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八旗駐防營

杭州八旗駐防營，又稱杭州旗營、杭州旗下營、杭州駐防、滿洲營、滿營，杭州話俗稱旗下，是清朝入關後在浙江省會杭州府城派駐的八旗軍事單位。其營地位於杭州城西側、西湖湖濱——龍翔橋一帶，中山中路、開元路、西湖、慶春路間的區域^[1]，是一座磚石築成城中之城，稱杭州駐防城、杭州滿城^[2]、子城、內城，雅號柳營。^[3]

Thumb —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圖》滿營部分詳圖，圖中的黑亭子即今天的集賢亭，為旗營僅存的一景^[1]

建立初期

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清軍由南京直抵杭州，明潞王朱常淓開城投降。但是，杭州的投降並沒有令南明勢力的徹底退出，魯王政權和弘光政權都在杭州近郊與清軍反覆拉鋸，南明營地最近者離杭州不過十里。清軍杭州城東南的清泰門、望江門、候潮門一帶徵用民房、設立營壘，與紹興的南明魯王政權隔錢塘江對峙，是為八旗設營之始。事實上，清軍此時已經在鳳山門之外修建了一座小城，相對而言占據杭州周邊高地、軍事意義更大，但或是由於生活不便，順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以「為江海重地，不可無重兵駐防以資彈壓」為由下令八旗進城圈地，外城隨後被廢棄，八旗在城內強征民房作為營房。順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又以滿漢雜處、滋生事端為由要求另立營地，勘地事宜交由浙江總督張存仁、浙江巡撫蕭啟元兩位漢人處理，二人最初建議在杭州城北偏東、相對空曠的梅登高橋、水星閣一帶修建營地，但八旗兵丁更傾向於在鄰近西湖、更為繁華、居民密集的城西修建營地，最後在朝廷仲裁下還是選擇杭州城西修建旗營。^[4]^[5]

旗營的建立首害在於圈地，「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由於八旗選取的是杭州最繁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圈地之後這些地方的百姓旋即遭到驅逐、流離失所，根據康熙《仁和縣誌》的記載，「此方之民，扶老攜幼，擔囊負簽；或播遷郭外，或轉徒他鄉；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輸糧納稅如故」，官府所能做的不過是「慰其離居」而已，浙江巡撫朱昌祚也感慨「杭人六次播遷，一枝莫寄，宵啼露處之悲、瑣尾流離之狀，目擊凋殘，補救無術」。雖然修築杭州旗營的本意在於隔離滿漢，約束八旗在地方橫行霸道的惡劣影響，但時值順治十八年（1661年）朱昌祚的奏摺中仍可見當時旗人的惡行——「或橫行市肆，短價強買；或凌虐鋪行，白拿貨物；稍有違忤，則立刻傷殘；小民畏之如虎，無不飲恨吞聲」、「於山僻人家勒索酒食、淫污婦女……截捉士民挑駝搬運，恃強搶奪，至肩挑小販無不受其荼毒，非拳打腳踢則刀背皮鞭，地方側目，無不忍屈吞聲」，更有甚者在墓地搶劫百姓、偷拿祭品，乃至於強行霸占孔廟官學用放牧場地和不法活動的基地。對於旗人的各種惡行，官府往往束手無策。例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杭人因不堪旗人「營債」（高利貸）之害在武林門罷市抗議，官府為平息民憤抓捕旗人手下時反而受到旗人圍攻；朝廷不得不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命趙士麟為浙江巡撫處理此事，趙士麟發現此時旗人發放的「營債」居然有30萬之巨，商議裁減「營債」並由官員籌資償還，並約束了旗人發債和在城門口騷擾百姓的行為，杭人感念趙士麟，在西湖邊為他建立了生祠。^[5]^[3]

