布亞實際管轄權移交給新成立的英國自治領澳大利亞。隨着《1905年巴布亞法案》通過，該地區正式更名為巴布亞領地，[28]:227澳大利亞行政管理體系於1906年正式確立[30]，巴布亞由此成為澳大利亞完全兼併的領土[28]:225。
歐洲殖民統治改變了新幾內亞當地居民的社會關係。部落衝突減少，而隨着人們為參與經濟作物生產遷往新興城鎮，城市區域出現更頻繁的交流融合。殖民管理者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巨大不平等，催生了被殖民政府稱為「貨物崇拜」的社會現象。[16]:52–53最具深遠影響的變革體現在出行方式上。殖民當局明令禁止部落戰爭，人口因務工需要開始常態性流動，道路建設則增強了內陸地區之間的連通性。[18]:20–22
殖民當局通常與個別村莊代表合作，但德國與英國政府均未建立有效的間接統治體系[31]:209–210。在德屬新幾內亞，巴布亞皮欽語開始被當地人採用並傳播，德國當局雖不情願但仍予以使用[17]:135–137。在英國及後續澳大利亞管轄區域，基於莫圖語形成的皮欽語——希里莫圖語逐漸成為事實上的官方語言[17]:137–139。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澳大利亞軍隊占領德屬新幾內亞並持續管轄至戰爭結束[32]。戰後，國際聯盟於1921年5月9日授權澳大利亞將該地區作為第三等託管地管轄，由此形成新幾內亞領地[21]:152[28]:228[30]。巴布亞領地與新設的新幾內亞託管地實行分治管理[28]:228。1920年代在布洛洛發現金礦後，探礦者開始在全島範圍內搜尋礦藏。至1930年代，探礦者對高地山谷的勘探揭示該地區居住着超過百萬人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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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試圖攻占莫爾茲比港，於1942年中期經陸路入侵並沿科科達小徑向南推進。澳軍在撤退至莫爾茲比港附近過程中實施了多次後衛戰鬥。同年9月，澳軍發起反攻，日軍在北撤過程中持續進行後衛抵抗。[33]此戰役期間，當地士兵與後勤人員為澳軍提供了重要支援[24]。正當科科達戰役持續之際，日軍發動米爾恩灣戰役，其進攻被澳美聯軍擊退。這些軍事行動連同鄰近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共同標誌着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34]消耗戰持續至1944年，盟軍最終完全收復巴布亞與新幾內亞[35]。整個新幾內亞戰役期間，總計約有21.6萬名日、澳、美軍官兵在新幾內亞主島及周邊離島陣亡[36]。
戰爭期間，兩處領地的文官政府中止運作，由聯合軍政府接管[28]:228。二戰打破了本土居民與外國人之間存在本質差異的觀念，增進了民眾對外部世界及現代社會與經濟理念的認知。戰爭還引發大規模人口流動，初步構建起兩個澳屬領地居民的共同身份認同。[16]:53為便利溝通，巴布亞皮欽語與希里莫圖語使用範圍擴大，並開始應用於無線電廣播[17]:139。此戰是巴布亞皮欽語首次在巴布亞地區廣泛傳播[21]:149, 152。戰時建立的兩領地聯合治理模式在戰後得以延續[17]:134[29]:302。
1946年，聯合國宣布新幾內亞為託管領土，由澳大利亞管轄[24]。1949年，巴布亞居民正式獲得澳大利亞公民身份[28]:223，澳大利亞正式將巴布亞與新幾內亞合併為巴布亞和新幾內亞領地[24]。巴布亞和新幾內亞立法委員會於1951年11月成立[30]。自1949年起，巴布亞與新幾內亞開始設立鄉村理事會，其數量逐年穩步增加[37]:174–175。此舉構建了替代性權力結構，雖然有時由傳統領袖充任，但標誌着領導權開始向具有行政或商業經驗的人士轉移[31]:211。
澳大利亞統治的政治目標尚不明確，獨立或成為澳大利亞聯邦州均被視為潛在發展方向[29]:303–305。1960至1970年代，隨着更多民眾參與正規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革，地方行政體系逐步發展。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行政當局致力於培育共有的民族認同。[16]:57澳大利亞當局引入英語作為潛在的統一語言，許多巴布亞新幾內亞人視其為聲望語言[17]:150。
