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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哥·史特拉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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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爾·斯特拉瑟（德語：Gregor Strasser，又Straßer；1892年5月31日—1934年6月30日），德國政治人物，納粹黨早期領導人。他與其弟奧托·施特拉塞爾皆是納粹黨左翼派系的領導人，這使得他們與阿道夫·希特勒領導的主導派系發生衝突，致使他於1934年的長刀之夜中被謀殺。施特拉塞爾兄弟倡導的納粹主義被稱為施特拉塞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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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拉塞爾出生於巴伐利亞州，一戰期間在德國陸軍炮兵團服役，晉升為中尉，並因作戰勇猛而獲得兩級鐵十字勳章。戰後，他與弟弟加入了弗朗茨·里特·馮·埃普領導的德國自由軍團。1920年，他加入納粹黨，並迅速成為這個新興政黨中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1923年，施特拉塞爾參加了慕尼黑的啤酒館政變並被逮捕。在當選國會議員後，他被提前釋放，於1925年重回復興的納粹黨，並再次確立了自己作為強大的主導成員的地位。作為一名嫻熟的組織者及有感染力的公眾演說家，施特拉塞爾見證了納粹黨在德國北部成員和聲望的大幅增加，將納粹黨從一個邊緣的南德政黨轉變成一支全國性的政治力量。截至1932年年中，施特拉瑟爾主要負責黨內的全國組織工作。
作為納粹黨激進派的堅定擁護者，施特拉瑟爾的反資本主義、革命民族主義綱領使得希特勒在1926年的班貝格會議上否定了他。兩人後來和解，但從1930年開始，兩人的罅隙逐漸擴大。1932年12月，德國總理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向施特拉塞爾提供了副總理一職，從而在納粹黨內造成潛在的分裂。作為回應，希特勒在黨內孤立施特拉塞爾，並迫使他辭去所有黨內職務。施特拉塞爾隨後放棄了他的議會議員席位，退出了政治活動，回歸了藥劑師的本職。1934年6月30日，在一場被稱為「長刀之夜」的清洗中，施特拉塞爾被蓋世太保逮捕後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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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1982年5月31日，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出生於上巴伐利亞蓋森費爾德的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司法官員家庭。其父名為彼得·施特拉塞爾，他是巴伐利亞的律師、公務員，其母名為保利娜·施特拉塞爾。[1][2]他和弟弟奧托一起長大，奧托被認為是兩人中更聰明的那個。[3]除了奧托外，他還有二弟本篤會修士伯恩哈德·施特拉塞爾（1895—1981）、妹妹奧爾加·施特拉塞爾（1899—？），他最小的弟弟安東·施特拉塞爾（1906—1943）成為了公證人，並在二戰期間於蘇聯戰死，並未涉足政治。他就讀於當地的文理中學，期末考試後，於1910年—1914年在下巴伐利亞的弗龍滕豪森擔任藥劑師學徒。[2]
1914年一戰爆發後，施特拉塞爾暫停了在慕尼黑大學的學業，加入了德意志帝國陸軍。他曾在巴伐利亞第1步兵炮兵團服役，一直參與西線（包括在維米、朗斯、凡爾登、利斯河和索姆河）作戰。1918年，他晉升為預備役中尉，並因作戰勇猛而獲兩級鐵十字勳章（1917年5月和1918年8月）[2]，並於1917年10月獲得巴伐利亞軍事功績勳章。戰後，他在埃朗根-紐倫堡大學繼續學習。他於1919年通過了國家考試，並於1920年開始在蘭茨胡特擔任藥劑師。[1]