杭州旗營員額原在3920丁，但順治十五年（1660年）增兵1000人，相應的浙江總督要為這些人口擴充旗營。聽聞旗營擴建，百姓人心惶惶，甚至有傳言稱城北錢塘門附近百姓籌資四萬兩賄賂杭嚴道台范印心，令旗營改選涌金門擴建。為平息民意，官府提出官民籌資在已經圈定的旗營中建房子，然而新建設的房屋仍未敷用，並且後續建房費用的攤派問題反而引起更大民怨，八旗最後還是圈占了涌金門至羊壩頭之間的民房。因為新圈土地在營牆之外，新營牆的修築又成為新的問題：康熙元年（1662年）杭州駐防總管宗室柯魁上奏擴建城牆獲得朝廷允准，原計劃花費25,135兩白銀修建滿城，但柯魁中途又要推倒舊牆，重建為省城城牆一樣的規制，重修成這樣子估算需要336,230兩白銀，這顯然超出了承擔此項工作的杭嘉湖紹嚴五府的財政能力，最後在各地官員一致要求下以」俟時和年豐「暫停。康熙二年（1663年），杭州駐防新設佐領，因旗營內無房可用再度需要擴容，這一次杭州紳民再度向官府請願籌資建房以代圈地。由於杭州百姓「急工爭先」，在旗營見縫插針修建了足夠的住宅，避免了圈地。隨着八旗子弟人口不斷膨脹，杭州旗營在康熙朝以後就無法容納全部旗人，大量旗人居住城外，康熙帝也意識到只要旗人人口不斷增長就要無休止地修城，最後在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規定只要求當兵的旗人駐紮城內，杭州旗營再無擴建。^[5]^[3]

滿營兩次圈地共計合計約1900多畝地：第一次圈地圈占城內土地1445畝5分2厘、城外土地404畝1分3厘，而第二次圈地圈占了土地75畝7分、基地325畝7分。修築完成後的旗營城牆「北至井字樓，南至軍將橋，西至城大西街，築砌界牆，環九里有餘，穿城徑二里。高一丈九尺，厚一度，長一千九百六十二度」，構成了杭州城內的「城中之城」。初建時，城牆寬六尺，共設五座陸路城門，承乾門、拱辰門、平海門、迎紫門和延齡門5座城門，每座城門寬6尺，另外開有3座水門，又有1座便門；乾隆三十年（1765年），杭州將軍薩爾哈岱又在北側開闢建正門，作為乾隆南巡直通旗營校場的通道。旗營內部參考八旗方位排布：正白旗、鑲白旗在營東北隅，正藍旗、鑲藍旗在營東南隅，正紅旗、鑲紅旗在營西北隅，正黃旗在西南豐樂橋西，鑲黃旗在營北長生橋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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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與作戰能力

杭州八旗駐防最初無制度可言，其軍事制度是隨着駐防逐步發展起來。清政府於順治二年（1645年）設立杭州梅勒章京主管杭州八旗；後來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設立杭州總管、康熙二年改稱杭州將軍，是為杭州八旗最高長官。在將軍之下則為都統、副都統、協領、佐領、防禦，總體而言漢軍八旗官員從康熙十三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年逐步裁撤，最後漢軍八旗被整體裁撤；與之相對，康熙十三年增設滿洲副都統二員，其中一員在雍正七年調去乍浦訓練八旗水師，康熙十八年、康熙三十年增設八旗滿洲佐領、驍騎校和八旗滿洲防禦，雍正元年、雍正十年增設蒙古協領、蒙古八旗防禦，滿蒙八旗的勢力在不斷擴張。八旗最初入駐了3920人；順治十五年統計四千有奇；康熙六十年統計有騎兵3641、步兵700、炮兵16，包含輔助兵種總計4494人；至雍正七年，滿洲、蒙古、漢軍各有1200、400、1600人，其中騎兵、步兵、炮兵各有2886、700、16人，包含輔助兵種合計4049人。^[6]雖然額定有數千騎兵，但由於八旗生計問題，旗營為了節約經費並沒有飼養相應的馬匹。根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杭州將軍的報告，當時營中養馬600匹，為了節約每年3730兩經費計劃裁去280匹馬，然而由於旗營內士兵生活窘迫，因此沒有馬匹飼養的八旗士兵照樣可以拿取養馬經費，並且將從裁馬省下的經費中拿出700兩補貼貧困旗人，這也為杭州旗營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的覆滅埋下了伏筆。^[7]

