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共和國香煙的公共財政平衡

在捷克衛生部提出對香煙代價超過財政收益的顧慮後，菲利普·莫里斯捷克分支委託理特諮詢公司（英語：Arthur D. Little）做出了捷克共和國香煙的公共財政平衡的報告^[1][2]。報告發現，由於吸煙者早逝而省下的費用和香煙稅的收入超過了早逝帶來的醫保花銷和稅收降低^[1] 。研究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得出結論：「基於最新的可靠數據與所有相關因素的考慮，1999年香煙對捷克共和國的公共財政平衡影響為正，約為+58.15億CZK。」^[2]

2001年7月16日，這份報告泄密。泄密後引起政客、禁煙組織和監督組織對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強烈譴責。該公司起初為報告辯護，後來對報告結論做出道歉。儘管如此，報告提出的「死亡利益」仍然是令人們持續爭論的話題。

這份報告之所以不同尋常，是因為在此之前，煙草公司曾經否認吸煙與早逝之間的聯繫，而這份報告卻把早逝作為賣點^[3]。在此之前，菲利普·莫里斯就在歐洲其他國家作過類似的報告，而泄密之後該公司宣布取消在包括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的國家作出新報告的計劃^[4][5]。CNN報道，一名理特諮詢公司代表說，曾被該公司委託過在加拿大和荷蘭的報告^[1]。

報告

報告宣稱的目的是「確定煙草稅和其他香煙的積極影響是否可以抵消吸煙者增加的公共財政開銷。」^[2]

公關時間表

泄密之後，該公司起初為報告辯護。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發言人雷米·卡爾弗特稱「很不幸，這是研究關注的一方面」 ^[6] ，補充道「我們理解這看起來有點冷酷（cold），但煙草是爭議產品。」^[7]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公關總監羅比特·卡普蘭（英語：Robert Kaplan）宣稱這份報告中聲稱的死亡利益「只是[其中]一點」，「不是我們強調的一點。」^[3]

公司隨後對報告作出了道歉。卡普蘭後來宣稱「我們沒有宣稱香煙的社會代價對社會有益。」^[1] 菲利普·莫里斯副總裁斯蒂文·帕里什道歉道：「我們理解這不僅是極大的過失，而且是錯的。只說它不恰當是輕描淡寫。」^[8]一份內部備忘錄中，首席執行官約翰·R·納爾遜（英語：John R. Nelson）同意評批者，認為這份報告「展現出一種對人類基本價值麻木的、犬儒的不尊重」。2001年7月26日， 菲利普·莫里斯通過《華爾街日報》進行了道歉：

“	對於我們的一家子公司委託這項研究（理特諮詢公司做出吸煙者通過早逝為國家省錢的結論）不僅是極大的過失，而且是錯誤的。全世界的全體菲利普·莫里斯員工都對此結論感到抱歉。沒有一個人會由於吸煙引起的真實、嚴重和重大的疾病而獲益。我們理解人們表達的憤慨，我們對這次破例的不幸事故真誠致歉。我們將繼續最大程度地努力，為我們的行業做出正確事情，犯錯時承認錯誤，而且以後吸取教訓。	”
——Strauss, p. 66

這份報告的泄密，被視為菲利普·莫里斯在為提升公眾形象而進行慈善捐款努力後的挫折。^[9]

回應

"Further complicating life for the weekly opinion distributor is the overabundance of events and statements which invite comment, usually critical. So much folly, so little space."

—Waldo Proffitt, Sarasota Herald-Tribune（英語：Sarasota Herald-Tribune）[10]

《今日青年先鋒報（英語：Mladá Fronta Dnes）》將此報告形容為「一等的犬儒主義和殘酷」，並將其與納粹確定集中營里生命價值的做法做比較，又補充道「如此提議：幫我們賺錢，在你們公民死亡的基礎上。」^[11]

《薩拉索塔先驅論壇報（英語：Sarasota Herald-Tribune）》 將這份報告描述為「菲利普·莫里斯醫保計劃」，並將其與喬納森·斯威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相比較^[10]。

泄密之後，禁煙組織在知名報章上放置了廣告，比如在《紐約時報》做了一個廣告，其中屍體上放置一個標籤，寫着「1,227美元，這就是菲利普·莫里斯贊助研究上所說的，一個捷克吸煙者死後省下的醫保費、養老金和房屋費用。」^[8]

政客

• 捷克總理米洛什·澤曼曾經提到過「死亡利益」，他說：「通過吸煙，我向國家財政預算的平衡貢獻了力量。通過購買香煙，我支援了國家稅收；我將由於肺癌死亡，這樣國家就不必向我支付養老金了。」 ^[3]他還說過：「作為一名吸煙者，我為國家財政預算做出了貢獻。因為在捷克共和國，我們用購買煙草交稅。而且吸煙者死得早，國家不必給他們養老了。」^[12][13]
• 2001年7月17日，黛安·范士丹議員稱此報告「可怕」，並且向首席執行官傑弗里·拜布爾寫了抗議信，認為「菲利普·莫里斯通過把人命計算到成本效益分析中」「再次將生意置於是非之外」^[14]。

• Libor Rouček（英語：Libor Rouček）認為「菲利普·莫里斯膽敢在本國做此項研究難以置信」，「如此思考、寫下人命，在道德上難以接受」。^[11]

監督組織

• INFACT（英語：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聲明「即使吸煙者早逝確實可以為經濟省錢，依此制定政策的邏輯真是可怕。」^[15]

• 兒童免於煙草活動組織質疑是否「一個有責任、改過自新的煙草公司會告訴外國政府，死亡的吸煙者對他們的預算是個好事？」^[6]

• 煙草產品責任計劃聲明：「政府的角色通常是去保障公民的健康、安全和福利，因此政府或國家可以通過公民死亡而獲利的概念會讓任何良心完整的人十分不快。」^[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