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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亞尼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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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亞尼亞事故(葡萄牙語:Acidente radiológico de Goiânia)是一場放射性污染事故,發生於1987年9月13日的巴西戈亞斯州戈亞尼亞。事故起因是一處廢棄醫院遺留的放射治療源未被妥善保管,遭人盜走並被多人接觸,最終導致四人死亡。事後約有112000人接受放射性污染檢測,其中249人確認遭到污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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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的清理行動中,當地多處地點必須剷除泥土表層,並拆除若干房屋。這些房屋內的所有物品,包括私人財物,都被集中銷毀或焚化。《時代雜誌》將此事件列為全球「最嚴重的核災之一」,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則稱其為「世界上最嚴重的放射事故之一」,並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列為第五等級(具有場外風險事故),與溫斯喬火災和三哩島核泄漏事故同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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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概述
事故中的放射源是一個小型金屬囊,由93克(3.3盎司)具高放射性的氯化銫(由銫-137組成的一種銫鹽),以及包覆在外,以鉛與鋼製成的遮蔽罐所組成。該放射源安置於一種「輪式」放射治療設備中,透過轉動機構,放射源即可在儲存位置與放射位置之間調動。[1]

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稱,該金屬囊屬於「國際標準容器」,尺寸為直徑51毫米、長48毫米。內含的銫-137放射性活度約為每公斤814太貝克(TBq·kg−1),半衰期為30年;在距一公尺處的輻射劑量率達每小時4.56戈(456 rad·h−1)。治療設備的序號不詳,無法完全確認來源,但一般認為這套設備是由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製造,並供戈亞尼亞的一家醫院用於放射治療。[1]
這枚放射源在1971年的原始放射活度為74 TBq(2,000 Ci),至1987年事故發生時衰減至50.9 TBq(1,380 Ci)。善後清理行動中回收了約44 TBq(1,200 Ci),仍有約7 TBq(190 Ci)殘留於環境中。至2016年時,因放射性衰變,環境殘留的活度已降至約3.5 TBq(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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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過程