1950年代，航空勘察在高地地區發現更多有人居住的山谷[30]。戰後澳大利亞重建行政管理體系，隨之將控制範圍擴大至此前基本未受管轄的高地區域[17]:134[29]:303[38]。部分部落直至1960至1970年代才首次與西方接觸[21]:149。高地地區的行政管理推動了咖啡種植在該區域的大規模擴展[29]:303。1964年及1968年的大選在引入政治體系的宣傳運動中相繼舉行[39]:107。1968年選舉籌備期間，首個政黨潘古黨宣告成立[29]:306。
力拓集團於1964年在布干維爾島啟動礦產勘探。儘管遭到部分土地所有者反對，布干維爾銅業公司仍宣告成立並開始運營大型礦場。當地抵抗運動逐漸與爭取更大自治權的訴求緊密結合。[40]布干維爾在地理上接近英屬所羅門群島，其居民文化淵源與所羅門群島的關聯度遠超領地內其他地區[41]。然而該礦場被視為推動巴布亞新幾內亞經濟基礎從單純農業向多元化轉型的關鍵項目[29]:306。
澳大利亞反對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於1969年訪問巴布亞新幾內亞。惠特拉姆將該領地自治列為競選議題，並呼籲最早於1972年實現自治。[38]1971年3月，立法議會建議領地在下一屆議會期間尋求自治，該提議獲得澳大利亞政府同意[39]:110–111。同年6月，國旗與國徽正式採納[28]:229。7月，領地名稱中的「and」被去除，簡化為「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30]
自惠特拉姆首次訪問後，政治辯論隨着重大社會變革顯著激化[29]:306。在1972年7月舉行的大選中，邁克爾·索馬雷當選首席部長[32][42]:17。索馬雷着力改善與地區運動的關係，此舉雖促使地方團體數量增加，卻也降低其突出性並推動它們融入國家政治體系[16]:75–77。同年12月，惠特拉姆在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中當選總理。惠特拉姆政府隨即於1973年末確立自治政府[38]。1975年4月，基那作為獨立貨幣開始流通[43]:377。
推動獨立的主要動力來自惠特拉姆政府的內部決策，而非巴布亞新幾內亞本土的具體訴求[28]:224。「國家」的概念對該領地多數居民仍屬陌生，尚未形成強烈的共同民族認同[28]:229。1970年代初期，社會普遍擔憂獨立可能導致大部落支配小部落，並增加外國資本收購土地的風險。後來形成的獨立共識主要依靠當地政治領袖的積極推動。[24]1975年9月1日，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預定獨立日前夕，布干維爾當局單方面宣布獨立[16]:72[25]:45[32]。作為回應，中央政府隨即中止向該省份撥付財政資金[30]。獨立前夕還出現了其他地區運動：巴布亞貝塞納運動主張將巴布亞地區從新幾內亞分離，高地解放陣線（Highlands Liberation Front）旨在抵制沿海地區對高地的主導權，另有小型團體倡導設立新省份[16]:72–74。儘管存在這些分歧，澳大利亞議會仍於1975年9月通過《1975年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法案》，正式確定9月16日為獨立日[25]:45[44]。索馬雷繼續擔任該國首任總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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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初，包括農業、經濟、教育和醫療人員在內的大多數澳大利亞官員撤離該國。接替崗位的本地人員幾乎未經過系統培訓。[38]由此引發的機構重組導致行政效率下降，特別是面向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質量明顯滑坡[42]:18。到1980年代，包括軍隊在內的整個公務員體系出現政治化傾向，削弱了治理效能與問責機制[19]:13。
選舉制度改為簡單多數制，旨在推動形成界限清晰的兩黨制但未果[45]:3。國家政府均通過憲法規定的方式實現更迭。索馬雷在1977年大選後繼續擔任總理，但於1980年遭不信任投票罷免，由陳仲民接任。索馬雷在1982年大選後再度出任總理，卻在1985年再次失利於不信任投票。[42]:18, 20