據他自己後來聲稱，1919年，施特拉塞爾和他的弟弟加入了弗朗茨·里特·馮·埃普領導的右翼組織德國自由軍團，[4]並參與了鎮壓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他還聲稱參加了1920年的卡普政變。據說他的比他小五歲弟弟奧托，也屬於自由軍，但在卡普政變期間，奧托顯然是忠於政府的工人民兵的領導人。在2013年《新德意志人物誌》中關于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的文章中，阿明·諾爾岑指出，除了他們後來的自我描述之外，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兄弟倆是自由軍團的成員。[5]直到1922年年中，也沒有證據表明施特拉塞爾有直接的政治活動。
另一方面，據記載，他建立並領導了「下巴伐利亞風暴營」（德語：Sturmbataillon Niederbayern），年輕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擔任其副官。[2]施特拉塞爾以其魁梧的身材、指揮若定的個性和無窮的組織活力而聞名。[6]
1920年，施特拉塞爾同富有的木製品製造商洛倫茨·沃爾穆特之女埃爾澤·沃爾穆特結婚。兩人誕下一對雙胞胎：京特和赫爾穆特。兩個孩子生於1920年12月7日，分別於1941年7月30日和1942年5月27日在蘇聯戰死。希特勒是兩個孩子的教父的說法經常出現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但被斯特拉塞爾的傳記作者海因里希·埃格納駁斥為奧托·施特拉塞爾創造的傳說（實際的教父是男孩們的祖父和外祖父）。[8]
政治生涯
到1920年，施特拉塞爾及其準軍事組織已經與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黨聯手，後者當時是一個位於慕尼黑的極右翼政黨。[1][9]1922年秋，施特拉塞爾正式加入納粹黨和衝鋒隊。[3]他的領導才能很快得到認可，被任命為衝鋒隊在下巴拉利亞的地區領袖。[10]1923年11月，他參加了失敗的啤酒館政變，這是希特勒和魯登道夫試圖推翻魏瑪共和國的企圖。在希特勒被審之後，他和其他政變分子一起受審，被判犯有協助和教唆叛國罪——他實際被捕的罪名是企圖為已被取締的納粹黨招募士兵[6]——並被判處15個月監禁和小額罰款。[11]
幾周後，施特拉塞爾於1924年4月6日和5月4日在普法爾茨當選為「人民-社會陣營」的巴伐利亞州議會議員，他因此被釋放。[12]1924年12月，施特拉塞爾在國會為民族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贏得了一個席位，他代表北威斯特伐利亞選區。[12]
1925年2月6日希特勒恢復納粹黨之後，施特拉塞爾成為下巴伐利亞的第一位大區領導。[13]由於在蘭茨胡特率領多達2000名士兵且超負荷工作，他開始尋找助手。[14]海因里希·希姆萊獲得了這份工作，他的任務是在下巴伐利亞拓展該組織。[15]1926年12月，施特拉塞爾的大區與上普法爾茨大區合併，施特拉塞爾繼續領導擴大後的大區。隨着政治活動的不斷增加，施特拉塞爾逐漸退出他作為藥劑師的職業活動。1927年，他將在蘭茨胡特的藥店變賣，專心投入到政治活動中。[16]1928年10月1日，大區再次分治，上普法爾茨由阿道夫·瓦格納接管，而施特拉塞爾繼續擔任下巴伐利亞的大區領導，直到1929年3月1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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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1925年後，施特拉塞爾的組織能力幫助納粹黨由一個分裂的南德邊緣政黨轉變為一個具有群眾號召力的全國性政黨。[18]由於針對希特勒的公開演講禁令，施特拉塞爾被（希特勒）委託在北德地區代表納粹黨並發表演講。[19]在1925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施特拉塞爾充分利用了他作為國會議員的自由：他使用免費的鐵路通行證，[19]在德國北部和西部廣泛旅行，任命大區長官，建立黨支部，並發表了大量公開演講。[20]儘管他沒有希特勒打動大眾的演說天賦，但僅憑施特拉塞爾的個人魅力就足以影響聽眾。[21]他的努力下，納粹黨在北方得到了極大發展，從政變前的71個地方分部拓展到約272個。[22]施特拉塞爾的社會主義口號可以從他在1925年11月對國會的一次演講中看出來：