杭州八旗的素質在乾隆朝後期以前尚稱勁旅，這一點可以從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南巡視察看出。康熙從二十八年春開始五次到杭州視察旗營，每次都有犒賞、賜宴、賜匾等獎勵，乃至於自己親自參加旗營騎射，在第一次視察時候留下詩作：「羽林將士重分防，吳越名區古要疆。講武正宜清宴日，人人技自擅穿楊。」乾隆視察時不僅賞賜旗營，還降旨讓旗營官員全體進官一級、兵丁各賞一月錢糧，他在二十二年視察杭州旗營時留下詩作：「旭麗惠風輕，廣場試閱兵。百年偃雖可，一日備領明。氣勵熊羆旅，勇軒組練晶。詰戎伊古訓，證敢詡升平。」然而二十七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來視察時，乾隆屢次稱自己因手臂受傷無法騎射，最後一次托稱年事已高，由皇子代為騎射。在這一次視察中，旗營士兵或從馬上掉落，或箭箭虛發，引得乾隆勃然大怒。^[8]乾隆聽聞杭州將軍宗室富椿沉迷聽戲，將自己鍾情的戲班冠名將軍班，一氣之下將其徹底革職，並作為負面典型在各將軍中通報，但杭州旗人在他離開後因其體恤下屬反而為他建立了生祠；五十六年，乾隆以「騎射平常」、「復好安逸」為由再將杭州旗營的兩位協領降職；五十八年杭州旗營有40多位官員被新人將軍參奏處分。乾隆五十二年杭州旗營出戰台灣，在台灣「打仗不甚奮勇」，甚至有人臨陣脫逃，在撤退時還有士兵嫌走路太累，又擔心如果坐轎子轎夫會逃跑，於是僱傭船隻，結果在中途沉沒溺亡，乾隆聽聞此事後甚至懷疑杭州旗營使用其它款目違例雇轎。統治階級將八旗腐化的原因歸咎於漢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批評杭州旗營「漸染陋俗」，乾隆更是強調國語騎射、滿洲本色，但都沒有挽回旗人的腐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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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戰爭

太平天國戰爭前後的杭州旗營對比

（舊圖）

（新圖）

自康熙朝三藩之亂、台灣之役後，杭州旗營幾乎沒有參加過重大戰役，而自削減「營債」後也再無與平民衝突的記錄，逐漸融入到杭州當地的生活中。^[10]乾隆朝的杭州旗人武藝不斷退步、滿語也越發生疏，所說的漢語也夾雜杭州口音。為了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乾隆皇帝也不再要求駐防八旗將遺骸運回京城，而是允許杭州旗人在駐防之處置墓地、遺屬留在原駐防，杭州也從京城旗人名義上的「出差之所」逐步變成了杭州旗人事實上的鄉土。杭州旗營深受江浙科舉風氣浸染，在嘉慶朝不僅在獲得了在杭州府和浙江省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還創設了專供八旗子弟讀書的梅青書院，杭州的旗人也是各地八旗駐防中科舉中榜概率最高的之一。為了解決旗人生計問題，杭州旗營不僅鼓勵科舉，還參與錢塘江海塘的修建，甚至會派人到鄉下為農民捕捉蝗蟲。作為主管杭州城門開閉的機構，旗營不僅按照杭州的習俗節日調整門禁時間，旗營自身的門禁也逐漸鬆動，乃至於成為杭州平民新年觀看花燈最為熱鬧之處。杭州的旗人廷玉受到厲鵲的《東城雜記》啟發作《城西古蹟考》，把旗營視作杭州城內與漢人的「東城」相對的「城西」，這本書也受到了杭州漢人的歡迎，甚至有漢人讀完後按照書中所說遊歷旗營的各處古蹟。^[3]