1976年8月布干維爾與中央政府達成協議，平息了其首次宣布獨立引發的危機[25]:45，但獨立後矛盾依然延續[41]。1975至1976年布干維爾島的分離主義運動促使巴布亞新幾內亞通過修憲程序，並制定《省級政府組織法》（Organic Law on Provincial Government），依法向19個省級行政區下放權力[37]:179[42]:26。隨着省級政府管理不善的現象屢次出現，索馬雷提出削減省級政府權力的方案，反而招致部分島嶼省份以分離主張相抗衡[37]:189[42]:27[46]:257。
在澳大利亞管轄期間，儘管大規模戰事顯著減少，但20世紀70年代高地地區的部落衝突卻日趨激化。這些地區受外部管控的時間較短，原有的部落紛爭記憶猶新，隨着國家獨立而再度爆發。1979年當地首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但此類干預始終未能平息暴力衝突。城市中的失業問題與性別比例失衡，使得部落衝突逐漸演變為幫派橫行。1984年莫爾茲比港因幫派暴力宣布緊急狀態，巴布亞新幾內亞國防軍隨即介入。此次軍事行動的成功使得警方與軍方在其他地區也展開了更多干預，但兩者卻逐漸政治化且紀律鬆弛。與此相應，民間對私人安保的需求激增，外資投入也因此卻步。[42]:29, 32[45]:8–9[46]:260–261, 264, 270[47]:239–241至1995年，省級政府實施改革，由相關國會議員與若干任命成員共同組成。部分職能下放至地方政府後，由於預期基層治理能力不足而引發重大爭議。這種能力缺口使得國會議員在地方層面獲得了超常的權力影響力。[37]:174[45]:11
隨着布干維爾礦場建設完工，就業需求驟減，當地年輕一代幾乎未能從礦區發展中獲益。1988年布干維爾再度爆發起義，反抗對象同時指向布干維爾地方政府與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央政府。1989年5月礦場關閉後，布干維爾革命軍宣布獨立，中央政府於1990年撤出該地區並實施封鎖，衝突由此演變為複雜的內部內戰。1990年底政府軍重新登陸該島，在與當地盟友的配合下逐步擴大控制範圍。[24][41][46]:266–2671994年10月政府與部分反叛勢力達成協議，次年成立布干維爾過渡政府，但政府軍與布干維爾革命軍的交戰仍在持續[30]。1997年，因僱傭國際傭兵介入布干維爾衝突而引發的「桑德萊恩事件」直接導致中央政府垮台。經新西蘭主持的和談斡旋，各方於1998年1月達成停火協議。[32][45]:12
獨立後的第一個十年間，該國經濟呈現緩慢而穩定的增長態勢。奧克特迪礦場於1982年正式投產。儘管澳大利亞對財政預算的貢獻率從1975年占政府收入的40%降至1988年的17%，但通過完善稅收體系，政府成功維持了支出規模。[29]:312–313布干維爾礦場的關閉雖引發財政困難，但隨着石油、礦產和林木產品出口的擴大，國民經濟在1990年代初實現復甦。不過這種增長並未緩解社會不平等現象，政府公共服務質量反而出現下滑。[46]:263–264由於政府開支持續擴大及其引發的債務攀升，該國陷入嚴重經濟困境。1994年巴布亞新幾內亞基那被迫貶值並實行浮動匯率制，次年政府向世界銀行申請了緊急貸款。[29]:313–314
在1997年舉行的大選中，僅有4名候選人獲得絕對多數票，95名（占87%）當選者的得票率均未超過30%。1999年議會中期發生政府更迭後，該國成立了憲法發展委員會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據此制定的《政黨與候選人廉政組織法》確立了三大機制：為註冊政黨提供公共資金、激勵女性候選人參選、對跳槽行為實施懲戒。該法還明確規定，無黨派議員不得參與總理選舉投票，亦不得在總理產生前加入政治聯盟。[45]:3–7另一項重要改革是將選舉制度從簡單多數制轉向限制性優先投票制——這種制度實質是選擇性投票制的演變形式[19]:17[48]:2。
2001年各方簽署《布干維爾和平協議》（Bougainville Peace Agreement），規定該地區將獲得超越其他省份的自治地位，並在未來適時舉行獨立公投[30][32][41]。2002年大選期間，暴力事件呈現升級態勢[30]。2004年澳大利亞派遣警力赴巴布亞新幾內亞開展警務培訓。雖因最高法院裁決多數澳方警力於次年撤離，但此舉開啟了澳大利亞在該國的長期警務合作機制。[32]2009年，議會正式批准設立兩個新省份：從南高地省劃設的赫拉省，以及由西高地省分立而成的吉瓦卡省[49]。