我們民族社會主義者希望用真正的社會主義來取代剝削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社會主義不是靠沒有靈魂的猶太唯物主義觀點來維持的，而是靠有信仰、有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的舊德國人民的社區情感、社區目的和經濟感情來維持的。我們希望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民族革命。[23]
施特拉塞爾在德國北部和西部創建了該黨的分支，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其成員超過了希特勒的南方分支。[18]也是在施特拉塞爾的倡議下成立的。[24]他還於1925年9月10日創建了民族社會主義工人協會，這是一個由大約十幾名德國北部和西部的大區領導組成的短命組織，他們支持黨內更「社會主義」的一派，並尋求增大對德國大型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的吸引力。[25]1926年3月，施特拉塞爾與其弟奧托一起創立了柏林的戰鬥出版社（德語：Kampf-Verlag），該出版社出版周刊《柏林工人報》（德語：Berliner Arbeiterzeitung），其代表了黨內更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派。[18][26]來自萊茵蘭，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政治煽動者約瑟夫·戈培爾被納粹黨的政治信息和施特拉瑟爾本人吸引，他被施特拉瑟爾任命為出版社主編。[27]兩人在1925—1926年起草了修訂版的納粹黨政治綱領。該綱領進一步左傾，這激怒了希特勒。[23]為了吸納城市工人加入納粹黨，施特拉瑟爾支持德國社民黨的罷工運動，要求將工業和銀行國有化，並主張德國和蘇聯的合作，儘管他堅定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黨內領導層的一個爭論點是是否支持社民黨和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在1925年1月就無償徵用貴族資產進行全民公決的動議。 施特拉瑟爾一派支持這一提議，而希特勒則主張對貴族進行補償。在這場爭論中，戈培爾仍然站在施特拉瑟爾一邊，根據奧托·施特拉瑟爾後來的說法，戈培爾甚至要求將希特勒開除出黨。1929年5月，在薩克森州選舉之後，納粹黨與施特拉瑟爾的支持者也發生了類似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納粹黨應該尋求與社民黨和共產黨聯合，還是與資產階級右翼政黨聯合。[28]在此事件之後，希特勒和戈培爾領導下的黨領導層加劇了兩翼鬥爭；1930 年，反資產階級陣營的許多支持者被剝奪了權力或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施特拉瑟爾因評論猶太裔財政部長魯道夫·希法亭而被逐出國會議事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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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正面應對對綱領的更改，希特勒於1926年2月14日在巴伐利亞北部城市班貝格召開會議。戈培爾和施特拉塞爾前往那裡，試圖讓希特勒接受這些更改。[23]在班貝格會議的演講中，希特勒抨擊了草案中的極端思想，他更多地將這些思想與布爾什維主義混為一談，這一發展使施特拉塞爾和戈培爾深感失望。施特拉塞爾的後繼演講笨拙而無力，這是希特勒有力演說的結果；希特勒在班貝格駁斥施特拉塞爾的政策建議，表明該黨以正式成為希特勒的黨，納粹黨以希特勒為中心。[30]