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後，太平軍打着消滅滿洲妖魔的口號反抗滿清統治，各地駐防八旗首當其衝，雙方水火不容。^[11]此前，杭州旗營分出的乍浦旗營參加了鴉片戰爭，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乍浦之戰中全軍覆沒，滿營也受到英軍焚毀，自此元氣大傷。^[12]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陷江寧城（今南京），對江寧的駐防八旗展開屠殺，並將江寧作為首都天京，杭州作為距離江寧最近的省會也受到戰事影響，江寧之屠給了杭州旗營極大刺激。^[13]^[11]然而，雖然太平軍早早攻陷了江寧，但清政府在江寧周邊布置的江南大營、江北大營將太平軍牽制在天京周邊，江寧之戰後幾年間太平軍都沒有對杭州構成威脅。^[14]隨着清軍在咸豐九年（1859年）加大了對天京的圍困力度，太平軍為解天京之圍決定「圍魏救趙」，忠王李秀成率兵從安徽出發抄小路奇襲清軍後方的杭州——當喬裝成清軍的太平軍於咸豐十年（1860年）二月十一日抵達杭州城外時，杭州將軍瑞昌還不相信這是太平軍，而他此前分撥旗營兵丁鎮守浙江與安徽邊界上的獨松關、千秋關等地，調來的乍浦旗營援軍則在塘栖見勢掉頭；由於江蘇的清軍仍在圍困天京而不願分兵，鄰近的援軍也難以在太平軍圍城前趕來，浙江巡撫羅遵殿不敢出城迎戰，太平軍很快就在十九日圍困了杭州，並在二十七日炸毀清波門段城牆突破外城，巡撫羅遵殿等人也在城中自殺。杭州城破之後，旗營仍在抵抗，瑞昌及其副都統來存、佐領傑純率領八旗殘兵在涌金門一帶與太平軍巷戰不敵，退守旗營，旗營的婦女也上陣據守營城，還有一位寧波的錫箔匠在太平軍試圖炸毀旗營城牆時向瑞昌通風報信，旗營在滿漢軍民的協助下抵抗6日並最終等來了援軍，江南大營張玉良所部趕到後與旗營裡應外合，清軍追擊至孝豐、餘杭、富陽等地。^[10]^[15]^[3]戰後統計，杭州全城受到火災殃及，殉難者97000多人；旗營不僅保全自身，還因戰功受到咸豐皇帝的表彰，駐防將弁兵勇眷屬死難者合計1365人。^[10]

首次杭州之戰後李秀成旋即調轉方向直撲天京，太平軍趁着清軍援助杭州第二次攻破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之圍，進而反撲浙江。^[16]咸豐十一年（1861年）春，太平軍在清軍內奸的協助下攻陷了乍浦旗營，副都統錫齡阿以下協領等戰死，闔營城破之後以死殉國；杭州旗營則唯恐步乍浦之後塵，開始加緊購買軍械，由於資金緊張，不得不賣出營中儲米，這也為後續守城埋下隱患。^[10]同年夏，太平軍攻占了杭州周邊的長興、安吉和城外的賣魚橋等地，兩次試探性進攻杭州，第一次為馳援安慶之戰退兵，第二次為旗營副都統傑純和副將文瑞以及湘軍吳再升所部阻拒。^[17]太平軍在浙江境內攻城略地，杭州逐漸孤立無援，成為了太平軍占領區中的孤城。九月起，忠王李秀成率領太平軍主力包圍杭州，十一月間太平軍還在西湖水面上和旗營佐領傑純率領的旗營水師作戰，奪取了湖心亭。杭州城內經歷兩月糧草斷絕，時值隆冬、軍民餓死者過半^[3]，清軍士氣低落，杭州將軍瑞昌為了提振士氣，下令居民每夜持燈上吳山虛張聲勢，太平軍也向城內的清軍發布榜諭勸降，並且允諾會對投降的旗營既往不咎，城外文瑞率領的清軍都拋棄主帥投降了太平軍。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軍攻入杭州城，清軍據守旗營抵抗，李秀成再度向杭州將軍瑞昌拋出橄欖枝，允諾會將投降的旗營護送至鎮江的清軍地界。^[18]瑞昌受到李秀成的榜諭後不但不領情，還召集八旗兵眾，決定以死報國，旗營中每家每戶分好火藥，準備在城破之後自焚。十二月初一日，太平軍攻破旗營，副都統傑純戰死，旗營將軍瑞昌、副都統關福以及營中的浙江巡撫王有齡自盡，旗營「縱火自焚，煙焰蔽天，殉烈八千餘人」。^[10]除了錢塘門一帶的旗人不願意自焚而逃出旗營外，大多數旗人都死於戰火，旗營內衙署、營房等大多付之一炬。^[13]

