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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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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主義（西班牙語：Peronismo）又稱正義主義（Justicialismo），是一種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基於阿根廷前總統胡安·庇隆（1895—1974）的思想、學說和政治遺產[1]。庇隆主義以三大綱領為核心：「社會正義」（對抗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經濟獨立」（通過發展本國工業，使經濟不依賴其他國家）以及「政治主權」（避免外國勢力干涉國內事務）。庇隆主義1945年至今都是一股極具影響力的力量[2]。
庇隆主義採取了進步至保守的政策。進步政策包括擴大工人權利、實施女性選舉權[3]、公立大學免學費，以及在與教會關係破裂後嘗試推動的離婚法制定[4][5]。保守政策包括倡導民族自豪感、強烈的愛國主義、軍事化的治理方式，以及在公立學校推行天主教教育[5]。庇隆主義賦予工人階級在政府中實質性地位，並實施改革以削弱阿根廷寡頭的權力[6]。其改革措施還包括：憲法規定的住房權[7]、結束對原住民的壓迫[8]、向地區立法機構增加工會代表[9]、凍結零售物價，以及為工人補貼食品[10]。庇隆主義提倡公民民族主義和民族團結，反對族裔民族主義[11]。冷戰時期庇隆採取了第三立場，既不親近美國，也不與蘇聯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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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
許多政治學家將庇隆主義描述為社會主義[12]、民族主義社會主義[13]、民粹社會主義[14]、家長式社會主義[15]、天主教社會主義以及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16][17]。支持此觀點的政治學家指出，庇隆建立了一個計劃性、受到嚴格管制的經濟體系，其中包括「由國有化產業和社會福利制度構成的龐大公共部門」，該體系具有再分配性質，並優先保障工人福利及賦權工會[18]。胡安·庇隆與危地馬拉民主社會主義領袖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對玻利維亞民族革命的大力支持，也被視為支持這一觀點的論據[19]。儘管胡安·庇隆主張在美國和蘇聯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走第三條道路，他仍然支持並成為古巴革命、智利阿連德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密切盟友[20]。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切·格瓦拉儘管出生於反庇隆主義家庭，但他認為庇隆主義是「一種拉丁美洲本土的社會主義形式，古巴革命可以與其站在同一陣營」[21]。一些馬克思主義作家[a]也認為庇隆主義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一些學者將庇隆主義描述為社會民主主義[26]，激進勞工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融合的家長式保守主義[27][28]。關於庇隆主義是否保守存在激烈爭議，因為庇隆主義支持者認為他在社會層面是進步的[29]，一些政治學家也將庇隆主義描述為社會進步主義[30]。主要的庇隆主義正義黨，其政策隨時代與不同政府而顯著變化，但一般被認為是民粹主義[2][31]、「民族主義與勞工主義的模糊混合體」[32]。
庇隆主義通常被描述為左翼民粹主義[33]，政治光譜被認為屬於中間偏左[34]，左翼和泛左翼[35]。政治學家佩雷拉指出，胡安·庇隆這樣的左翼民粹主義者「可能會與右翼民粹主義者共享一些重要特質」[36]。不過，政治學家奧斯蒂吉認為「普通工人階級非常清楚，庇隆絕不可能被視為右翼。因此他與左翼政黨處於同一陣營。」[37]庇隆主義也被認為是一種民粹主義，試圖否定精英與資本主義權力、賦權工人階級選民，並幫助政治與經濟上受壓迫的群體[38]。該理念依賴一位領袖人物來帶領民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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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庇隆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運動描述為左翼。