戈亞尼亞放射治療研究所(Instituto Goiano de Radioterapia,簡稱 IGR)是一家位於戈亞尼亞的私人放射治療機構,距離該市市中心僅約一公里。[1] 該機構於1977年購置一台以銫-137為基礎的放射治療裝置,[5] 並在1985年搬遷至新址時將此設備遺留在舊院區。舊址的產權隨後成為 IGR 與天主教組織聖文森保祿善會之間的法律爭議。[6] 1986年9月11日,戈亞斯州法院表示已知曉該建築內仍存有放射性物質。[6]
1987年5月4日,也就是失竊發生前四個月,當時一間公務員保險機構(名為Ipasgo)的主任動用警力,阻止 IGR 的一名業主卡洛斯·菲格雷多·貝澤里爾(Carlos Figueiredo Bezerril)試圖回收放射源。事後,貝澤里爾警告 Ipasgo 主席利西奧·特謝拉·博爾熱斯(Lício Teixeira Borges),若不處理此事,他就得對「銫彈」可能引發的後果負責。[6]
戈亞斯州法院其後指派了一名警衛看守該地點。[7] 與此同時,IGR 的業主們多次致函巴西國家核能委員會(CNEN),警告在該廢棄場所存放的放射治療機器非常危險,他們卻因為法院的禁令而無法自行移除該設備。[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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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13日,負責看守舊址的警衛缺勤,羅伯托·阿爾維斯(Roberto dos Santos Alves)與瓦格納·莫塔·佩雷拉(Wagner Mota Pereira)藉機闖入部分拆除的 IGR 廢棄院區。[7]兩人拆解了部分放射治療機器,並將含有放射源的組件放到手推車上偷運回羅伯托家中,認為可以當作廢金屬出售。當晚兩人就因為輻射中毒出現嘔吐症狀。
翌日,佩雷拉開始腹瀉、頭暈,左手腫脹並出現與放射孔形狀相同的灼傷,導致最後需要截去部分手指。[8] 9月15日,佩雷拉到當地診所就醫,但被誤診為食物中毒,只被請回去休養。[1] 羅伯托則繼續拆解裝置,取出裡面的銫金屬囊。拆解時長時間的輻射暴露使羅伯托的右前臂嚴重潰瘍,後於10月14日被迫截肢。[9]
9月16日,羅伯托用螺絲起子刺穿了膠囊的觀察窗,看見內部散發出藍色光芒,隨後挖出部分螢光粉末,以為是火藥而試圖點燃未果。[1] 這種藍光的成因在當時並不確定,IAEA 後來推測可能與電離空氣發光、物質本身的螢光性或是契忍可夫輻射有關。1988年,橡樹嶺國家實驗室解封銫-137放射源時也發現過同樣的藍光現象。[1]
9月18日,羅伯托將裝置賣給附近的一家廢鐵場。當晚,場主德瓦伊爾·阿爾維斯·費雷拉(Devair Alves Ferreira)注意到金屬囊發出藍光,誤以為是寶物或超自然之物,便將其帶回家中。接下來三天中他不斷邀請親友前來觀賞這種奇異的螢光粉末。
9月21日,費雷拉的一位朋友(在 IAEA 報告中代號為「EF1」)用螺絲起子取出數粒米粒大小的螢光物質,費雷拉隨後分送給親友。當天,他的妻子瑪麗亞·加布里埃拉·費雷拉(Maria Gabriela Ferreira,37歲)開始出現病狀。9月24日,費雷拉的弟弟伊沃(Ivo)又取出部分粉末帶回自己家並灑在地板上。他六歲的女兒萊德·費雷拉(Leide das Neves Ferreira)之後在地板上吃東西時,[10] 因玩耍而將藍光粉末塗抹在身上並展示給母親看,最終吸收了約1.0吉貝可(GBq),輻射劑量高達6.0戈(Gy),屬致死劑量,醫療介入無效。[11][12][13] 她的母親盧爾德斯·費雷拉(Lurdes Ferreira)也因此受到輻射影響而生病。[14][15]
9月25日,費雷拉將部分廢金屬賣給第三家廢鐵場。隨著更多人陸續出現嚴重病徵,妻子瑪麗亞最早意識到異常。[16] 9月28日,也就是發現放射源的第十五天,她將材料從廢鐵場追回並送往醫院。
9月29日上午,一名聽聞情況而來的醫學物理學家[17]使用閃爍體探測器確認其具放射性,並立刻通知當局。當天結束前,市、州以及巴西聯邦政府皆已知曉這起事故。
健康結果
核事故的消息在當地、全國和全世界的媒體大肆報導。幾天之內,將近13萬人湧到醫院,擔心自己受到核污染。當中,250人確實是受到核污染,部分人的皮膚仍有輻射殘餘。最後,有20人出現了放射病症狀並要接受治療。