杭州旗營被毀後，仍有杭州旗人向各地軍營報道，但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收復杭州時僅有46名旗丁在冊。杭州旗營的恢復和八旗新軍的建設同步進行，清政府一面從各地旗營中撥調旗丁填補缺口，一面又在杭州旗營中訓練洋槍洋炮。由於恢復後的杭州旗營缺員嚴重，清政府不得不讓浙江巡撫和漢人軍隊代理旗營的大部分門禁職務，從乍浦、福州、荊州、德州、青州、成都等地抽調旗丁填補人員缺口：同治四年（1865年）從尚未恢復的乍浦旗營中劃撥剩餘的361名旗丁至杭州旗營，同治六年（1867年）從福州旗營調撥旗兵五百名連同家屬，至同治九年（1869年）旗營在冊人口已經達到了5330人；同治十二年（1872年），清政府又調撥德州200名、青州100名、河南50名、荊州550名旗丁填補杭州旗營空缺；光緒元年（1872年）又抽調荊州旗營300多戶1933口人到杭州，至此杭州旗營的建制基本恢復，杭州城門的鑰匙也重歸杭州將軍，重建後的旗營兵額僅為原先的一半。^[10]不同於重建後仍堅持騎射的江寧旗營，杭州旗營在軍事訓練較為現代化，從光緒元年開始採用洋槍設立威健選鋒隊，光緒四年設立洋槍隊800名，主管旗營的杭州將軍也參與到浙江新軍的建設中，浙江新軍中就有一個營由旗人組成。^[19]^[3]太平天國戰爭中旗營營城損毀嚴重，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開始重建營城，由於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重建後的營城也難掩頹勢，建築規模上大不如前，重建的城牆只不過是3米高的土牆：「乃縮版築土為垣，以補缺殘，上覆瓦，蔽風雨。其舊存之硝磺者，屹立嵯峨，或數丈或數十丈，猶鞏固如昔。」重建的營城不僅物是人非，風貌上也截然不同，「非特文獻蕩盡，即其坊巷風情，大非昔比」。為挽回旗營的文化傳承，三多作為杭州旗營孑遺之後，盡力搜集旗營文獻資料編成《柳營謠》，「柳營」之名既化用周亞夫細柳營的典故，又指光緒元年（1875）八旗官兵在營中河岸捐栽柳樹之事。^[6]^[3]^[20]《柳營謠》的創作也獲得了當時的文學大家俞樾的支持，俞樾弟子張大昌身為杭州的漢人也惋惜旗營的損失，也搜集地方文獻資料寫了《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較三多更為全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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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與解散

甲午戰爭後，排滿、革命的呼聲日益強烈，但杭州的旗人仍和城中的漢人維持着相對友好的關係。杭州的旗人不僅順應潮流，還熱衷於杭州的社會建設，在地方鄉土教材中旗營被稱作「子城」，而旗人是清初「遷居此地」的本地人。旗營滿洲正黃旗佐領貴林是杭州旗人中的新派領袖，不僅管理着旗營內的男子中學和女學，還創辦了鼓吹君主立憲制的《浙江日報》，在浙江的立憲派中很有影響力。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旗營開始作為杭州城內的一個社區實施地方自治，貴林擔任自治會的會長，旗人也在宣統元年（1909年）首屆浙江省諮議局選舉作為杭州的地方代表中獲得了3個名額，清政府承認杭州旗人為杭州的平民而不是直屬於朝廷的八旗兵丁。儘管如此，革命黨影響下的《杭州白話報》和秋瑾之死仍對杭州的滿漢關係構成了挑戰，貴林也因和極端排滿者不和為革命黨所嫉恨。^[3]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杭州革命黨人也開始頻繁集會，策劃革命。杭州旗人聽聞武昌起義後駐防被屠殺，開始在旗營之外自發組織600多人的民兵隊伍。浙江巡撫增韞作為旗人，感到浙江新軍也有可能發動類似的起義，因此下令大部分新軍駐紮在杭州城外並控制了軍械補給。^[3]隨着北洋軍正在進攻漢陽、威脅武昌，同盟會要求杭州、上海儘快起義，於是同盟會中部總會負責人陳其美多次秘密來到杭州，但杭州支持革命的兩標新軍駐紮城外，受到巡防營監控，因此改由蔣志清率領敢死隊於農曆九月十四（11月4日）傍晚入城舉事、新軍隨後策應。革命黨攻下浙江巡撫衙門、槍械局，開始占據旗營四大門、完全包圍旗營，與此同時名義上掌管旗營的杭州將軍德濟此時卻在杭州日租界一夜風流。次日凌晨，新軍開始進攻旗營，旗人唯恐被漢人屠殺，因此激烈抵抗。但德濟回到旗營後就向革命黨提出投降，而實際領導守城的貴林則認為要軍政府先兌現投降條件才肯投降，於是旗營對於戰與和莫衷一是，而革命黨這邊立憲派出身的湯壽潛也無法有效統率他人——直到軍在吳山上炮擊旗營，旗營這才決定投降。^[21]

