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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中國共產黨革命元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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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他名為「陳雲」的人物，請見「陳雲 (消歧義)」。陳雲（1905年6月13日—1995年4月10日），曾用名廖陳雲，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青浦區）人。政治家、經濟管理家。陳雲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改革開放以後繼續擔任黨內重要職務。
陳雲早年領導上海工人運動，隨後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並隨部參加長征，相繼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隨後赴東北，任東北局副書記。隨後擔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領導銀元之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雲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負責全國經濟恢復工作與制定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僅次於毛劉周朱四人。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之後恢復原職，出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接替鄧小平當選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被認為是當時主政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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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05年，陳雲出生於江蘇省青浦縣章練塘鎮近鄉的一戶農民家庭中，父親陳梅堂、母親廖順妹[1]:1。他兩歲喪父[1]:3，四歲喪母[1]:4，與胞姐陳星由外祖母撫養，過繼給舅父廖文光，改姓廖，名陳雲[1]:5。1917年，經鎮顏安小學校長杜衡伯舉薦，免費入顏安高等小學讀書[1]:10。1919年，因家貧無力繼續求學[1]:13，經老師張行恭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2]:8-11，了解、學習書局的商業運作與財務交易，這段經歷是他從事經濟職業生涯的開始[3]:2。
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陳雲被推選為商務印書館罷工臨時委員會委員長[1]:19，與沈雁冰等一起領導全館職工大罷工[4]:11。隨後由董亦湘、惲雨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3]:3，任中共商務印書館總支部幹事、發行所支部書記，隨後連續三次參加上海工人起義[1]:22-25。1927年10月，受中共派遣，離開商務印書館，到青浦發動農民舉行武裝暴動[1]:41[5]:305。同年12月，擔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1]:44，組織農民革命軍[1]:41，改任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1]:45。1928年1月，陳雲赴上海籌集武器裝備，而淞浦武裝部隊被國軍鎮壓[1]:50，同年9月重建組織[1]:54；11月擔任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1]:55。1929年4月，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1]:60。1930年7月，兼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6。
1931年3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變節，陳雲協助周恩來處理後續事件中顯示出他的機智果斷[3]:5-6；同年5月，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重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然而6月2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因被捕，供出周恩來住處，周恩來被迫轉移。陳雲因此挑起重建中央特科重擔，他化名「李介生」，黨內被稱「先生」，期間處理向忠發案後的中央機關轉移；並撤銷第四科，並精簡其他科室人員；安排特科人員撤離上海，包括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陳賡、陳養山、李強等人；並重建上海的人際關係網[1]:117-118。
1932年3月14日，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121-122。12月23日，在上海會見魯迅，並將秘密在魯迅家中居住的瞿秋白夫婦接出轉移[1]:143。1933年1月，鑑於上海政治環境惡化，中央機關全體遷往中央蘇區，陳雲遂跟隨博古前往江西瑞金[1]:145，期間負責糾正中央蘇區的一些經濟政策與執行[1]:148-149。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國統區工作部部長[3]:7，並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成員[1]:158-159。
1934年10月，陳雲以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參加長征，軍團長為董振堂，政治委員為李卓然，參謀長為劉伯承[1]:165-166；期間參加過湘江戰役[1]:168-169。同年12月，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併後軍委縱隊，陳雲擔任縱隊政治委員，與劉伯承、葉劍英搭檔[1]:171。1935年1月，軍委縱隊攻占貴州遵義，陳雲任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1]:172；期間出席遵義會議；會議後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174，此後組織部隊參與四渡赤水[1]:176-178。5月上旬，紅軍渡金沙江時，陳雲任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員，負責在南岸指揮部隊上船[1]:180；促使三萬紅軍在十天內渡過金沙江，使得中央紅軍擺脫了國軍十餘萬部隊的追截[6]:8。6月，他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秘密離開，由當地中共組織派席懋昭護送，經滎經、雅安、成都到達重慶[1]:186[6]:9-10，後隻身去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187。