2011年，巴布亞新幾內亞陷入憲法危機：議會以絕對多數票選舉彼得·奧尼爾出任總理，而最高法院則裁定邁克爾·索馬雷仍為合法總理。議會隨後通過決議試圖推遲大選，但此舉缺乏憲法授權，巴布亞新幾內亞選舉委員會仍按原計劃推進籌備工作。[50]:207–2112012年全國大選如期舉行，奧尼爾再度獲得議會多數支持，當選總理。索馬雷選擇加入奧尼爾政府，針對最高法院法官及其他索馬雷支持者的指控被撤銷，此前通過的涉司法權及總理職權的相關法案也宣告廢止。[32][50]:207–211
2014年，該國啟動液化天然氣出口，但由於天然氣和石油價格持續低迷，政府財政收入不及預期。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不斷攀升，截至2019年，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太平洋地區仍位列末位。[48]:42015年3月頒布的《布干維爾礦業法》（Bougainville Mining Act）將礦業管理權從中央政府移交布干維爾政府。法案還規定，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屬於傳統土地主，而非國家，這賦予土地主對未來採礦項目的否決權。[41][51]
2012至2017年奧尼爾政府執政期間，屢遭腐敗醜聞困擾[30]。2017年大選後，奧尼爾雖成功連任，但其執政聯盟在初始階段席位有所減少。本次選舉在部分區域出現大規模選民恐嚇現象，議席結果統計也出現延誤。[52]:253–255此後，金融醜聞以及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採購豪華車輛引發的批評，使奧尼爾承受巨大壓力，並導致執政聯盟成員倒戈[52]:255–258。2019年5月，奧尼爾宣布辭去總理職務，由詹姆斯·馬拉佩接任[53]。
政府將2019年11月23日[54]定為布干維爾自治區獨立公投的投票日，此次公投結果不具法律約束力[55][56]。公投中以98.31%的壓倒性比例支持獨立[57][58]。在2022年大選中，詹姆斯·馬拉佩總理領導的潘古黨贏得議會最多席位，使其得以連任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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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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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紐幾內亞面積462,840平方公里，其國土包括所有島嶼在內位於赤道至南緯12度，東經140度至160度之間。
巴布亞新幾內亞為赤道多雨氣候區，氣候炎熱且降雨量大，形成一個個熱帶雨林，其國土多被山和熱帶雨林覆蓋。因巴布亞新幾內亞是熱帶雨林為主，所以在生物種類上相當豐富。植物方面都主要是一些高達數十米的闊葉樹木，而動物方面則主要以鳥類和有袋類動物為主。極樂鳥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特有的鳥類，被繪在其國徽中。
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一部分是澳大拉西亞生態區，其中還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尼東部和一些太平洋群島，包括所羅門群島和瓦努阿圖。
巴布亞紐幾內亞為赤道氣候，其特點是一年四季高溫，高濕度。平地年平均氣溫約24℃，溫度隨高度升高迅速降低，夏季有暴雨。
