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 (蘇聯)

本土化（俄語：Коренизация）是蘇聯早期的一項民族政策，主要於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1]以及以及1953年3月至6月間（即貝利亞主持的民族改革）施行。這一政策旨在緩和中央政權與蘇聯各民族共和國本地居民之間的矛盾。本土化的做法包括：培養並提拔本地少數民族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建立民族-領土自治體制，把少數民族語言引入行政事務與教育領域，鼓勵以當地語言出版報刊和其他媒體。到20世紀30年代末（部分地區在1932—1933年間就已開始），本土化政策被逐步廢止，許多積極推行該政策的人遭到鎮壓。取而代之的是俄語作為各民族共同交往語言的全面推廣。不過，本土化政策也帶來了深遠影響：它促成了蘇聯少數民族中大批受過教育的幹部群體的形成，並建立起一套以非俄語為教學語言的教育體系。

原因與意識形態基礎

推動本土化的原因在於：蘇維埃政權在民族邊疆地區的根基並不穩固，這一點在俄國內戰時期已經暴露出來；邊疆的非俄羅斯族群對政權（無論是舊政權還是新政權）都保持警惕，因為它帶有鮮明的「俄羅斯」語言與民族文化主導色彩；同時，20世紀初一系列革命事件也極大促進了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意識，中央當局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予以承認和回應。「本土化」的思想基礎是1917年11月15日發表的《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一理念後來在黨和蘇維埃領導人的論述中得以進一步發展。1920年，斯大林在《蘇維埃政權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一文中提出，應當「讓學校、法院、行政機構和權力機關都使用本民族語言」。^[2]當時的蘇俄實際情況是：在民族邊疆，城市往往以俄語為主，而城市周圍的農村人口則主要是少數民族。因此，本土化首先需要在這些俄語化的城市中推行。斯大林並不認為這是不可行的。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他說過：「不能逆歷史而行。很明顯，如果在烏克蘭的城市裡至今仍以俄羅斯成分居多，那麼隨着時間推移，這些城市必然會被烏克蘭化。四十年前，里加還是一座德國化的城市。但由於城市依靠農村發展壯大，而農村才是真正的民族守護者，如今的里加已經是純粹的拉脫維亞城市。五十年前，匈牙利的所有城市都帶有德國色彩，而現在它們已被馬扎爾化。白俄羅斯也會如此，儘管如今它的城市裡仍然是非白俄羅斯人占多數。」^[3][4]

在西方歷史學者看來，^[5]本土化政策的目的在於鞏固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地方的統治。各民族共和國和自治地區的黨政機關里，少數民族（非俄羅斯族）幹部比例極低，這引起了中央當局的擔憂，因為這大大削弱了蘇維埃政權在當地民眾眼中的權威和吸引力。許多地方黨政幹部不會說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對他們的傳統和文化也抱有輕蔑態度，表現出當地人早已熟悉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至於具備足夠教育水平、能勝任領導職務的少數民族人士，從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數量就不多，尤其是在中亞各共和國中更為稀缺。即便在烏克蘭，幹部匱乏也十分嚴重，以至於連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1918年推行過類似「烏克蘭化」政策的蓋特曼帕夫洛·斯科羅帕茨基也承認這一點。他寫道：「烏克蘭人都說我依靠俄國人的力量來建設烏克蘭。是的，因為僅憑烏克蘭人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成就什麼大事。烏克蘭真正有文化的階層人數非常少，這正是烏克蘭民族的最大不幸。」^[6]

此外，隨着布爾什維克的上台，一部分民族知識分子選擇了流亡。結果，到20世紀20年代初，少數民族在蘇維埃共和國的黨務機關中僅占很小一部分，而且並非所有的少數民族幹部都能完全掌握本民族語言。比如，1922年時，烏克蘭共產黨（布）成員中，烏克蘭族只占23%；^[7]而能流利使用烏克蘭語的成員僅占11%。^[7]蘇維埃當局甚至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邀請以米哈伊爾·格魯舍夫斯基為首的加利西亞人來推行烏克蘭化。

不過，地方黨政權力的「本土化」嘗試往往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到20世紀30年代初，隨着「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展開，本土化逐漸被叫停，許多積極推行該政策的人遭到鎮壓（俄語：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прессии в СССР）。例如，德國學者格哈德·西蒙（德語：Gerhard Simon (Slawist)）認為，^[8]本土化的目的正是為了防止民族主義力量的發展。在語言、文化和幹部政策上的讓步，本應當起到遏制地方自治和分離傾向擴散的作用。

舉措

本土化的實施方式是：一方面提拔本地少數民族幹部進入各級黨政領導崗位，另一方面則嘗試（但大多不成功）要求已經在民族邊疆工作的俄語黨政幹部學習當地民族語言。這項政策雖然充滿矛盾、成效也並不理想，但與支持和發展民族文化的方針結合起來，對蘇聯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建構與文化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

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了本民族幹部比例配額制度，並規定了推行本土化的時限。1923年11月22日，吉爾吉斯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要求在1924年1月至7月間，將哈薩克族地區的全部官方文書處理工作轉為使用哈薩克語。^[9]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中執委會第二次會議還要求：在哈薩克族人口聚居區，幹部隊伍要實現100%的本土化；在民族成分混合地區，則要實現50%的本土化。^[10]到1936年，哈薩克人在哈薩克中執委會中占67%，在共和國各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崗位中占64%，在各級執行委員會領導幹部中占53%，在州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占56%，在區執行委員會中占69%，在鄉村蘇維埃主席中占65%。^[11]到1937年1月1日，哈薩克人已占該共和國黨員總數的46.8%。^[11]

該政策以使各地非俄羅斯的民族融入各自的蘇維埃共和國，在聯邦體制下強化非俄羅斯語言和文化。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本土化政策試圖消除俄羅斯在各個共和國的主導地位。去俄羅斯化的政策甚至影響到了俄羅斯族裔。例如，所有在烏克蘭的兒童都被要求學習烏克蘭語。布爾什維克於1913年制定了此政策。當年，列寧派遣斯大林前往維也納，斯大林在回到莫斯科後向列寧報告了有關政策的構思，後總結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

參見

• 蘇聯的民族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