他在1973年9月寫道：「庇隆主義是一場左翼運動。但我們所倡導的左翼首先是正義主義左翼，而非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左翼。正義主義左翼旨在實現一個讓每個阿根廷人都能繁榮發展的社會。」[39]庇隆表示自己主要受到基督教社會主義、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羅德·拉斯基啟發[40]。他認為自己的主要目標是實現並宣布阿根廷的經濟獨立，其實現方式包括讓阿根廷資源國有化、國家控制經濟、限制跨國公司與外國企業、財富再分配、強化工人階級的力量，以及廢除精英主義與「反國家」的資本主義。到1973年，庇隆採用的標語變成了「依附或解放」[41]。1971年7月，庇隆表示他的正義主義思想就是社會主義：
對我們來說，正義主義政府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我們的革命進程體現了個人與集體的需求，這是一種社會主義形式。正如正義主義所追求的那樣，一種公正的社會主義，因此也被稱為正義主義，即集體與內在條件發展起來的社會。[42]
1967年，庇隆表示：「不存在自由的經濟制度。經濟要麼由國家掌控，要麼由國際金融財團掌控。」[43]1953年致智利總統、友人卡洛斯·伊瓦涅斯·德爾坎波的信中，庇隆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
盡你所能地給予人民，尤其是工人。當你覺得自己給予過多時，再給他們更多。你會看到成果。大家都會用經濟崩潰的威脅來嚇唬你，但這全是謊言。沒有什麼比經濟更具彈性了，眾人如此害怕經濟，只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它。[44]
儘管胡安·庇隆有上述聲明，庇隆主義仍分裂為左翼和右翼，並在內部爭奪主導地位[45]。雖然所有庇隆主義者都聲稱遵循庇隆的理念，但他們對庇隆計劃的理解卻大相徑庭。左翼庇隆主義者認為庇隆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右翼庇隆主義者則認為庇隆的願景更接近社團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並試圖建立一個「有組織的社會」[46]。庇隆本人使用了諸如「國家社會主義」等非常模糊的說法，庇隆稱其基於基督教社會價值觀，旨在推翻阿根廷的「帝國主義奴役」[47]。庇隆認為他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基於基督教的，屬於「不同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庇隆強調其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在於構建「正義的社會制度」[48]，該制度旨在終結資本主義對阿根廷的剝削，並對抗帝國主義。
庇隆始終將自己與社會主義人物聯繫在一起，他讚揚切·格瓦拉，並以同情的語氣談及毛澤東，庇隆對毛主義表現出深切的認同，並寫道：「毛拒絕站在殖民主義一邊，這為『第三世界』奠定了基礎，使各種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可以和睦相處。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沒有理由爭吵，兩者可以為解放人民這一共同目標而團結。」[49]庇隆還表示：「馬克思主義不僅不與庇隆主義運動相矛盾，反而是對運動的補充。」庇隆將自己早期的反共言論解釋為反對「阿根廷正統共產主義」，並認為這些共產主義者「站在寡頭或布雷登的陣營一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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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阿根廷總統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忽視了勞動者爭取更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訴求。伊里戈延也未能在1916年至1930年間建立一個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體系，主要因為他領導的激進公民聯盟既缺乏意願，又缺乏有效手段來對抗寡頭統治[51]。