經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巴布亞新幾內亞列為發展中經濟體[63]。該國經濟高度依賴自然資源[64]:127，資本多投向採礦和石油行業，大部分勞動力則以務農為生[65]:iv。2018年時，自然資源開採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其中礦產、石油和天然氣為主要貢獻領域[64]:128。資源依賴型經濟易扭曲國內生產總值數據，致使經濟增長難以準確衡量，國民總收入等其他指標也不易測算[64]:127。歷史上對該國生產總值的估算就曾出現大幅修正[64]:128。2019年，巴布亞新幾內亞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8%，通貨膨脹率為4.3%[66]。其法定貨幣為基那，由巴布亞新幾內亞銀行監管，該行在匯率管理上採取過多種策略[67][68]。該國正規就業比例不高，雖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但其實際價值自獨立以來持續走低[64]:139–141。2010年代末，城鎮就業人口中約40%從事非農工作，農村地區該比例僅為20%左右[64]:167。
木材與海洋資源亦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重要出口產品[64]:133，該國為全球少數熱帶木材供應地之一[64]:138。林業是重要經濟部門，但技術和半技術投入水平低，產品限於鋸材、單板、膠合板、塊狀板、模塑件、杆柱及木片，成品出口量少。自動化機械匱乏及本地技術人才培訓不足，制約了自動化設備與設計的引進。[69]:728林業領域腐敗現象存在，多個項目面臨法律不確定性，高達70%的採伐可能屬非法[64]:205。該國海洋漁業產量約占全球10%[20]:12–13。
該國農業涵蓋國內銷售與出口作物種植及自給農業[64]:128。椰干、椰油、橡膠、茶葉、可可和咖啡等農產品出口未見增長[64]:135，但轉用林地開發油棕種植園以生產棕櫚油，逐漸成為就業與收入的重要來源[70]:2[64]:135。該國棕櫚油產量占全球1.6%，咖啡占1%。農業雖非最大經濟部門，卻是就業主渠道，占全部崗位約85%。[20]:12
貧困評估表明，貧困現象在農村最為普遍[71]:487。近40%人口為自給農，生活相對獨立於貨幣經濟[72]，農業因此成為最廣泛的經濟活動。耕作多依靠簡易雨養地表灌溉，具體技術因地而異[73]:5。芋頭為傳統作物，而主食番薯的引入使耕作海拔延伸至2,700公尺（8,900英尺）；提取西米的西谷椰子也廣泛種植[18]:17–18。
該國主要出口礦產包括黃金、銅、鈷和鎳。石油與液化天然氣亦為重要出口商品。[64]:136礦產能源類資源占出口總額的86%[20]:23，其高價值使該國經常賬戶長期保持順差[64]:141。規模最大的礦場為利希爾島私營金礦，其次為國營奧克泰迪礦場，波爾蓋拉礦場位列第三[20]:12。液化天然氣出口始於2014年，然因收益分配爭議，新項目投產屢遭推遲[20]:10, 12。
該國多山的地形導致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困難，致使航空運輸成為最高效可靠的交通方式。全國共有五條主要公路，其中僅兩條延伸至內陸地區，國內航運也十分有限。 [74]雖設有22個國際港口，但並非全部投入運營。其中最大的萊城港處理約半數國際貨物。[71]:481巴布亞新幾內亞全國擁有500多個機場，大多數跑道未鋪砌[75]。許多道路養護狀況不佳，部分雨季無法通行。儘管如此，全國大多數人口居住在距國道5公里（3.1英里）範圍內，更多人毗鄰區級或鄉村公路。[71]:478
西里努穆水壩與揚開水壩提供部分水力發電[73]:4–5。污水處理設施有限，首都地區亦不例外。部分污水直接排入海洋，導致污染問題。[73]:9可再生能源占電力供應總量的三分之二[69]:726。
整體住房質量較低，2010年代末期僅15%的房屋鋪設完工地面[64]:168。2016年，城市地區55%的房屋接通電力。農村地區僅為10%，但較1996年的3%已有顯著提升。過半城市房屋接通管道供水，農村地區僅15%具備該條件，但農村房屋更多使用井水。平均每間房間居住人數為2.5人。[64]:169–70
全國超過97%的土地被劃定為習慣土地，由社區集體持有。許多此類實際權利仍未登記，實質上屬於非正式權利。[25]:53–54土地註冊工作成效甚微[25]:54, 66。巴布亞新幾內亞立法機構通過法律確認「習慣土地所有權」這一保有權形式，賦予原住民傳統土地不可剝奪的法定保有權。此類習慣土地名義上覆蓋全國大多數可用土地（約占土地總面積的97%）；[76]被讓與的土地或由國家租約下的私人持有，或屬政府土地。絕對所有權（或稱自由保有權）僅限巴布亞新幾內亞公民持有。[77]:9–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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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巴布亞新幾內亞國內有三大營運商。