旗營投降後，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壽潛與旗營代表貴林就旗營之繳械、發餉、保安、謀生達成一致，雙方同意在軍政府保證旗人安全的前提下旗人交出武器、成為平民，但軍政府應該向八旗發放3個月軍餉作為過渡。然而在協議簽署的第二天，「德濟告貴林父子私藏軍火，陰謀反叛」，軍政府在湯壽潛離開杭州、沒有告知湯壽潛的情況下將貴林父子緊急處決——此事也說明了當時杭州的氛圍並非軍政府人士所自矜的那般和平，雖不及荊州、鎮江的排滿屠戮之混亂，但是滿漢矛盾之陰霾仍令旗人恐懼，即便旗營已經投降，漢人仍對其極為防備。據旗人迎升回憶，當時有漢人民軍謊稱旗人謀反而分發武器，意圖攻打已經繳械的旗營，立憲派的湯壽潛、陳黻宸都不相信旗營會叛亂，阻止了民軍分發武器，而革命黨的褚輔成、陳時夏散布謠言稱立憲派與旗人勾結。除了貴林之死，軍政府由於自身財政困難也沒有按期向八旗發放糧餉，導致被拖欠糧餉的部分旗人到杭州將軍德濟府前討要軍餉，而軍政府為「維護秩序」抓獲兩人就地正法。^[22]^[23]

旗人的貧困一方面是由於其生活腐化、缺乏勞動技能，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當時的滿漢矛盾。一部分漢人出於排滿心理要將旗人所掠奪之漢人財產全部掠奪，因此進入旗營大肆偷盜，旗人被稱作「旗下佬」^[1]。浙江軍政府名下的士兵和巡警更是知法犯法，以搜查軍火為由進入旗營搜刮財富，以至於杭州將軍德濟不得不要求軍政府只開迎紫門一門以減少偷盜者襲擾，但在旗營城門拆除後旗營再無保護可言。旗人中能夠自食其力從事商業的也為謠言所困，坊間傳言旗人在出賣食物中下毒，於是旗人只能以賣自家家具為生。為了解決旗人生計問題，浙江軍政府先是拍賣胡慶余堂作為滿人謀生的本金，後來鼓勵旗人在旗營內開店，最後將旗人「先行調查劃分等類，各授以相當之事，使之操作。俾得自食其力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將旗人送入各家工廠中做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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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改造

辛亥革命中被炸得只剩下殘垣斷壁的浙江巡撫衙門
內部拆除一空、僅剩遠處城牆的旗營
改建為杭縣公署的原旗營都統衙門
拆除湖濱城牆，修建湖濱路
正在壓路的工人
城牆拆除後的湖濱
旗下內建立的西湖共舞台

改造旗營為新市場其實是清末立憲運動中就已經在1908年的浙江諮議局第一屆會議上提出，當時是由漢人之熊文與滿人之裕祥兩位議員聯名提出，一來發掘滬杭鐵路開通後的商機，二來解決旗營內八旗生計問題，三來使滿漢雜處、緩和民族矛盾，但是這一提案在當時受到了旗營內部分人士的抵制。辛亥革命後，隨着旗營的投降以及大量旗人為求生計被迫離開旗營，壯丁被送往遠郊轉塘一帶務農^[1]。浙江軍政府在1912年1月頒布了「消失旗營之計劃」，計劃清空旗營用於市場開發。1913年9月15日，浙江行政公署在《申報》第一次刊登廣告招買旗營土地，11月7日又在《之江日報》上刊登了詳細的賣地規則，但是由於定價太高，12月1日前來的買家寥寥，不得不在1914年的6月修改規則。^[24]^[25]

1914年2月14日開始的短短7天內旗營內部建築被拆除一空，政府利用拆除房屋之構件在菩提寺路修建了200間平房用於安置旗人，將旗人的土地盡數拍賣。這些最後留下的旗人大多缺乏謀生行當，無法去工廠做工或務農，只能出賣體力或做小生意糊口，因此生活極為貧困。2月20日，杭縣公署下令拆除城牆，隨後在3月開始修建遊樂場、公園、運動場、學校、道路等公共設施。^[24]經過此次開發，旗下一帶成為杭州新的商業中心，逐漸形成湖濱商圈；杭州城市也和西湖消除了城牆的隔閡，杭州話中也將「西湖入城」形容翻天覆地的變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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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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