然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鑑於上海地下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陳雲、潘漢年在上海難以立足，指示他們同赴蘇聯[1]:188[6]:10。同年9月，同陳潭秋、曾山、楊之華、何實嗣等人抵達蘇聯[1]:190。後併入列寧學校學習，學習政治經濟學和英文[1]:191。1936年3月，陳雲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八分校擔任助理副教授[1]:194。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組建西路軍，試圖打通通往蘇聯的國際通道，陳雲擔任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代表團準備接應[1]:199-200。然而，西路軍在與馬家軍的交戰中因援助不力，幾乎全軍覆滅[6]:16-17；殘餘部隊在李卓然、李先念的率領下西出祁連山，抵達新疆星星峽[1]:202-203。1936年12月8日，陳雲奉命離開莫斯科，赴新疆援接西路軍[1]:204。1937年，到達新疆迪化，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說服盛世才帶領部隊，援接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餘部[1]:205，並帶領部隊進入迪化休整[1]:206-207。1937年11月，陳雲返回延安[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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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29日，抵達陝西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3]:14，負責組織管理中共黨員黨籍、入黨、籌建學校及培養幹部[6]:23-25[1]:209-210。儘管擁有大量權力去組建政黨團隊和後備力量，但他卻沒有利用它去建造自己的帝國[3]:17。1938年3月，同于若木結婚[1]:219，婚後經常將一些孤烈士遺孤帶到家中吃飯輔導[1]:220。4月30日，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1]:222。12月，短期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一職[1]:233[6]:19。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救濟委員會，負責救濟被捕同志。救濟委員會內部工作由陳雲負責，外部工作由董必武負責[1]:291。1941年，主管南方工作委員會；之後數年中，陳雲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與到中共中央的政治決策領域中，指揮指導中共在國統區的活動與安排[6]:19。1942年5月，他擔任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委員，參加整風運動，增強黨組織對軍隊的領導力[1]:349-350。1943年3月，因操勞過度，毛澤東安排其居住在棗園修養一年[1]:376，彭真代理中央組織部部長[6]:26。陳雲在主管中組部的七年中，中共黨員從3萬上升至121萬[6]:89-124，培養並向全國輸送了大批幹部[6]:29-30。然而他執意反對康生在湖西事件、「拯救運動」中誇大右派、肅托及打壓迫害幹部行為[6]:113-118；反對江青轉入魯迅藝術學校[3]:16；以及在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問題上，他也表達了反對意見；這些事情卻給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擊迫害，埋下了伏筆[6]:159-160。
1944年3月6日，陳雲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1]:381[6]:186。因為大量工作涉及到關於生產、貨幣、黑市、預算、匯率和交易，他在這個階段中積累了大量的金融和財經經驗[1]:382-395；也成為他政治生涯中，領導中共財經工作的開端[6]:193。1945年6月，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418；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並增選陳雲、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424。
1945年9月，因為日本投降，蘇聯計劃撤退出中國東北，國共雙方均籌划進占東北。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陳雲任東北局委員，立即趕赴東北開展工作，力爭在東北建立根據地[1]:425。
同月18日，陳雲從延安經山海關到達瀋陽，並與東北抗日聯軍領導人接洽籌備工作[1]:426。11月，他趕赴長春，籌建並擔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建立中共在吉林省的領導[1]:429；月底兼任東北民主聯軍（後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北滿軍區政治委員，創建北滿根據地，組織進剿當地武裝[1]:435。1946年4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北滿軍區哈爾濱前線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4月28日，進駐哈爾濱[1]:455。5月，因第二次四平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失利，共軍範圍撤退出吉林長春，退守哈爾濱，中共中央遂批准將北滿分局與東北局合併。6月16日，陳雲任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分管財政經濟和後勤工作[1]:463-465。
1946年10月，國軍通過「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派遣十萬部隊進攻南滿，共軍被迫從安東、通化等城市撤退。至11月下旬，中共南滿根據地僅剩下臨江縣、長白縣、撫松縣、濛江縣、輯安縣五座小縣，形勢十分危機[1]:471。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派遣陳雲、蕭勁光、蕭華成立南滿分局（亦稱遼東分局）組織反抗。陳雲兼任分局書記和遼東軍區政治委員，蕭勁光任分局副書記、遼東軍區司令員，蕭華任分局副書記、遼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機[1]:472。12月，在七道江會議上，陳雲堅持主張所在部隊堅守南滿，反對北撤到北滿的方針[1]:476。
而此時，由杜聿明率領的國軍進攻北滿共軍根據地，陳雲同蕭勁光指揮遼東軍區部隊，採用迂迴滲入的敵後游擊作戰策略，與國軍在吉林臨江地區焦灼，即東北臨江戰役[1]:477。同時林彪指揮北滿部隊三次南越松花江，牽制國軍力量[1]:478；戰役持續到1947年4月，以國軍在通化西北紅石拉子地區主力覆滅為結束，史稱「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此戰役的結束標誌着國共雙方在東北戰場上，攻守局面徹底改變[1]:492。