行政區劃
高地大區
群島大區
莫美斯大區
巴布亞大區
巴布亞新幾內亞分為四個大區（Region），雖然這並不是正式的行政區劃，但在政府，商業，體育和其他活動的許多方面都非常重要。
以下列出4個大區，以及其所屬的省份。
- 高地大區：欽布省、東高地省、恩加省、赫拉省、吉瓦卡省、西高地省以及南高地省。
- 群島大區：布干維爾自治區、東新不列顛省、馬努斯省、新愛爾蘭省以及西新不列顛省。
- 莫美斯大區：桑道恩省（西塞皮克省）、東塞皮克省、馬當省以及莫雷貝省。
- 南方大區：中央省、海灣省、米爾恩灣省、北部省以及西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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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首都為摩斯比港，全國共有22個省級行政區，包含20個省、1個自治區（布干維爾自治區）以及國家首都區。每個省可分為一個或多個區（District），一個區又分為一個或多個地方行政區域。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省級行政區列表如下：
- 中央省（Central）
- 欽布省（Chimbu）
- 東高地省（Eastern Highlands）
- 東新不列顛省（East New Britain）
- 東塞皮克省（East Sepik）
- 恩加省（Enga）
- 海灣省（Gulf）
- 馬當省（Madang）
- 馬努斯省（Manus）
- 米爾恩灣省（Milne Bay）
- 莫雷貝省（Morobe）
- 新愛爾蘭省（New Ireland）
- 北部省（Oro）Northern
- 布干維爾自治區（Autonomous Region of Bougainville）
- 南高地省（Southern Highlands）
- 西部省（Western）
- 西高地省（Western Highlands）
- 西新不列顛省（West New Britain）
- 桑道恩省（Sandaun）West Sepik
- 國家首都區（National Capital District）
- 赫拉省（Hela）
- 吉瓦卡省（Jiwaka）
政治
巴布亞新幾內亞是議會民主制的君主立憲國家，國家元首是國王查理三世，國王不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時由總督代爲行使元首職責。巴布亞新幾內亞立法機構為一院制議會，政府首腦是總理，由議會內多數黨的領袖擔任。議會的111個議席中有22席為21個省和首都區的22名地方首長的官守議席。
巴布亞新幾內亞有40多個政黨，其中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政黨有國民聯盟黨、人民行動黨、聯合資源黨、聯合黨、潘古黨、人民全國代表大會黨、人民民主運動黨、人民勞動黨、人民進步黨、巴布亞新幾內亞黨及新一代黨等。
巴布亞新幾內亞是英聯邦王國。
人口
巴布亞新幾內亞是全球民族異質性最顯著的國家之一[79]:205。除可能擁有全球四分之一的語言外，該國的族群認同還受到地理、親屬關係和外部壓力等因素的進一步分化[80]:47–48。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20年人口估算為895萬[81]，而該國政府2021年估計人口為1180萬[82]。由於2020/2021年全國人口普查以COVID-19大流行為由推遲，當局採用衛星影像進行了中期評估。2022年12月，聯合國與南安普敦大學合作開展的衛星影像與實地核查研究表明，該國人口可能高達1700萬，近乎官方數據的二倍。[83][84]2023年7月，聯合國正式將估算值修訂為1180萬[85]。儘管自1961年起每十年開展一次人口普查，但以往數據的可靠性存疑[64]:126。不過獨立以來人口被認為大幅增長，但城市化水平基本持平或僅略有上升[64]:127。截至2015年，國際移民約占人口0.3%[86]。
