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八旗駐防營

杭州八旗駐防營，又稱杭州旗營、杭州旗下營、杭州駐防、滿洲營、滿營，杭州話俗稱旗下，是清朝入關後在浙江省會杭州府城派駐的八旗軍事單位。其營地位於杭州城西側、西湖湖濱——龍翔橋一帶，中山中路、開元路、西湖、慶春路間的區域^[1]。是一座磚石築成城中之城，稱杭州駐防城、杭州滿城^[2]、子城、內城，又因風景秀美雅號柳營。^[3]

太平天國戰爭前後的杭州旗營對比

（舊圖）

（新圖）

建立初期

旗營設立前的明代杭州地圖

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清軍由南京直抵杭州，明潞王朱常淓開城投降。但是，杭州的投降並沒有令南明勢力的徹底退出，魯王政權和弘光政權都在杭州近郊與清軍反覆拉鋸，南明營地最近者離杭州不過十里。清軍杭州城東南的清泰門、望江門、候潮門一帶徵用民房、設立營壘，與紹興的南明魯王政權隔錢塘江對峙，是為八旗設營之始。事實上，清軍此時已經在鳳山門之外修建了一座小城，相對而言占據杭州周邊高地、軍事意義更大，但或是由於生活不便，順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以「為江海重地，不可無重兵駐防以資彈壓」為由下令八旗進城圈地，外城隨後被廢棄，八旗在城內強征民房作為營房。順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又以滿漢雜處、滋生事端為由要求另立營地，勘地事宜交由浙江總督張存仁、浙江巡撫蕭啟元兩位漢人處理，二人最初建議在杭州城北偏東、相對空曠的梅登高橋、水星閣一帶修建營地，但八旗兵丁更傾向於在鄰近西湖、更為繁華、居民密集的城西修建營地，最後在朝廷仲裁下還是選擇杭州城西修建旗營。^[4][5]

旗營的建立首害在於圈地，「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由於八旗選取的是杭州最繁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圈地之後這些地方的百姓旋即遭到驅逐、流離失所，根據康熙《仁和縣誌》的記載，「此方之民，扶老攜幼，擔囊負簽；或播遷郭外，或轉徒他鄉；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輸糧納稅如故」，官府所能做的不過是「慰其離居」而已，浙江巡撫朱昌祚也感慨「杭人六次播遷，一枝莫寄，宵啼露處之悲、瑣尾流離之狀，目擊凋殘，補救無術」。雖然修築杭州旗營的本意在於隔離滿漢，約束八旗在地方橫行霸道的惡劣影響，但時值順治十八年（1661年）朱昌祚的奏摺中仍可見當時旗人的惡行——「或橫行市肆，短價強買；或凌虐鋪行，白拿貨物；稍有違忤，則立刻傷殘；小民畏之如虎，無不飲恨吞聲」、「於山僻人家勒索酒食、淫污婦女……截捉士民挑駝搬運，恃強搶奪，至肩挑小販無不受其荼毒，非拳打腳踢則刀背皮鞭，地方側目，無不忍屈吞聲」，更有甚者在墓地搶劫百姓、偷拿祭品，乃至於強行霸占孔廟官學用放牧場地和不法活動的基地。對於旗人的各種惡行，官府往往束手無策。例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杭人因不堪旗人「營債」（高利貸）之害在武林門罷市抗議，官府為平息民憤抓捕旗人手下時反而受到旗人圍攻；朝廷不得不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命趙士麟為浙江巡撫處理此事，趙士麟發現此時旗人發放的「營債」居然有30萬之巨，商議裁減「營債」並由官員籌資償還，並約束了旗人發債和在城門口騷擾百姓的行為，杭人感念趙士麟，在西湖邊為他建立了生祠。^[5][3]

杭州旗營員額原在3920丁，但順治十五年（1660年）增兵1000人，相應的浙江總督要為這些人口擴充旗營。聽聞旗營擴建，百姓人心惶惶，甚至有傳言稱城北錢塘門附近百姓籌資四萬兩賄賂杭嚴道台范印心，令旗營改選涌金門擴建。為平息民意，官府提出官民籌資在已經圈定的旗營中建房子，然而新建設的房屋仍未敷用，並且後續建房費用的攤派問題反而引起更大民怨，八旗最後還是圈占了涌金門至羊壩頭之間的民房。因為新圈土地在營牆之外，新營牆的修築又成為新的問題：康熙元年（1662年）杭州駐防總管宗室柯魁上奏擴建城牆獲得朝廷允准，原計劃花費25,135兩白銀修建滿城，但柯魁中途又要推倒舊牆，重建為省城城牆一樣的規制，重修成這樣子估算需要336,230兩白銀，這顯然超出了承擔此項工作的杭嘉湖紹嚴五府的財政能力，最後在各地官員一致要求下以」俟時和年豐「暫停。康熙二年（1663年），杭州駐防新設佐領，因旗營內無房可用再度需要擴容，這一次杭州紳民再度向官府請願籌資建房以代圈地。由於杭州百姓「急工爭先」，在旗營見縫插針修建了足夠的住宅，避免了圈地。隨着八旗子弟人口不斷膨脹，杭州旗營在康熙朝以後就無法容納全部旗人，大量旗人居住城外，康熙帝也意識到只要旗人人口不斷增長就要無休止地修城，最後在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規定只要求當兵的旗人駐紮城內，杭州旗營再無擴建。^[5][3]