1947年5月，東北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戰役，使得滿洲各根據地連成一片，並將國軍限制到大城市及鐵路沿線[1]:495-496，陳雲兼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書記[1]:497，同年七月，他領導遼東地區進行土地改革[1]:499-500。1948年初，陳雲從遼東回到哈爾濱，經過三個月短期調養後，他擔任新成立的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1]:510-511。8月，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陳雲當選為主席[1]:520。8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和東北軍區成立，陳雲兼任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仍然主管東北經濟[1]:521。11月，東北人民解放軍攻克瀋陽，陳雲任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1]:537-539。1948年12月，因高崗赴中央參加會議，陳雲短暫代理中共中央東北局活動[1]:542。1949年2月，他參加了西柏坡會議[1]:554，之後返回東北，這段時間中，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保持與蘇聯、朝鮮、香港的貿易聯絡，並積極與華北、華南的中共組織合作提供援助和支持[1]:554-560。
1949年3月14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於財政經濟工作及後方勤務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中央應即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首先與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合併，並加入東北、華東、西北、華中各區財政經濟工作負責人為委員，依靠華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轄的各省市，進行業務。並決定由陳雲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1]:558。5月9日，陳雲抵達北平參加籌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工作[1]:564；7月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成立[1]:569。
上海戰役結束後，因上海面臨煤炭糧食短缺、金融物價波動，加上十五萬國軍投誠，上海經濟面臨崩潰。為此，中財委召集的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大區財經領導幹部會議在上海開幕（即上海財經會議），陳雲主持會議，着手重點解決上海經濟[1]:570。當時儘管解放軍占領上海，人民幣仍然無法在上海金融市場上立足。為貫徹中央政府推行人民幣為法定貨幣的指令，陳雲發動了「銀元之戰」，即最初採用拋售銀元、禁止銀元流通等方式打擊投機，但效果甚微。銀元對人民幣的價格仍然高增不止，為此華東局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通過經濟及政治兼顧的方式穩定上海金融市場。之後上海商人惡意囤積糧食、棉花和煤炭，為此陳雲組織「米棉之戰」，轉移華東地區的儲備，才徹底穩定了上海市的物價[1]:571。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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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陳雲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7]:1。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重工業部部長[7]:3-4。11月，主持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會議，研究穩定市場物價，並支援朝鮮戰爭、以及重大城市的供給[7]:4-5。1950年2月，主持全國財政會議，研究克服財政經濟困難的政策和措施[7]:29-34，次月政務院通過其起草的《關於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7]:35-36；到四五月間，中國大陸財政經濟工作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於穩定[7]:49。5月8日至26日，陳雲主持北京、上海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研究商品滯銷問題。會後開始調整工商業，調整國營與私營企業關係[7]:52-53。6月4日，因任弼時病重，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陳雲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並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組成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主席團[7]:56。同年10月，任弼時逝世後，陳雲正式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7]:69。1950年11月15日至27日，陳雲主持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因朝鮮戰爭爆發，財經工作重心從穩定市場調整為國防，並提高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7]:71-72。
1951年5月，陳雲參加主持西藏和平談判，之後着手進行西北油田、淮河治理[7]:104-106。1952年8月至9月，隨同周恩來等出訪蘇聯，就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工程、生產橡膠、中蒙鐵路、旅順口海軍基地等問題與蘇聯協商[7]:147-149。然而因為多年積勞成病，1953年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後，陳雲被送往醫院[7]:164；之後被安排療養，期間中財委由副主任薄一波領導[7]:168。同年6月，全國經濟會議上，高崗因私人免徵批發稅而與薄一波產生分歧，高崗藉此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出現路線問題[7]:170。7月23日，鄧小平和陳雲被調回北京參加會議，會議中陳雲站在了劉少奇、薄一波一邊；隨後鄧小平代替薄一波職位，與陳雲搭檔在中財委工作[7]:171。12月，高崗開始積極私下與陳雲、鄧小平聯繫，試圖說服幾人排擠劉少奇、周恩來[7]:192。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開始反對高崗、饒漱石，陳雲並以張國燾映射暗示[7]:196。之後高崗自殺、饒漱石被捕，史稱「高崗饒漱石事件」。
1954年4月，陳雲擔任中共中央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工作小組組長，主持制定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7]:207。同年9月29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結束，陳雲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7]:221；隨後他着手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7]:222；他開始着手對公私合營等經濟模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定了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模式[7]:273-280。1955年下半年，由於各地對經濟走勢持過於樂觀態度，加快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公私合營的進度，並設置過於理想的冒進目標，導致經濟出現混亂和緊張局面[7]:311。1956年初，周恩來、陳雲等人努力並最終成功遏制冒進勢頭，確保經濟平穩上升並回歸理性[7]:337、348。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雲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7]:332。1957年1月10日，陳雲還兼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成員有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7]:361。