1930年代，胡安·庇隆尚未為大眾所知，但在阿根廷軍隊中備受尊敬。1939至1940年庇隆在意大利等地擔任軍事武官。庇隆憑藉其在歐洲的經歷與政治魅力，倡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以改善阿根廷普通人的生活[52]。庇隆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可行替代方案[53]，並認識到「產業工人階級未必是阻礙，反而可被動員起來作為構建社團主義國家的基礎，將勞動者的利益與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相結合，以推進民族主義議程」[51]。庇隆在1943年阿根廷政變之後迅速獲得了顯赫的政治地位。他於1943年10月接管勞工部，開始鞏固自己作為阿根廷工會盟友的聲譽。庇隆在接受智利記者採訪時將自己描述為「工會主義者」。1943年11月，國家勞工部改組為勞工與福利部，這賦予了庇隆對經濟巨大的影響力。庇隆自視為天主教勞工主義者，並秉持「和諧與分配正義」的理念。1943年12月，庇隆與阿根廷最大的鐵路工會達成協議。庇隆幾乎滿足了工會十五年來始終未能實現的訴求，這使他在工會成員中享有「阿根廷頭號勞動者」的聲譽[54]。
1944年1月，由於納粹德國與阿根廷軍政府之間的秘密談判曝光，佩德羅·巴勃羅·拉米雷斯將軍被迫下台。軍政府也被迫與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並清洗內閣中的親軸心國成員。溫和派的埃德爾米羅·胡利安·法雷利上台，此舉引發民族主義陣營的抗議。庇隆隨即接管法雷利就任總統前掌管的戰爭部。1944年3月，鐵路工人組織了一場支持庇隆的示威。到6月，庇隆成功掌控了金屬工人工會。6月11日庇隆的演講中提出了「武裝國家」的概念，他認為戰爭是人類存在條件不可避免的結果。庇隆闡述，一個國家只有在「培養真正的[...]團結，並在人民中建立強烈的紀律意識和個人責任感」時，才能贏得戰爭。這篇演講經常被國內外的反庇隆主義者引用，指責他具有法西斯傾向。1944年8月，隨着巴黎解放的消息傳到阿根廷，全國爆發了大規模的親同盟國示威活動，抗議者要求親納粹立場的軍政府下台，這使得軍政府的威望遭到巨大打擊[55]。
1944年末，隨着軍政府面臨改革與選舉的巨大壓力，庇隆開始大幅調整自己的觀點和演講。他宣稱自己的最終目標是在阿根廷建立「真正的民主」，並開始在中上層階級中尋找盟友。然而，由於遭到激進公民聯盟的反對，庇隆轉而致力於提升自己在工人階級中的聲望。政治學家指出：「庇隆再次發現自己只能依靠工會的支持，並在這一階段公開支持民主社會主義」[56]。庇隆讚揚了英國工黨在1945年英國大選中的勝利，將其視為人類「邁向新世界」的證明，並敦促阿根廷工人「如果不想讓自己的權利被敵人剝奪，就必須親自捍衛這些權利」。庇隆也接受了帶有貶義色彩的稱呼「赤膊者」，並將其轉化為一種象徵，代表那些貧困和赤貧的工人階級，庇隆將引領他們邁向「民族解放」[57]。
受歡迎的胡安·庇隆升任副總統後，他很快被軍方保守派視為威脅。1945年10月9日，法雷利和阿瓦洛斯迫使庇隆辭職，胡安·庇隆被逮捕。同年10月17日總工會發起大規模示威與罷工，促使庇隆獲釋。後來稱10月17日為「忠誠日」。胡安·庇隆的女友伊娃·杜阿爾特（又稱艾薇塔）因協助組織這場示威而大受歡迎，幫助庇隆贏得了勞工團體和婦女團體的支持。10月22日伊娃·杜阿爾特與胡安·庇隆結婚[58]。庇隆作為阿根廷工黨的候選人，以53.7%的得票率贏得1946年大選。1947年阿根廷工黨轉變為「庇隆主義黨」。
評價
总结
视角
自庇隆上台以來，就引發了眾多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討論是否應該支持庇隆主義。儘管阿根廷共產黨起初反對庇隆，但在1945年6月，巴西共產黨以普列斯特斯的名義發表聲明：「阿根廷共產黨反對法雷利和庇隆是嚴重的錯誤」[59]。1946年3月，阿根廷共產黨改變了對待庇隆的立場，轉為批判性支持[60]。1946年末召開的阿根廷共產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均投票決定「認可政府施政中的積極方面」，並稱讚庇隆的經濟政策。該黨還聲明，必須反對任何推翻庇隆的政變企圖，因為這些企圖「只會讓國家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壟斷勢力獲利」[61]。
1947年，巴西共產黨總書記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表示：「我們（巴西共產黨人），尤其是我本人，清楚知道庇隆總統的政治傾向：他完全是民主的。」智利共產黨參議員巴勃羅·聶魯達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阿根廷沒有法西斯主義。庇隆是一位考迪羅，但不是法西斯頭目。」[59]1955年，阿根廷共產黨號召民眾動員起來支持庇隆主義政權，並警告稱，反庇隆主義的政變是由「屈從於美帝國主義和寡頭集團的反動勢力」領導的[61]。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中，菲德爾·卡斯特羅稱讚庇隆是一位進行社會改革的革命性反帝國主義者。卡斯特羅還表示：
進步軍人的例子不勝枚舉。在阿根廷，胡安·多明戈·庇隆也是軍人出身。[...]他制定了許多有利於勞動人民的法律[...]庇隆犯過一些錯誤：他冒犯了阿根廷的權貴，羞辱了他們，把戲院和富人階級其他的象徵物收歸了國有，但他們的政權和經濟勢力原封未動，他們利用有利時機在美國的同謀和支援下打倒了庇隆。庇隆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這個富饒國家擁有的財富和資源收歸國有，並盡力為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而奮鬥。這個對他感恩不盡並忠貞不渝的社會階層把庇隆變成了貧賤民眾終身崇拜的偶像。[62]
