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達文波特

查爾斯·本尼迪克特·達文波特（1866年6月1日－1944年2月18日）是一位生物學家和優生學家，對美國優生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1]

早年生活和教育

達文波特於1866年6月1日出生於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父親阿姆齊·本尼迪克特·達文波特是一位清教徒後裔的廢奴主義者，母親簡·喬拉萊蒙·迪蒙擁有英國、荷蘭和意大利血統。[1] 達文波特對自己的血統感到無比自豪，他在1942年聲稱自己「已經做了三百多年的美國人」，因為他的「血統是由17世紀帶到這個國家的元素構成的」。[2] 他的父親與兩位妻子育有十一個孩子，查爾斯在布魯克林高地的花園廣場與家人一起長大。[3] 他母親堅定的信仰對查爾斯產生了影響，他也效仿了母親的做法。夏季，查爾斯和家人會在斯坦福附近的一個農場度過時光。[3]^[2]

查爾斯幼年時在家接受家庭教育，這反映了他父親堅定的新教信仰。父親安排這樣的教育是為了培養他勤奮好學的價值觀。課餘時間，查爾斯會在父親的生意中做清潔工和跑腿。[4] 父親對他的早期職業生涯影響很大，鼓勵他成為一名工程師。[5] 然而，這並非他的主要興趣。在工作幾年攢夠錢後，查爾斯進入哈佛大學，追求他真正熱愛的科學事業。兩年後，他獲得了學士學位，並於1892年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5] 1894年，他與哈佛大學動物學畢業生格特魯德·克羅蒂結婚，兩人後來密切合作。他們育有兩個女兒：米莉亞·克羅蒂·達文波特和簡·達文波特·哈里斯·迪·托馬西。[1]^[3]

職業生涯

達文波特的第一份教職是在哈佛大學擔任動物學教授，在那裡他成為當時最傑出的美國生物學家之一，開創了分類學新的定量標準。達文波特非常尊重英國優生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和卡爾·皮爾遜開創的遺傳生物統計學方法，他在倫敦結識了他們，並參與了皮爾遜的期刊《生物統計學》（Biometrika）的編輯工作。[4] 然而，在格雷戈爾·孟德爾遺傳定律被重新發現後，他轉而成為孟德爾遺傳定律的堅定支持者。[5]^[4]

1899年至1904年，達文波特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並於1901年至1904年擔任該校動物博物館館長。[6] 1903年，他協助創立了美國育種者協會，該協會後來發展成為美國遺傳學會。[7]^[5]

1904年，[4] 達文波特成為冷泉港實驗室主任。[8] 1910年，他利用鐵路女繼承人瑪麗·艾弗里爾·哈里曼的資助，在該實驗室建立了優生學記錄辦公室。哈里曼的女兒瑪麗·哈里曼·拉姆齊曾在巴納德學院就讀期間與達文波特在冷泉港實驗室共事。在冷泉港實驗室工作期間，達文波特開始對人類性格和心理特徵的遺傳進行一系列研究。多年來，他發表了數百篇論文，並出版了數部著作，內容涉及酗酒、糙皮病（後來證實是由維生素缺乏引起的）、犯罪、智力低下、航海傾向、壞脾氣、智力、躁鬱症以及種族雜交的生物學效應等遺傳學問題。[4] 達文波特在實驗室為許多人講授優生學課程，其中包括馬薩諸塞州婦女參政論者克萊伯恩·卡特林·埃利曼。[9] 他於1911年出版的《遺傳與優生學》一書多年來一直是大學教材。在達文波特任職冷泉港期間，實驗室經歷了幾次重組。1918年，華盛頓卡內基研究所接管了優生學研究辦公室（ERO）的經費，並獲得了瑪麗·哈里曼的一筆豐厚捐贈。[4]^[6]

達文波特於1907年當選為美國哲學學會會員[10]，並於1912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21年，他當選為美國統計學會會士[11]。^[7]

達文波特的研究深受當時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影響，他對此深信不疑。儘管他是最早認識到多基因遺傳（多個基因共同影響單一性狀）的科學家之一，但他仍然在需要時使用簡單的孟德爾模型來支持其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論斷[5]。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的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最終，只有他最狂熱的擁護者才認為他的研究是真正科學的[4]。^[8]

達文波特尤其關注種族融合，他認為種族融合既可以揭示人類遺傳的運作機制，又對社會構成威脅。他和他的助手們多次將牙買加作為研究生理和智力特徵遺傳的實驗室，因為那裡擁有龐大的混血人口。[12][13] 達文波特借鑑了孟德爾的雙雜交概念——根據哪些特徵在繁殖過程中分離，從而在後代中以不同的方式重組——以此論證「混血人群」（在達文波特看來，這一類別包括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伴侶結合的後代，以及來自不同大陸的伴侶結合的後代）是「一個結構混亂、不滿、躁動不安、效率低下的人群」。[14][15]^[9]