然而反冒進的行動招致了毛澤東等人的反感[7]:399，恰逢陳雲深感身體不適，請求休養，並趁機到各地考察上海、蘇州、重慶工廠進程[7]:405-408。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與陳雲的「反冒進」[8]，稱道：「就只有陳雲懂經濟，我就不能領導經濟？」陳雲因病未出席此次會議[7]:408；之後毛澤東開始大力宣傳激進式發展，展開大躍進[7]:409，最終造成了三年的國民經濟危機；陳雲被迫在多次會議中承認錯誤[7]:410-412。1958年10月，他兼任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並對東北三省和南方九省市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和改進[7]:433。1959年3月，陳雲因心臟病離京赴桂林、杭州休養，休養期間仍然到東北、華東、江浙等地考察農業、鋼鐵、礦產等問題[9]:7-8。當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時，毛澤東再次重用陳雲，委託他調整關係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大煉鋼鐵問題）[9]:8-13。因為身體不適，他請求休養，從而繞開了之後的八屆八中會議（廬山會議）[9]:23-24，也規避了後續的反右傾運動，而得以在上海、蘇州去研究評彈[9]:31-33，並向馬寅初讚許其計劃生育的主張[9]:30-31。1961年，他並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動員城鎮兩千萬人下鄉、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等措施，恢復國民經濟[9]:59-62。
1962年1月，鑑於中國基層對於大躍進的嚴重不滿與困惑，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最後形成了對大躍進的廣泛批評；然而作為資深經濟領域專家的陳雲卻婉言謝絕毛澤東的邀請，在大會中緘默不語[9]:105-106。同年2月下旬，北京中南海西樓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陳雲作《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報告，指出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9]:110-113。3月7日，在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講話，着重談國民經濟計劃中的綜合平衡[9]:113-115，並向毛澤東建議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9]:118。然而他因心臟病、心絞痛，此後的數年中，他仍然在南方各地進行療養[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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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將矛頭指向劉少奇，並隨之發動文化大革命[9]:139。儘管陳雲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和毛澤東一致的立場；同月13日，康生仍然率先發難陳雲，稱其「思想也是長期與主席（毛澤東）對立的。」[9]:140不到半年中，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接連被打倒；1967年1月，在陳伯達的煽動下，1月19日、21日，陳雲家兩次被紅衛兵抄家[9]:143-144；周恩來私下保護他到中央聯絡部十八所休息。對於被抄家，陳雲卻泰然表示「沒有關係，讓他們抄吧，反正沒有多少東西了。」[9]:144。而此時反抗他的紅衛兵力量愈發強大，「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在北京師範大學校園內展開誓師大會[9]:145。自感被排擠的陳雲在年底給兒子陳元表示，將把後面的時間用於集中閱讀，以準備後面的五年計劃[9]:145。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謝富治藉機攻擊陳雲的經濟政策，陳雲被迫做出檢討[9]:148。1969年4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他離開了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9]:150。同年10月20日，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青雲譜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9]:153，妻子于若木和孩子們都被分散安排到各地[9]:154。1970年6月，于若木在五七幹校張貼揭發江青鋪張浪費的大字報，被開除黨籍、隔離審查[9]:158。
1972年，林彪的死訊傳到江西，陳雲說道：「林彪比我小兩歲」、「主席很快就會讓我回北京了」；同年4月24日，他由南昌返回北京[9]:169；不久于若木也隨單位遷回北京，夫妻再次能夠團聚[9]:172。1973年，陳雲開始協助周恩來研究中國當時國際經濟形勢，並討論當時對外貿易、熟悉新形勢下的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經濟體制[9]:176-178；10月3日，他趕赴廣州參加商品交易會[9]:182，並指導外貿部熟悉國際市場交易[9]:183-184。10月10日，為對外貿易部起草向國務院的報告，並建議中國改變單純購買外匯，並兼顧籌建中國的黃金儲備[9]:188。1975年1月，他擔任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9]:195。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同年9月下旬，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醞釀粉碎四人幫集團；葉劍英托王震找陳雲商議對策。陳雲起初考慮採用召開中央全會解決，但卻感到沒有把握，最終只能暗示葉帥採取非常手段[9]:204。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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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後，華國鋒和鄧小平的矛盾開始出現。陳雲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擁護鄧小平立場，並反對華國鋒「兩個凡是」理論，促使華國鋒離開中央政治舞台[9]:207-208。之後他積極參與從事審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冤假錯案，並對受到迫害的人們進行追悼、平反[9]:231。1978年12月，他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並被選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9]:230，分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公安、檢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門[9]:232；他指出中紀委的基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9]:234。1979年2月，鄧小平請求陳雲協助分析中越邊境衝突，在陳雲的支持下，鄧小平命令發動中越戰爭，戰爭在一個月後結束[9]:236。同月，中紀委會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案件進行複查，最終形成平反決定[9]:207-208。