巴布亞新幾內亞是城鎮化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23年僅有14%人口居住於城市中心[87]。最大城市為首都莫爾茲比港，其他主要聚居地包括萊城、芒特哈根、馬當和韋瓦克。2000年時，全國共有40個人口超千人的城鎮。[20]:11[88]:31絕大多數居民生活在習慣社區中[89]。高地大區人口最密集，占全國人口的43%。莫美斯大區占25%，南方大區占18%，群島大區占14%。[20]:13 傳統的小型社區通常不足300人，多由一個核心小村莊及周邊分散的農園住屋組成。居民每年部分時間居住於此，且可能擁有多處居所。在需大範圍狩獵或耕作的社區中，主村可能僅有一兩座建築。[18]:18全國高達三分之二區域可歸類為無人區[88]:47。在城市以外，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小型島嶼[88]:48。城市人口增長導致平均生活質量下降，而農村地區生活水平普遍提升[64]:177–181。儘管人口分布廣泛，超過五分之四的居民居住在距政府服務中心8小時行程範圍內[88]:117。
2016年性別比例為男性51%、女性49%。男性為戶主的家庭占82.5%，女性為戶主的家庭占17.5%[64]:177–178。平均初婚年齡為20歲，18%的女性處於一夫多妻關係中[64]:179。人口結構年輕化，2011年年齡中位數低於22歲，當時36%的人口年齡不足15歲[20]:13。2010年代末，城市地區撫養比為64%，農村地區為83%[64]:178。2016年總和生育率為4.4[64]:177。
該國整體醫療基礎設施發展不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較高，並曾暴發霍亂和結核病等疫情。[90]:1692016年疫苗覆蓋率為35%，24%的兒童未接種任何疫苗[64]:175。截至2019年，巴布亞新幾內亞出生時預期壽命男性為63歲，女性為67歲[91]。2014年政府衛生支出占政府總開支的9.5%，衛生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91]。2023年每1萬人擁有醫生0.61名[92]。2008年每10萬例分娩的孕產婦死亡數為250人，2005年為270人，1990年為340人。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69‰，新生兒死亡數占5歲以下兒童死亡數的37%。每千例活產對應助產士1名，孕婦終生死亡風險為1/94。[93]兒童死亡率的全國性改善主要反映在農村地區，某些城市地區則幾無改善甚至略有惡化[64]:174。
2010年代末，未接受教育的男性比例約為32%，女性則為40%[64]:171。2015年識字率為63.4%[94]。國內大部分教育服務由教會機構提供[95]。2012年學費取消後入學率有所上升，但效果參差不齊，2019年部分恢復了收費[64]:170, 208。巴布亞新幾內亞擁有四所公立大學、兩所私立大學以及其他七所高等教育機構[96]。
巴布亞新幾內亞擁有約840種已知語言（包括英語），成為全球語言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97]。該國語言總量超過其他任何國家[98]，其中土著語言逾820種，占全球語言總數的12%，但大部分語言的使用者不足千人，每種語言平均僅有7000人使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語言密度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瓦努阿圖。[99][100]使用最廣泛的土著語言是恩加語，使用者約20萬人，其次為梅爾帕語和胡利語[101]。然而即便恩加語內部也存在不同方言分化[17]:134。土著語言可分為兩大群系：南島語系和巴布亞諸語言。需注意的是，「巴布亞」僅是對當地非南島語系語言的便利性統稱，並不定義實際的語言親緣關係。[102]
巴布亞新幾內亞有四種語言因其廣泛的文化認同而被視為國家語言：英語、巴布亞皮欽語、希里莫圖語、手語（2025年新增，實踐中指巴布亞新幾內亞手語）[17]:151[103]。然而，目前並無專門立法宣告任何官方語言[19]:21。憲法僅簡要提及語言問題，要求「普及巴布亞皮欽語、希里莫圖語或英語的讀寫能力」，並提及「tok ples」（巴布亞皮欽語對地方語言的稱謂）和「ita eda tano gado」（希里莫圖語對地方語言的稱謂）。憲法還規定，申請歸化入籍者需具備當地語言能力，被逮捕者有權以理解的語言獲知相關訊息。[17]:143