達文波特於1925年創立了國際優生組織聯合會（IFEO），並任命尤金·費舍爾為私生子和混血委員會主席（1927年）。達文波特渴望建立一個世界種族融合研究所，並「正在繪製一張『混血地區』的『世界地圖』[16]，他於1928年在慕尼黑舉行的國際種族融合組織（IFEO）會議上首次展示了這張地圖。」[17]^[10]

達文波特與他的助手莫里斯·斯特格達（Morris Steggerda）一起，試圖建立一套全面的人類種族融合定量研究方法。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牙買加的種族融合》（1929年）一書中，該書試圖提供統計學證據，證明白人和黑人通婚後，他們的生物和文化都出現了退化。[13]如今，這本書被認為是種族主義的科學著作，在當時也因其得出的結論遠遠超出（有時甚至與）其所呈現的數據相悖而受到批評。[18]卡爾·皮爾遜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書評尤其尖銳，他認為「在這部冗長的論著中，唯一顯而易見的是樣本量太小，而且來自過於異質的人群，根本無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結論。」[19]^[11]

對美國移民政策的影響

查爾斯·達文波特的著作在公共領域產生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是移民問題。他認為種族決定行為，許多心理和行為特徵都是遺傳的。[3] 他通過研究家族譜系得出這些結論，並因此受到一些同行的批評，認為他的結論缺乏依據。[3] 儘管如此，達文波特仍然認為種族間的生物學差異足以證明嚴格的移民政策是合理的，那些被認為「不受歡迎」的種族的人不應該被允許進入美國。[20]他對孟德爾遺傳學的支持強化了這種信念，因為他認為允許某些群體的人進入美國會對國家的基因庫產生負面影響。在國內，他也支持通過對被認為基因低劣的人進行絕育和性別隔離來防止「負面優生學」。與當時許多科學家一樣，達文波特也持有種族主義觀點，他認為基因低劣的人包括黑人和東南歐人。[3]^[12]

除了通過科學研究支持這些信念外，他還積極遊說國會議員。查爾斯·達文波特經常與1924年《移民法》的共同發起人之一、國會議員阿爾伯特·約翰遜交談，並鼓勵他在該法案中限制移民。達文波特並非孤軍奮戰，優生記錄辦公室主任哈里·勞克林也多次出席國會聽證會，倡導嚴格的移民法，並聲稱移民是一個「生物學問題」。[20]總而言之，達文波特的努力旨在為他所支持的社會政策提供科學依據，而移民問題正是20世紀初這一努力的一個體現。^[13]

職業生涯的終結與影響

在阿道夫·希特勒於德國掌權後，達文波特在二戰前後都與各種納粹機構和出版物保持着聯繫。他曾在兩份頗具影響力的德國期刊擔任編輯，這兩份期刊均創辦於1935年。1939年，他為奧托·雷切的紀念文集撰稿，雷切後來成為納粹「清除」東德被視為「劣等」人口計劃中的重要人物。[21]在1938年寫給《生活》雜誌編輯的一封信中，他將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瑟夫·戈培爾列為殘疾政治家的典範，認為他們受自身身體缺陷的驅使，「領導革命，渴望建立獨裁統治，同時給國家帶來沉重的稅收負擔，使國家財政陷入混亂。」[22]^[14]

儘管許多其他科學家由於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興起而停止支持優生學，但查爾斯·達文波特終其一生都是優生學的堅定支持者。1934年退休六年之後，即使在卡內基研究所於1940年停止資助冷泉港的優生學項目之後，達文波特仍然堅持這些信念。[5] 雖然查爾斯·達文波特主要因其在優生學運動中的作用而被人銘記，但他對增加遺傳學研究的資金投入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成功地組織了對科學研究的資金支持。他的學術努力貫穿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不僅推動了他的成功，也為其他科學家的研究提供了支持。[20] 事實上，在他擔任冷泉港實驗室主任期間，許多傑出的遺傳學家都曾在此工作。他於1944年因肺炎去世，享年77歲。他被安葬在紐約州勞雷爾霍洛。^[15]

優生學信條

正如奧斯卡·里德爾在《查爾斯·本尼迪克特·達文波特傳記》（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中所引述的，達文波特的優生學信條如下：[23]^[16]

「我相信應該努力將人類提升到社會組織、合作和高效努力的最高水平。」

「我相信我是我所攜帶種質的受託人；這種質已由我之前的數千代人傳承下來；如果我的行為危及它及其卓越的潛力，或者出於個人便利而過度限制後代，那麼我就辜負了這份信任（因為這種質優良）。」^[17]

「我相信，我們夫妻二人既然已經慎重選擇伴侶，就應該生育4到6個孩子，這樣我們精心挑選的種質才能得到充分的繁衍，並且這種優良的血統不會被那些未經精心挑選的血統所淹沒。」^[18]

「我相信，在選擇移民時，應該避免用不適宜社會的性狀來污染我們國家的種質。」

「我相信，當順從本能會傷害下一代時，就應該壓抑自己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