此外他仍然集中關注中國的經濟走向。1979年3月，他就開始撰文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關係，強調對資源的分配比例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9]:238。1979年3月14日，他擔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並在同年5月調查建設寶山鋼鐵，開始聚焦於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9]:245。7月1日，陳雲、薄一波、姚依林被任命國務院總理，不再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9]:249。同年10月，他被檢查出患有結腸癌，並於10月24日做結腸癌切除手術[9]:254。同年底，在討論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量刑時，他卻堅決主張「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反對把江青、張春橋處以死刑[9]:381。
1980年6月後，他的身體狀況逐漸恢復，回到工作中，期間積極促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集團領導制[9]:257、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並組織培養年輕幹部梯隊[9]:259。8月30日，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9]:259。1981年，他主持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複查潘漢年案，將調查的範圍延長到文化大革命之前[9]:269。同年三月，參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為[9]:260-265。在審定反思過去錯誤的政治歷史後，陳雲組織考察處理幹部新老接替的發展問題[9]:276，籌建青年幹部局、改善知識分子待遇[9]:300。9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9]:305。
1981年，陳雲提出「鳥籠經濟」理論，強調經濟發展必須是在計劃指導下進行，反對冒進式的發展[9]:309。1987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陳雲退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接替鄧小平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這一期間，他提出了「對比例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經濟不僅要有計劃，而且要有市場調節」，「執政黨的黨風事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是黨中央的當務之急」等觀點；海外媒體稱其為治國八老之一[10]，持續影響着中國經濟和政治決策[11]。1987年1月14日，陳雲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對胡耀邦進行了批評，同意他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12]。11月，陳雲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等職務，隨後陳雲接替鄧小平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13]:319。1989年5月26日，主持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主張反對學生運動[9]:424-425，並採取以軍事手段鎮壓。[14]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不再設立，陳雲開始過着退休生活[9]:444。1994年5月25日，他因肺炎住進北京醫院，此後再未出院[9]:450。1995年4月10日下午2時4分，陳雲逝世，江澤民陪護到他最後一刻[9]:453。4月12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出訃告[9]:454。4月17日，遺體在北京火化，遵遺囑，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一株雪松下[9]: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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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陳雲的座右銘，他的整個經濟和政治措施均以實事求是為指導[16]，並堅持「交換、比較、反覆」的辨證方式[9]:381，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通過各種方案的比較得出正確的結論；通過反覆的考慮再作最後決定[17]。1990年1月24日，他將這十六字理論寫入一幅條幅，贈給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以勉勵[18][9]:430；之後又撰寫贈與朱鎔基、吳邦國、黃菊等人，勉勵其進行上海地區改革[9]:437-438。
「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旨在強調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是陳雲在1956年9月20日的中共八大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報告中提出的一項經濟思想。1949年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經濟發展程度與情況存在問題和特性，陳雲主張在工商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並以個體經營進行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以計劃生產為主體，按照市場變化、國家計劃許可範圍中進行補充性的自由生產；在流通領域，堅持公有制分配為主題，並允許有限的自由市場[2]:729。這點情況有別於蘇聯經濟模式，但又與市場經濟存在區別[19]。他的思想和主張貫穿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躍進後期的經濟調整中，對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進行按比例發展，建立基本貨幣制度、發行和管理統一貨幣（第二套人民幣）；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敢於利用西方國家信貸體系、組建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20]。