1974年庇隆逝世時，卡斯特羅宣布全國哀悼三天，古巴方面稱庇隆離世是「對整個拉丁美洲的打擊」。卡斯特羅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與庇隆主義之間存在相似性與密切關係，並引用了切·格瓦拉的信件，信中切表示：「庇隆是阿根廷政治與經濟改革最先進的體現。」[63]洛里斯·扎納塔指出，「卡斯特羅與庇隆均代表着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同屬一個家族」，「從烏戈·查韋斯到桑地諾革命，從解放神學到激進原住民主義，庇隆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色彩銘刻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信仰中」[64]。
毛澤東也積極評價庇隆。毛澤東會見阿根廷親庇隆的毛派民兵時曾表示：「如果我是年輕的阿根廷人，我會成為庇隆主義者。」[65]阿根廷革命共產黨宣傳此言論，並以此作為口號：「如果毛澤東是阿根廷人，他會成為庇隆主義者。」[66]庇隆也以類似的言論回覆：「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成為毛主義者。」庇隆還寫道：「馬克思主義不僅不與庇隆主義運動相矛盾，反而是對運動的補充。」庇隆在1972年11月12日的演講中主張：「我們不應該害怕『社會主義』這個詞。」在訪問社會主義國家羅馬尼亞期間，庇隆認為：「該國政權諸多方面與正義主義相似。」[67]歷史學家在論述毛主義與庇隆主義的關係時寫道：
比1973年更早的幾年，庇隆就與毛澤東開始了書信往來，雙方在新的全球秩序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引領作用等問題上達成了基本共識。[...]兩位領袖的共識程度之高，使得庇隆主義的「第三立場」被視為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先驅，這也讓庇隆說出了那句：「這個中國小伙子竊取我的思想。」1969年中國領袖毛澤東會見由阿根廷年輕共產黨人組成的代表團，在強烈表達了自己的毛主義信仰後，他們受到了偉大舵手的質疑：「你們為什麼不是庇隆主義者？」[68]
由於庇隆主義敵視美國，庇隆主義得到了約瑟夫·斯大林的支持[69]；庇隆被推翻後，蘇聯政府對庇隆主義政府有一定的懷念[70]。美國歷史學家將庇隆主義描述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並指出：「庇隆與斯大林之間存在某種親近性，因為庇隆的五年計劃參照了斯大林實施的經濟計劃。」[71]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南斯拉夫也對庇隆主義表現出興趣和關注[72]。
阿根廷庇隆主義政府與朝鮮存在着相互欣賞。歷史學家寫道：「庇隆主義不僅接近毛主義的三個世界理論，也接近金日成的思想，因為金日成與庇隆一樣，主張具有本土根基的社會主義。」庇隆主義的刊物稱金日成為「偉大領袖」，並認為主體思想與正義主義非常相似；一份庇隆主義刊物甚至將朝鮮稱為「正義主義民主主義共和國」[73]。1973年9月，金日成在秘魯—朝鮮文化與友好協會發表演講時讚揚了庇隆：
當今第三世界的人民正為獨立發出強有力的聲音。不久前，阿根廷的庇隆將軍說，他的國家正在走一條阿根廷式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不同於資本主義道路，也不同於某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斯大林之後的蘇聯）。這等於說，他正在走獨立的道路推進革命。在革命鬥爭中堅持獨立自主很重要。我認為他的口號非常出色。[74]
庇隆是查韋斯主義的重要靈感來源，烏戈·查韋斯稱自己是「真正的庇隆主義者」[75]。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赫什伯格寫道：「我一直認為查韋斯主義是拉丁美洲幾十年來最接近庇隆主義的意識形態。」[76]查韋斯的繼任者尼古拉斯·馬杜羅也強調了庇隆主義與查韋斯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聯繫。2024年7月，馬杜羅表示：「我是庇隆主義者，也是艾薇塔主義者。」[77]2025年馬杜羅高呼：「注意，注意，馬杜羅也是庇隆的戰士」[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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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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