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施昕更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施昕更（1912年8月2日—1939年5月29日），原名興根，後因原名太俗氣而先後改名鑫賡、昕更[1]，生於浙江省杭縣良渚鎮，地質礦物學家、考古學家。是良渚遺址最早的科考發掘者，也是良渚文化的研究者。
生平
1912年8月2日（農曆六月二十），出生於浙江省杭縣（今餘杭區）良渚鎮。父親施甫才原為南貨店店員，母親駱蘭英是農家婦女。施昕更出生時，家中因官司拖累而家道中落。[2]
1918年，施昕更進入鎮上的縣立良渚中心小學讀書。1924年小學畢業後，由於家境貧困，本不再讀書，後因校長多次上門勸說，父母才借錢供他繼續學習，於杭州城內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初中部就讀。1927年初中畢業後，進入第三中山大學工學院附設高級工科職業學校藝徒班紋工組，學習絲織品圖案設計，半工半讀。在校期間，曾向當時在工學院任教的常書鴻學習繪畫。1928年，因家貧輟學。[3]:66,75,77
1929年，西湖博覽會在杭州舉行，是當時中國一大盛事。施昕更經老師推薦[4]，成為西博會藝術館甲部的管理員，負責管理展品、講解展覽、解答觀眾提問。由此，他大量接觸珍貴的藝術品和文物，廣泛閱讀與此相關的書籍，又求教於藝術館館長林風眠、甲部總幹事李朴園等人，收穫頗多。[3]:96
西湖博覽會於1929年10月閉幕，隨後省政府決定設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以保存西博會展品，供今後參觀和研究。1930年，施昕更至西湖博物館自然科學部地質礦產組工作，擔任助理，負責地質調查、礦物採集，以及整理、記錄、繪圖和陳列。1931年，首次隨地質礦產組主任盛莘夫赴野外採集標本。1932年起開始獨立採集標本。1934年，代表西湖博物館赴天津參加全國礦冶地質聯合展覽會。至1937年侵華日軍進犯浙江前，施昕更的地質考察足跡遍布省內各地，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刊》上發表多篇地質學、礦物學論文，並於1937年編著《浙江礦產志》（未出版），論述省內礦產分布。[3]:123,129,141,172[5]:13
1936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衛聚賢見到幾件石器，從古玩商人處得知其是在杭州古蕩老和山一帶建造公墓時出土的，於是與西湖博物館聯絡，於5月31日合作試掘古蕩遺址，希圖證實長江三角洲一帶存在新石器時代文化。這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考古發掘活動。[6]:319施昕更之前從未有過考古經驗，此次則受館方命令參與其中。因注意到挖掘中所搜集的一些石器似乎是「在我故鄉已經司空見慣的東西」，次日就回到良渚一帶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線索。[3]:219-2207月進行第二次調查，大致確認遺址的分布。11月進行第三次調查，11月3日在良渚鎮附近棋盤墳一個池底發現兩件黑色有光陶片。在閱讀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7]《城子崖》之後，意識到良渚遺物與山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之間的關係。[8]:5
在發現良渚黑陶文化遺址後，施昕更用近半年時間的時間專注於此課題。在獲得正式採掘許可之前，率先於1936年12月1日至10日，12月26日至30日，1937年3月8日至20日，進行了三次小規模的試掘。前兩次均試掘棋盤墳，第三次則試掘了良渚的五個地方，長命橋（今屬瓶窯）的兩個地方。4月，完成《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一書。該書的初稿得到期間得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諸多學者的指導，董作賓、梁思永亦於4月來杭，在施昕更偕同下至良渚實地考察。[8]:8-10,3同月，《杭縣第二區遠古文化遺址試掘簡錄》在上海《時事新報·古代文化》上發表。[3]:207
《良渚》最初在杭州印刷。不久後日軍全面侵華，繼而淞滬會戰爆發，筧橋空戰在杭州開打，西湖博物館遂向浙江中南部內遷，施昕更則回到老家良渚，處理《良渚》的印刷事宜。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更告別妻兒，隻身趕赴蘭溪，與西湖博物館同仁匯合，之前的字版和圖版都滯留在杭州，只帶出一部舊稿。在館長董聿茂鼓勵下，施昕更重新整理舊稿，由董聿茂遞送給同樣流亡中的浙江省教育廳，申請得到出版經費。施昕更的同事、好友鍾國儀攜稿件從溫州坐船赴上海租界。1938年8月，《良渚》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出版。[9]
此前，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曾基於文化傳播論和考古發掘出的仰韶文化彩陶，提出「中國文明西來說」，引發學界爭論。此外，吳越史地研究會總幹事衛聚賢與西湖博物館歷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兩人都為《良渚》的校閱者）則就「浙江有無新石器時代文化」進行論爭。《良渚》在前一個問題上，通過西方沒有的黑陶，與城子崖黑陶一道確證了中國文明的獨立性；在後一個問題上，證明浙江有新石器時代文化。不過，受到文化傳播論影響，《良渚》認為良渚與城子崖同屬龍山文化。[8]:41-45[10]:408-409[11]
Remove ads
西湖博物館內遷後，經費大幅縮水，幾近解散。施昕更希望去中央考古所[a]工作，董聿茂為其聯絡，但因學歷太低未果。董聿茂又介紹他去瑞安（今屬溫州市）工作。至遲於1938年8月赴瑞安，此後不久於縣抗日自衛會擔任秘書。次年5月29日，因患猩紅熱並發腹膜炎，在縣立第二醫院病逝，享年28歲。[9][12]
家庭
施昕更於1930年與傅愛樂結婚，育有三子，依次取名為憶良、建良、建安。「憶良」意即憶念良渚，「建良」意即建設良渚，「建安」意即建設安溪（良渚附近市鎮，傅愛樂之故鄉）。二、三子均夭折。傅愛樂於施昕更去世後兩年逝世。1949年後，盛莘夫特地去良渚尋訪施憶良，又與董聿茂聯絡，施憶良遂於1951年進入浙江省博物館（原西湖博物館），後在反右運動中下放至林場。孫子施時英在良渚遺址管理所工作。[13]:231[3]:172,288[4]
評價
在施昕更之前，衛聚賢、陳志良都在各地發現了良渚文化[b]，何天行則發現了良渚遺址。[10]:407施昕更是最早對良渚遺址進行科學發掘的第一人。[3]:219[15]他的考古發現獲譽為良渚文化研究最初階段「收穫最大、學術價值最高者」[16]:6，《良渚》一書獲譽為「東南沿海地區考古工作的奠基工作」[17]:25，他本人獲譽為「良渚文化探索先驅的傑出代表」[10]:406。
註解
參考文獻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