英語是商業和教育系統使用的語言，而該國最主要的通用語為巴布亞皮欽語[19]:21。議會辯論通常混合使用英語和巴布亞皮欽語[17]:143。國家司法體系使用英語，省和地方法院則多使用巴布亞皮欽語或希里莫圖語。鄉村法庭可使用當地語言。多數全國性報紙採用英語，但有一份全國周報《Wantok》使用巴布亞皮欽語。國家廣播和電視使用英語與巴布亞皮欽語，輔以少量希里莫圖語。省級廣播除使用上述語言外，還會加入地方語言。[17]:147隨着時間的推移，巴布亞皮欽語持續普及為最常用語言，逐步取代希里莫圖語[17]:146，即便在曾以希里莫圖語為主的首都莫爾茲比港亦是如此[104]。
多數省份並無占主導地位的地方語言，但也有例外。恩加省以恩加語使用者為主，但該省於1976年採用巴布亞皮欽語作為官方語言。東新不列顛省以庫阿努阿語使用者為主，這導致使用拜寧語系或蘇爾卡語的少數民族群體面臨溝通困境。[17]:147–148然而語言問題通常並非衝突根源，衝突可能發生在使用同種語言的社區之間，而區域認同往往融合了多種不同的語言群體[17]:153。英語和巴布亞皮欽語普遍被視為中立語言，地方語言則被認為具有文化價值，政府亦鼓勵多元語言能力的發展[17]:154。
目前幾乎所有地方語言及希里莫圖語的使用率都在下降[17]:148，部分地方語言的使用者已不足百人[17]:135。政府鼓勵使用地方語言，獨立後即制定政策，用地方語言教授早期讀寫和算術。截至2000年4月，已有837種語言獲得教學支持，涵蓋兩種不同地方語言社區的學校很少報告問題。但在2013年，為改善較弱的英語讀寫能力，教育政策重新轉向以英語為主。[17]: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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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95.6%的公民自認為基督徒，1.4%信奉其他宗教，3.1%未作回答。幾乎無人聲稱無宗教信仰[105]。宗教綜攝現象普遍，許多公民將基督教信仰與部分傳統土著宗教實踐相結合。國內存在眾多基督教教派且影響廣泛。[20]:13最大教派為天主教會，信眾占人口26.0%；其次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福音信義會（18.4%）、基督復臨安息日會（12.9%）、五旬節派各教會（10.4%）、巴布亞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群島聯合教會（10.3%）、「其他基督教」（9.7%）、福音聯盟（5.9%）、巴布亞新幾內亞聖公會（3.2%）、巴布亞新幾內亞浸信會聯會（2.8%）及規模較小的群體[105]。
政府與司法系統維護憲法規定的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權利[106]。隨着美國成功神學通過訪客與電視布道傳播，基督教基要主義與基督教錫安主義日益盛行。這種現象既挑戰主流教會的傳統主導地位，也削弱了前基督教時代某些文化特徵的表達。[107]。2025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將巴布亞新幾內亞確立為基督教國家，特別提到「上帝，聖父；耶穌基督，聖子；聖靈」，並將《聖經》列為國家象徵[108]。
文化
巴布亞新幾內亞是世界上語言分佈最多的國家，雖然該國人口只有約1,178萬左右，但國內有多於820種不同的語言[109]。當地人在正式場合使用英語，而巴布亞皮欽語則是族際交流語，這是一種由英語和當地語言混合而成的克里奧爾語。另外摩圖語的簡化版本希里摩圖語也是該國的官方語言之一。
國家教授語言為英語，但巴布亞新幾內亞有大約800種不同的語言。
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位於首都摩斯比港。
交通
因其多山崎嶇地形（中部橫貫有山脈橫貫，切割南部的首都與北部各主要城市），不易興建穿越山脈的道路，故國內陸路交通不便。首都摩斯比港僅有Hiritano公路通往海灣省首府凱里馬，但尚無鐵路連接其他城市。
參考文獻
註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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