這次會議標誌着施特拉塞爾和戈培爾之間隔閡的開始。根據戈培爾傳記作者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的判斷，希特勒在班貝格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努力「將斯特拉瑟陣營的『意識形態領袖』和『傑出宣傳家』戈培爾從施特拉塞爾派中解救出來」，以便通過這種方式分裂和削弱黨內的社會革命派。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承認，「自從班貝格會議以來，我明顯地從施特拉塞爾的圈子中轉了出來」，「轉向了黨的首腦（即希特勒）本人」。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戈培爾和斯特拉瑟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敵意也越來越強烈，尤其是在戈培爾於1926年秋天被任命為柏林地區長官之後。戈培爾計劃與施特拉塞爾的戰鬥出版社競爭，並散布謠言說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爾和他弟弟奧托的母親是猶太人。在給黨的領導層的一份聲明中，施特拉塞爾直指戈培爾散步了這些和其它的關於他的謠言。到了1927年初夏，兩人的關係徹底破裂，他們都確信自己被對方以邪惡的方式背叛和欺騙了。雖然希特勒的一句話避免了公開衝突，但「不可調和的敵意」（漢斯·蒙森語）一直持續到1932年底施特拉塞爾離開納粹黨領導層。[31]1932年，施特拉塞爾得出結論，戈培爾是「人型撒旦」；而戈培爾對施特拉塞爾的仇恨則貫穿了他1928—1933年的日記——用作家勒內·席克勒的話說——「就像一條紅線」。[32]
20世紀30年代，關於納粹黨宣傳控制權的爭論對兩人之間的對立起了決定性作用：正如烏多·基森克特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在戈培爾成為全國宣傳部部長後，施特拉塞爾作為全國組織部部長仍對納粹的宣傳保持着決定性的影響力：1932年，施特拉塞爾接管了對納粹報刊的意識形態控制權，並在1932年10月仍負責納粹帝國宣傳會議。羅伊特指出，「最初」是斯特拉瑟而不是戈培爾「第一個通過帝國廣播公司向公眾發表講話的運動代表」，這一事實導致了戈培爾對施特拉塞爾的惱怒。[33]1930年，希特勒迫使施特拉瑟爾放棄了戰鬥出版社，而施特拉瑟爾之前是獨立於黨之外經營這家出版社的：面對將出版社轉給黨或離開黨的選擇，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爾離開了戰鬥出版社。他的弟弟奧托並不打算屈服，而是離開了納粹黨，成立了自己的競選組織「黑色陣線」，並接管了戰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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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貝格事件後，為了安撫納粹黨北方分支，希特勒將衝鋒隊的領導權交給了施特拉塞爾派的弗朗茨·普費弗·馮·薩洛蒙。[34]未來的元首還與施特拉塞爾達成協議，解散民族社會主義工人協會，由施特拉塞爾負責黨的宣傳部門。[35]施特拉塞爾接受了這個職位，但1926年3月的一場車禍打斷了這一過程：結果他臥床不起。康復後，他又回到這個位置。[36]因此，除了他大區領導的職責外，他還於1926年9月16日到1928年1月2日擔任納粹黨全國宣傳部部長。[37]之後，施特拉塞爾離開了他的宣傳崗位，擔任納粹黨組織委員會主席，後來成為組織部部長。[17]