標示了事發時年齡,輻射攝取量以戈計。
- 阿德米爾松·阿爾維斯·德·索薩,終年18歲(5.3戈),是德維爾廢品廠的員工。他碰過放射源。他出現肺部衰竭、內出血和心臟衰竭,於1987年10月18日離世。
- 伊斯哈埃爾·巴普蒂斯塔·杜斯·桑托斯,終年22歲(4.5戈),同樣是德維爾廢品廠的員工,為了抽取出鉛而碰過放射源。他出現了嚴重的呼吸道和淋巴系統併發症,最終入院治療,六天後於1987年10月27日離世。
- 萊德·費雷拉,終年6歲(6.0戈),是伊沃·費雷拉的女兒。當國際醫療團隊來到醫治她,他們發現她被單獨關在隔離房,因為員工全都不敢靠近她。她逐漸出現上半身腫脹,脫髮,腎臟與肺部衰竭,以及內出血。於1987年10月23日在里約熱內盧Marcilio Dias海軍醫院離世,死於「敗血症和全身感染」[18]。她被葬於戈亞尼亞一個普通的墓園,裝進一副特製的玻璃纖維棺材,再加上鉛塗層,以免核輻射傳播。雖然有如此措施,但她將要土葬的消息造成了近2000人於下葬當天在墓園暴動,全部人都懼怕她的遺體會毒害周遭的土地。暴動人士嘗試用石和磚封路,阻止她下葬[19]。諸多阻撓下她還是入土為安了。
- 瑪利亞·加布里埃拉·費雷拉,終年37歲(5.7戈),是廢品廠老闆德維爾·費雷拉之妻,接觸該物質後三天出現症狀。她情況轉差,出現脫髮和內出血,尤其是四肢、眼睛和消化道。她患有精神錯亂、腹瀉和急性腎功能不全,並於1987年10月23日,接觸後大約一個月,與她的侄女同一天死於「敗血症和全身感染」[18][20]。
德維爾·費雷拉自己存活了下來,即使他輻射攝取量達7戈之多。他於1994年死於肝硬化,因為長年抑鬱症與酗酒而造成[21]。伊沃·費雷拉於2003年死於肺氣腫,此前他還患有抑鬱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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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條形圖顯示了46名受核污染最嚴重的人的結果。有些人在高劑量輻射中倖存下來。在某些情況下,這被認為是因為劑量的吸收是斷續的[1]。隨著時間的推移,身體的修復機制將逆轉輻射造成的細胞損傷。如果劑量分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機制可以減輕輻射中毒的影響。

其後,大約11萬2000人接受了核污染檢查;249人發現出高度核輻射水平[1]。當中的129人出現體內核污染。多數出現體內核污染的人只有微小劑量(50毫希以下)。1000人被確定遭受了超過一年的背景輻射劑量;據估計,這些人中97%的劑量在10到200毫希之間。
2007年,奧斯瓦爾多·克魯茲基金會確定戈亞尼亞事故倖存者的銫-137相關疾病發病率與普通人群相同。儘管如此,仍然會向倖存者發放補償,他們因這事故而在日常生活中受輻射相關的排斥和歧視[23]。
法律事務
就在事故出現死亡案例後,三位在戈亞諾研究所工作的醫生被控以過失罪。由於事故發生於1988年憲法之前,再加上該物質由院方取得而不是單一擁有人,所以法院不可以裁定研究所擁有人需要負責。其中一個擁有研究所的醫生因為建築的廢棄狀態而被罰款10萬巴西雷亞爾。民事訴訟之下,兩位偷出放射源的盜賊並不在被告之列。
2000年,巴西國家核能委員會被法院要求支付130萬巴西雷亞爾(近75萬美元)的賠償,保證對直接或間接受災人士,以及其三代的後代提供醫療和心理治療[24]。
善後工作
許多事發地點的泥土表層被移除,大量房屋被拆除。所有這些房屋內的物品,包括個人物品,全部沒收並檢驗。那些沒有測出輻射的物品會包在塑膠袋裡,而被測出輻射的就會接受除污或者廢棄。產業方面,接受除污還是廢棄就只以經濟價值和除污難易度衡量。關於這一點,國際原子能機構覺得為了減低事故的心理創傷,當局應該提高清潔私人物品例如珠寶相片的努力。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沒說清楚當局有多大程度實施這對策。
