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名

日名是中國先秦時期君主以及貴族和平民曾採用過的一種命名方式，以「天干」作為結尾，在死後則成為他們的廟號。日名制盛行於夏商兩代和西周前期，西周中期禮制改革以後逐漸被「諡號」所取代，但一直到戰國時期的南方地區仍有殘留。

上古時期相傳天上有十個太陽輪流出現，分別用十天干加以代稱，故將這種以天干結尾的稱號統稱為「日名」。夏朝君主「太康」、「仲康」、「少康」實質上是「太庚」、「仲庚」和「少庚」的流變^[1]，這就是一種日名，商王和王后的世系名稱均屬於日名，例如商湯的日名為「天乙（大乙）」、婦井的日名為「妣戊」（對應於司母戊鼎）、婦好的日名為「妣辛」。商朝國君從先商時期的「上甲微」開始使用日名，且相鄰國君的天干一律不同。日名制經殷人的發展，在商文化達到頂峰的晚商時期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和禮俗文化，並普遍存在於商晚期金文中，此時的金文記載部分貴族和平民也同樣使用日名（但相鄰世系的天干可以相同），並以此作為祭祀時的依據。日名制最終影響了同時期的各個族群，自武丁以來殷墟中的非子姓族群也開始大量使用日名。^[2][3][4]

商代日名制的命名方式在學術界尚無定論，東漢以來的學者如班固、鄭玄等人認為是由商王的生日決定，但此說已被學術界否定，除此之外有死日說、廟主說、祭名說、祭次序說、選日說（可用占卜輔助）、生前政治勢力分組說、五族說（皇、帝、夏、殷、商）。張光直和張富祥等人認為在商代的氏族民主制框架下，商王族成員按母親所在族群依據十天干劃分為十個祭儀群，這十個祭儀群是政治單位且可以相互通婚，商王的繼位需要由氏族會議提名，王位不得在同一祭儀群中相傳，君主繼位後要由王族/貴族會議輔政，A組領袖為王，B組領袖則為其副手，因此相鄰商王的天干名一律不同（而不像貴族和平民可以長期用同一天干），商王的天干名取決於母親所在族群（受母權制遺留影響）。^[2][3][5]晁福林等人則指出，甲骨文中所見商王大多活着遜位傳給下一任（不論是傳給族兄弟還是兒子），而並非終身制，同時也會選舉一位賢臣與商王共同執政，這與張光直假定氏族會議使商王在不同天干群中輪流執政相吻合。^[6]商王的日名前冠以「大」 、「中」 、「小」 、「祖」、「帝」字，例如「大甲」、「中丁」、「小辛」、「祖甲」、「帝乙」，用於表示商王的輩分，同輩中最年長者稱「大」, 其次稱「中」, 「中」 以下皆稱「小」，三代以上稱為「祖」，對父親則稱為「帝」；商王名號中凡是帶有「中」、「小」者則必定尚有兄長在世，只是對方已經退位，或因兄長不堪大任，或因兄長年老而退休，總之都出于氏族會議推舉；冠以「外」字，如「外丙」、「外壬」，表示商王是族外婚的後代；冠以「文」、「武」、「康」字，例如「武丁」、「康丁」、「文丁（文武丁）」、「文武帝乙」，是後世諡號制度的雛形，是對商王的美稱，例如「文武丁」的本義即是「（相當於是）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武丁」^[7]；天干名前冠以別稱，例如「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南庚」、「陽甲」、「盤庚」、「廩辛」，用於表示君主繼位前的封地名稱。^[8][2][3]

20世紀以來部分學者曾認為日名和族徽是東方國族的特有習俗，僅局限於夏商兩代，在西周以後周人和西土民族一律不再使用日名，但此說逐漸被考古證據所質疑。先周時期周人是否已學習到日名尚有待考證，但在西周滅商以後，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9]，同樣普遍仿用了商人和東夷的日名制^[10][11][4]。姬姓的應國西周墓地M229出土的銘文「應事作父乙寶」和M8出土的《應公鼎》銘文記載周武王的日名為丁，《禽鼎》銘文記載周公的日名為辛，例如周穆王的統帥伯雍父、周公後人蔣氏、畿內姬姓貴族榮氏、燕國和曾國姬姓貴族均使用日名，《史記·齊世家》所記前四世齊侯亦使用日名「太公、丁公、乙公、癸公」。^[12][13][4]在西周前期，日名並沒有減少的趨勢，在周人又吸收了商人和東夷的腰坑殉狗和葬式等的情況下^{[12][13][14][15][16][17][18]}，難以先入為主將眾多使用日名的墓主強行歸納為殷遺民或東夷土著^[4]。族徽則是與日名相關聯的另一習俗，有學者提出「足跡形」族徽與周人始祖傳說吻合，日名和族徽都很難說是商人或東夷發明的文化，而更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類似圖騰和刻畫圖畫的延續，西周姬姓貴族在尚未得到賜地之時會延續族氏制度使用族徽^[4]。西周中期禮制改革以後，隨着諡號的出現以及宗法分封制的趨於完善，日名和族徽逐漸淡出。^[8][4]但是直到戰國時期，長江流域地區仍然有使用日名的現象，例如曾侯乙墓、曾侯丙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