1928—1932年，希特勒將納粹黨的全國組織工作交給了施特拉塞爾，因為他對組織事務不感興趣，更關注意識形態問題，而施特拉塞爾的能力更適合這項任務。[38]1931年12月18日，希特勒授予施特拉塞爾黨衛隊集團領袖頭銜。1932年，施特拉塞爾還成為幾份納粹雙周報和月刊的編輯。[39]到1932年6月，施特拉塞爾被任命為全國組織部部長，進一步將黨的組織結構集中在他的領導下。[17]在重組工程中，施特拉塞爾重塑了納粹黨大區的邊界，使之與國會的邊界更加一致，並增加了大區長官的權威。[38]施特拉塞爾重組了納粹黨的地區結構及其垂直管理層次結構。[40]該黨成為一個更加集中的組織，擁有廣泛的宣傳機制。[7]1928年5月20日的大選中，施特拉塞爾從第26選區（弗蘭肯）當選，成為國會中前12名納粹代表之一。[41]雖然納粹黨當年只得到2.6%的選票，但到了1930年9月，它成為國會第二大黨，獲得了18.3%的選票。[42]施特拉塞爾的組織為這一成功做出了貢獻，納粹黨在1932年7月以37.3%的選票成為最大黨。
1931年1月7日，施特拉塞爾在上施陶芬發生了滑雪事故。他的傷勢十分嚴重，背部椎骨骨折，彼得·斯塔丘拉指出，施特拉塞爾「生命垂危」。他住院了三個月，出院後他的健康狀況仍然嚴峻：他被劇烈的疼痛所困擾，不得不隨身攜帶拐杖。[43]
烏多·基森克特指出，從1931年4月重返崗位到1932年12月辭去黨內領導職務的這段時間裡，這次事故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以及可能對他的糖尿病造成的影響，再加上其他因素，有可能削弱了施特拉塞爾的工作能力和表現。基森克特認為，1931年的事故及其對施特拉塞爾健康的影響可能是他在幾個月內，特別是1932年12月黨內爭奪權力和領導權的鬥爭中無法堅持己見的原因之一。[44]
儘管施特拉塞爾被稱為納粹黨內的左翼代表，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他就與商界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接受了商界通過將納粹黨納入政府以馴服納粹黨的想法。1935年5月，受實業家保羅·西爾韋貝格影響的私人出版物《德意志元首簡報》（與希特勒的稱呼「元首」無關）稱讚施特拉塞爾支持「納粹黨從反對派過渡到政府立場」。為了證明納粹黨的執政能力，施特拉塞爾於1932年10月20日在柏林體育宮宣布了納粹黨新的「經濟發展計劃」。在綱領中，他在1932年7月自己的「近期經濟綱領」中所表達的強烈的反資本主義色彩和要求德國實現自給自足的主張被大大削弱。他現在呼籲減稅，而非向富人增稅；他希望通過放開價格管制來消除通貨緊縮。儘管他仍主張農業保護主義以及德國產品優先權，但他也強調這不應妨礙出口。為了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他建議放棄帝國馬克與黃金掛鉤的做法，將銀行國有化，通過大規模公共借貸來實施創造就業的計劃。[45]同年，在接受美國記者休伯特·倫夫羅·尼克博克的採訪時，他表達了明顯的親商觀點：
「我們承認私人財產。我們承認私人的主動性。我們承認我們的債務和償還債務的義務。我們反對工業國有化。我們反對貿易國有化。我們反對蘇聯意義上的計劃經濟。」[46]
施特拉塞爾得到了許多實業家的資助。1931年春，說客奧古斯特·海因里希斯鮑爾組織魯爾區的礦業公司每年向他支付1萬國家馬克。[47]保羅·西爾韋貝格還通過「德國工業債券銀行」向施特拉塞爾提供資金。[48]據說，在總理庫爾特·馮·施萊謝爾的要求下，反對納粹主義的科隆鋼鐵實業家奧托·沃爾夫也向施特拉塞爾提供了捐款。人們普遍認為，大企業通過捐款為納粹黨的崛起做出了貢獻，而這些捐款常被當做證據。[49]英國歷史學家彼得·斯塔丘拉認為，施特拉塞爾當時對在納粹黨內堅持「左翼」立場並不感興趣；相反，他是一個具有現實政治思維的機會主義者，希望為納粹黨開闢儘可能廣泛的基本盤，從而為自己確保國內權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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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對德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到1930年，德國失業率急劇上升。在此期間，施特拉塞爾兄弟開始在柏林出版一份新的地區性日報《民族社會主義者》（德語：Nationaler Sozialist）。[51]與他們的其他報紙一樣，它傳達了兄弟兩人自己的納粹主義理念，包括民族主義、反資本主義、社會改革和反西方主義。[52]戈培爾向希特勒強烈抱怨施特拉塞爾的報紙，並承認他們的成功使自己的報紙「被逼到走投無路」。[53]1930年4月下旬，希特勒公開宣布堅決反對格雷戈里·施特拉塞爾的社會主義理念，並任命戈培爾為納粹黨全國宣傳部門的領導人。[54]當希特勒於1930年5月2日訪問戈培爾時，戈培爾禁止了《民族社會主義者》的晚間版出版。格雷戈里·施特拉塞爾於其弟保持距離，並在6月底放棄了作為《民族社會主義者》出版商的職位，而奧托·施特拉塞爾則在7月初退出了納粹黨。[55]