清空民居後,當局用真空吸塵器去除塵埃,然後檢驗水渠的輻射活量。表面有塗漆就將它清除,地板就用酸液和普魯士藍的混合物處理。屋簷接受吸塵以及灑水清潔,但有兩棟房子需要拆除屋簷。清理造成的廢料被帶出都市,藏於一個偏遠地方。
黏土、混凝土、泥土和屋簷使用了硫酸配明礬清潔。銫離子對許多黏土具有高親和力。經過打蠟的桌子和地板在使用了有機溶劑後再處以明礬與硫酸。合成地板、機器和打字機就用氫氧化鈉溶液,然後用溶解的明礬處理。
普魯士藍被用來對許多人進行內部除污染,儘管到了使用時,大部分放射性物質已經從血液中遷移到肌肉組織,大大減弱其功效。受害者的尿液用離子交換樹脂處理以壓實廢物以便於儲存。
善後工作在這事故比較困難,因為容器打開了,而且其放射物質帶有水溶性。如果是密封的放射源,就只需要獲取它,收在鉛製容器內,並且運送到核廢料儲存設施。回收遺失的放射源的話,國際原子能機構建議要小心計劃,用起重機等儀器築起阻隔牆困住放射源以保護善後人員。

戈亞尼亞事故使顯著核污染遍及Aeroporto、Central和Ferroviários區。就算經過善後,仍然有7太貝可未能統計。
部分關鍵核污染位址:
- 戈亞尼亞戈亞諾研究所 (16°40′29″S 49°15′51″W)[1] 值得注意的是該位址僅是該致命且不安全的材料的來源地,並非放射性容器被暴露或破壞的地點。戈亞諾研究所將其診所搬到了市內另一個地點,[25]原址在2000年左右被現代化的 Centro de Convenções de Goiânia(戈亞尼亞會議中心)所取代。
- 羅伯特·阿爾維斯的家 (16°40′07″S 49°15′48″W)[1] 在Rua 57。放射源在這裡大約有六天,並受到局部破壞。
- 德維爾·費雷拉的廢品廠 (16°40′02″S 49°15′59″W),[1] 在Rua 15A (「垃圾場I」) 在市內Aeroporto區,管有這些物品七天。銫容器被完全拆除,散播了嚴重的核污染。調查人員在廢料場的中間發現了高達1.5 Sv·h−1的極端輻射水平。
- 伊沃·費雷拉的家 (16°39′50″S 49°16′09″W)[1] (「垃圾場II」),在1F Rua 6。一些污染散佈在房子周圍,導致萊德·費雷拉和加布里埃拉·瑪利亞·費雷拉死亡。相鄰的垃圾場發現了剩餘來自戈亞諾研究所設施的零件。房屋受到嚴重污染,輻射劑量率高達2 Sv·h−1。
- 垃圾場III (16°40′09″S 49°16′48″W).[1] 這個垃圾場擁有這些物品三天,直到它們被送走。
- 衛生中心(Vigilância Sanitária) (16°40′30″S 49°16′23″W).[1] 該物質在這裡受隔離,而觸發官方的善後應對。
其他發現受污染的地方:[26]
- 3輛公車
- 42棟房屋
- 14部汽車
- 5隻豬
- 5萬卷衛生紙
後續
原先盛著放射源的金屬囊很快被巴西軍方尋獲,自此該空罐在里約熱內盧的Escola de Instrução Especializada(專業指導學校)展出,紀念這場事故及在事故中參與善後工作的人。
1990年電影《Césio 137 – O Pesadelo de Goiânia》(銫-137——戈亞尼亞的惡夢),將事故改編成的電影,由羅伯托·皮雷斯(Roberto Pires)出品。它在1990年的巴西利亞電影節獲得多個獎項。
《地球超人》於1992年播出的其中一集「A Deadly Glow」影射了這場事故,儘管它有一個更快樂的結局。不過,它確實使用了銫-137作為污染源,以及講述兩個小孩不知不覺地把玩它,類似萊德·費雷拉那樣,但與卡通不同的是萊德因此而死。
2024年香港災難片《焚城》裡提到了這個核泄漏事件,劇情中的核洩漏源頭亦與此事故相似(回收場內的黑工因認知不足,非法偷取廢棄醫療儀器內的放射物質)。[31]
戈亞斯州政府於1988年2月成立了萊德·費雷拉基金(Fundação Leide das Neves Ferreira),研究事故後對人口的污染程度,以及向受影響的人提供幫助。
參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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