他主張在中國經濟中政府必須保持平衡管理，即政府收入和開支平衡、進出口平衡、主要商品的供需平衡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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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籠理論」或稱「鳥籠經濟」，最初是黃克誠提出的[9]:311，其寓意市場經濟是「鳥」，計劃經濟是「籠子」，「鳥應關在籠子裡」，意指提倡「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模式[22]。陳雲在1956年曾以這個觀點推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佐的經濟模式；然而因為政治變遷，這一思路在1982年重提[9]:311-312。是指強調搞活經濟，市場調整，不能離開計劃的指導[9]:313。這一理論和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更多是兩人性格和經歷中「謹慎與積極」的差異[23]，而非支持與反對的不同[24]。中共官方和一些學者[25]主張鳥籠經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一類過渡經濟理論和方式[26]，並有彈性的解釋[27]，陳雲也在上海浦東、深圳特區發展[9]:443等很多場合中，表達自己對改革的支持[9]:441。而一派學者則認為鳥籠經濟是反對或限制改革的中共保守思想[28][29][30]。
陳雲對新聞法持否定態度，認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31]
許多地方提及陳雲的「遺訓」[32][33]：「一、中國人好管，餓死也不會造反。[34][35][36]二、黨內鬥爭不要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見面。[37]三、權力要移交給自己的孩子，不然以後會被挖祖墳。[38][39]
評價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陳雲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起被推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選人，毛澤東評價陳雲說：「至於陳雲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到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7]:331
胡喬木說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又評價陳云：「我不能搞經濟工作，我不懂。我認為我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還是陳雲搞得好。」[40]1961年6月24日，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同王任重談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40]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稱評價陳雲說：「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40]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經濟主張也受到反對。1968年，康生、謝富治先後對陳雲發難，稱他是：「陳雲搞些什麼？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他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9]:148。
1995年4月12日，中國共產黨官方發布訃告，稱讚陳雲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陳雲同志的一生，是為中國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頑強奮鬥的光輝的一生。」「陳雲同志在七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堪稱楷模。他始終堅持並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領導革命鬥爭、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傑出的領導才能。」[9]:454
陳雲在去世後仍然受到官方和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中共中央召開「陳雲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吳邦國主持大會、胡錦濤發言，稱讚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堅持原則，光明磊落，不居功，不自恃，始終能夠擺正個人和黨的位置。陳雲同志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遇到過曲折，但他始終顧全大局，維護團結，既不隨波逐流，也不消沉退避。」[41]
家庭與個人生活
陳雲與夫人于若木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大女兒陳偉力、兒子陳元、女兒陳偉華、女兒陳偉蘭和小兒子陳方。長女陳偉力擔任中智集團董事長[42]。長子陳元擔任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10]、全國政協副主席[43]。次女陳偉華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歷史教師[44]。三女陳偉蘭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45]。幼子陳方是中山實業公司總經理[42]。
陳雲酷愛評彈，是他最熱愛的娛樂之一。早在十歲時，他就經常和姨夫去看評彈[9]:8-13；之後他在政治生涯中，也經常過問上海、蘇州的評彈業行情和新聞[9]:27，甚至親自指導當時的評彈颱風，鼓勵教學和交流活動[9]:28-30。1979年11月，在結腸癌切除手術後，仍然住院中的陳雲應蘇州評彈學校邀請，為該校提寫校名，並致信周良道：「我的題字實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經你一再催促，評彈又是我喜歡的文藝，所以遺囑寫上六個字，不知可用否？」[9]:2541987年1月13日，他為蘇州評彈學校題名[9]:401。
紀念
儘管陳雲在1982年10月公開反對修建紀念堂[9]:307，在他去世後，他幼年時居住的老宅被改造為陳雲故居暨青浦革命歷史紀念館。2000年6月6日開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題寫館名。紀念館占地52畝，建築面積5500平方米，共分四個展廳，採用圖片、文獻、實物等展現陳雲生平。紀念館還有鐫刻碑廊，用以展示以陳雲本人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書法作品。2005年，當地政府在他故居前修建陳雲銅像[46]。中國人民銀行也於同年6月13日發行陳雲誕辰100周年金銀紀念幣一套[47]。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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