編制與作戰能力

乾隆南巡隨軍巡遊杭州西湖

參見：杭州將軍

杭州八旗駐防最初無制度可言，其軍事制度是隨着駐防逐步發展起來。清政府於順治二年（1645年）設立杭州梅勒章京主管杭州八旗；後來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設立杭州總管、康熙二年改稱杭州將軍，是為杭州八旗最高長官。在將軍之下則為都統、副都統、協領、佐領、防禦，總體而言漢軍八旗官員從康熙十三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年逐步裁撤，最後漢軍八旗被整體裁撤；與之相對，康熙十三年增設滿洲副都統二員，其中一員在雍正七年調去乍浦訓練八旗水師，康熙十八年、康熙三十年增設八旗滿洲佐領、驍騎校和八旗滿洲防禦，雍正元年、雍正十年增設蒙古協領、蒙古八旗防禦，滿蒙八旗的勢力在不斷擴張。八旗最初入駐了3920人；順治十五年統計四千有奇；康熙六十年統計有騎兵3641、步兵700、炮兵16，包含輔助兵種總計4494人；至雍正七年，滿洲、蒙古、漢軍各有1200、400、1600人，其中騎兵、步兵、炮兵各有2886、700、16人，包含輔助兵種合計4049人。^[6]雖然額定有數千騎兵，但由於八旗生計問題，旗營為了節約經費並沒有飼養相應的馬匹。根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杭州將軍的報告，當時營中養馬600匹，為了節約每年3730兩經費計劃裁去280匹馬，然而由於旗營內士兵生活窘迫，因此沒有馬匹飼養的八旗士兵照樣可以拿取養馬經費，並且將從裁馬省下的經費中拿出700兩補貼貧困旗人，這也為杭州旗營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的覆滅埋下了伏筆。^[7]

杭州八旗的素質在乾隆朝後期以前尚稱勁旅，這一點可以從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南巡視察看出。康熙從二十八年春開始五次到杭州視察旗營，每次都有犒賞、賜宴、賜匾等獎勵，乃至於自己親自參加旗營騎射，在第一次視察時候留下詩作：「羽林將士重分防，吳越名區古要疆。講武正宜清宴日，人人技自擅穿楊。」乾隆視察時不僅賞賜旗營，還降旨讓旗營官員全體進官一級、兵丁各賞一月錢糧，他在二十二年視察杭州旗營時留下詩作： 「旭麗惠風輕，廣場試閱兵。百年偃雖可，一日備領明。氣勵熊羆旅，勇軒組練晶。詰戎伊古訓，證敢詡升平。」然而二十七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來視察時，乾隆屢次稱自己因手臂受傷無法騎射，最後一次托稱年事已高，由皇子代為騎射。在這一次視察中，旗營士兵或從馬上掉落，或箭箭虛發，引得乾隆勃然大怒。^[8]乾隆聽聞杭州將軍宗室富椿沉迷聽戲，將自己鍾情的戲班冠名將軍班，一氣之下將其徹底革職，並作為負面典型在各將軍中通報，但杭州旗人在他離開後因其體恤下屬反而為他建立了生祠；五十六年，乾隆以「騎射平常」、「復好安逸」為由再將杭州旗營的兩位協領降職；五十八年杭州旗營有40多位官員被新人將軍參奏處分。乾隆五十二年杭州旗營出戰台灣，在台灣「打仗不甚奮勇」，甚至有人臨陣脫逃，在撤退時還有士兵嫌走路太累，又擔心如果坐轎子轎夫會逃跑，於是僱傭船隻，結果在中途沉沒溺亡，乾隆聽聞此事後甚至懷疑杭州旗營使用其它款目違例雇轎。統治階級將八旗腐化的原因歸咎於漢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批評杭州旗營「漸染陋俗」，乾隆更是強調國語騎射、滿洲本色，但都沒有挽回旗人的腐化。^[9]

投降與解散

主條目：杭州光復

晚清杭州旗人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杭州革命黨人也開始頻繁集會，策劃革命。當時北洋軍正在進攻漢陽、威脅武昌，同盟會要求杭州、上海儘快起義，於是同盟會中部總會負責人陳其美多次秘密來到杭州，但杭州支持革命的兩標新軍駐紮城外，受到巡防營監控，因此改由蔣志清率領敢死隊於農曆九月十四（11月4日）傍晚入城舉事、新軍隨後策應。革命黨攻下浙江巡撫衙門、槍械局，開始占據旗營四大門、完全包圍旗營，與此同時名義上掌管旗營的杭州將軍德濟此時卻在杭州日租界一夜風流。次日凌晨，新軍開始進攻旗營，旗人唯恐被漢人屠殺，因此激烈抵抗。但德濟回到旗營後就向革命黨提出投降，而實際領導守城的貴林則認為要軍政府先兌現投降條件才肯投降，於是旗營對於戰與和莫衷一是，而革命黨這邊立憲派出身的湯壽潛也無法有效統率他人——直到軍在吳山上炮擊旗營，旗營這才決定投降。^[10]

旗營投降後，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壽潛與旗營代表貴林就旗營之繳械、發餉、保安、謀生達成一致，雙方同意在軍政府保證旗人安全的前提下旗人交出武器、成為平民，但軍政府應該向八旗發放3個月軍餉作為過渡。然而在協議簽署的第二天，「德濟告貴林父子私藏軍火，陰謀反叛」，軍政府在湯壽潛離開杭州、沒有告知湯壽潛的情況下將貴林父子緊急處決——此事也說明了當時杭州的氛圍並非軍政府人士所自矜的那般和平，雖不及荊州、鎮江的排滿屠戮之混亂，但是滿漢矛盾之陰霾仍令旗人恐懼，即便旗營已經投降，漢人仍對其極為防備。據旗人迎升回憶，當時有漢人民軍謊稱旗人謀反而分發武器，意圖攻打已經繳械的旗營，立憲派的湯壽潛、陳黻宸都不相信旗營會叛亂，阻止了民軍分發武器，而革命黨的褚輔成、陳時夏散布謠言稱立憲派與旗人勾結。除了貴林之死，軍政府由於自身財政困難也沒有按期向八旗發放糧餉，導致被拖欠糧餉的部分旗人到杭州將軍德濟府前討要軍餉，而軍政府為「維護秩序」抓獲兩人就地正法。^[11][12]

旗人的貧困一方面是由於其生活腐化、缺乏勞動技能，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當時的滿漢矛盾。一部分漢人出於排滿心理要將旗人所掠奪之漢人財產全部掠奪，因此進入旗營大肆偷盜，旗人被稱作「旗下佬」^[1]。浙江軍政府名下的士兵和巡警更是知法犯法，以搜查軍火為由進入旗營搜刮財富，以至於杭州將軍德濟不得不要求軍政府只開迎紫門一門以減少偷盜者襲擾，但在旗營城門拆除後旗營再無保護可言。旗人中能夠自食其力從事商業的也為謠言所困，坊間傳言旗人在出賣食物中下毒，於是旗人只能以賣自家家具為生。為了解決旗人生計問題，浙江軍政府先是拍賣胡慶余堂作為滿人謀生的本金，後來鼓勵旗人在旗營內開店，最後將旗人「先行調查劃分等類，各授以相當之事，使之操作。俾得自食其力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將旗人送入各家工廠中做工。^[12]

拆除改造

參見：湖濱街道 (杭州市)

• 
  辛亥革命中被炸得只剩下殘垣斷壁的浙江巡撫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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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拆除一空、僅剩遠處城牆的旗營
• 
  改建為杭縣公署的原旗營都統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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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湖濱城牆，修建湖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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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壓路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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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牆拆除後的湖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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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內建立的西湖共舞台

改造旗營為新市場其實是清末立憲運動中就已經在1908年的浙江諮議局第一屆會議上提出，當時是由漢人之熊文與滿人之裕祥兩位議員聯名提出，一來發掘滬杭鐵路開通後的商機，二來解決旗營內八旗生計問題，三來使滿漢雜處、緩和民族矛盾，但是這一提案在當時受到了旗營內部分人士的抵制。辛亥革命後，隨着旗營的投降以及大量旗人為求生計被迫離開旗營，壯丁被送往遠郊轉塘一帶務農^[1]。浙江軍政府在1912年1月頒布了「消失旗營之計劃」，計劃清空旗營用於市場開發。1913年9月15日，浙江行政公署在《申報》第一次刊登廣告招買旗營土地，11月7日又在《之江日報》上刊登了詳細的賣地規則，但是由於定價太高，12月1日前來的買家寥寥，不得不在1914年的6月修改規則。^[13][14]

1914年2月14日開始的短短7天內旗營內部建築被拆除一空，政府利用拆除房屋之構件在菩提寺路修建了200間平房用於安置旗人，將旗人的土地盡數拍賣。這些最後留下的旗人大多缺乏謀生行當，無法去工廠做工或務農，只能出賣體力或做小生意糊口，因此生活極為貧困。2月20日，杭縣公署下令拆除城牆，隨後在3月開始修建遊樂場、公園、運動場、學校、道路等公共設施。^[13]經過此次開發，旗下一帶成為杭州新的商業中心，逐漸形成湖濱商圈；杭州城市也和西湖消除了城牆的隔閡，杭州話中也將「西湖入城」形容翻天覆地的變化。^[14]

參見

• 湖濱街道 (杭州市)
• 江寧滿城
• 西安滿城
• 成都少城
• 福州駐防
• 廣州駐防
• 京口旗營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