1932年8月，在保羅·馮·興登堡的要求下，時任總理弗朗茨·馮·帕彭向希特勒提供了德國副總理的職位，但被希特勒拒絕。施特拉塞爾勸說希特勒希望他加入聯合政府，但希特勒認為這個建議將使其處於「退居二線」的位置。[56][57]儘管他的核心圈子中的很多人，例如戈培爾，認為希特勒拒絕是對的，但施特拉塞爾感到沮喪，並認為希特勒堅持要求擔任總理是錯誤的。
由於勸說希特勒無果，1932年12月3日的一次秘密會議上，繼任總理的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向施特拉塞爾提供了副總理和普魯士總理的職務。施萊謝爾希望施特拉塞爾能分裂納粹黨，並將左翼拉到自己這邊。據當時的親歷者後來估計，如果施特拉塞爾與希特勒公開決裂，國會中196名納粹黨員中大約有60到100人會跟隨施特拉塞爾離開。[58]
由於施特拉塞爾病重，他無法與希特勒決裂，該計劃失敗了。而且，希特勒很早就通過英國記者塞夫頓·德爾默得知了施萊謝爾和施特拉塞爾的密談情況。[59]在1932年12月的元首會議上，他說服了黨內高層再次支持他。赫爾曼·戈林和約瑟夫·戈培爾特別敦促希特勒堅持自己的路線，不要向施特拉塞爾妥協。1932年12月8日，施特拉塞爾在意識到自己的失敗後出人意料地辭去了所有黨內職務，僅保留了黨員身份。希特勒擔心黨內分裂，慎重地避免給人留下公開權力鬥爭的印象，公開對施特拉瑟爾的退出表示遺憾。施特拉塞爾還暫時保留了他在國會的授權，因為他的議員豁免權阻止了與誹謗審判有關的幾項法院裁決的執行。歷史學家漢斯-烏爾里希·韋勒認為，施特拉塞爾在1932年12月的意大利之旅「有力地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平庸」，[60]進一步削弱了施特拉塞爾在黨內的地位。不過，施萊謝爾還是在1933年1月秘密向總統保羅·馮·興登堡推薦了施特拉塞爾，希望他出任副總理，從而使馮·興登堡對施特拉塞爾產生了好感。然而，1月5日利珀議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成功，似乎證實了希特勒路線地正確，施特拉塞爾進一步被邊緣化。在納粹黨掌權後，施特拉塞爾退出了政治，回歸私人生活。
此後生活
1933年5月，在希特勒的允許下，施特拉塞爾在阿爾伯特·皮奇和漢斯·羅伊普克的斡旋下獲得了先靈-卡爾鮑恩公司的管理職務，此前他以書面方式承諾不再涉足政治。1933年6月，他成為先靈公司董事會成員。與此同時，他還擔任了醫藥產品行業協會的主席。1934年，他還成為帝國製藥工業協會的首任主席。[61]
1934年上半年，施特拉瑟爾幾近重新獲得希特勒的青睞。1934年2月1日，他獲得了納粹黨金色黨章。1934年6月13日，在與施特拉塞爾的私人會晤中。希特勒甚至提出讓他擔任經濟部長，以接替並不成功的庫爾特·施米特。然而，施特拉塞爾提出的條件是戈林和戈培爾必須從內閣中出名。希特勒並不準備這樣做。[62]根據斯塔丘拉的判斷，施特拉塞爾的要求很可能實現，使得他的政治對手決定採取「嚴厲的預防措施」。
1934年春，戈林和戈培爾在他們當時新出版的著作《建設國家》（戈林）和《從宮廷到總理府》（戈培爾）中煽動公眾對施特拉塞爾的反對情緒，並對他們的老對手進行了尖銳的抨擊，將其描繪為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叛徒」。戈林尤其對他窮追不捨：早在1933年，戈林就在施特拉塞爾計劃出國時告訴他，如果施特拉塞爾出國，戈林就會在邊境逮捕他。[63]戈林對施特拉塞爾的謀殺意圖最早見於1933年8月，當時他指示刑事調查部負責人阿圖爾·內貝策劃施特拉塞爾死於車禍或狩獵「事故」。在內貝拒絕這一要求後，戈林於1934年1月試圖說服當時的蓋世太保頭目魯道夫·迪爾斯承擔除掉施特拉塞爾的任務。[64]
1934年6月30日，施特拉塞爾在柏林的家中被蓋世太保逮捕。他先是被帶到先靈-卡爾鮑恩集團總部的一間辦公室，然後被交給一名黨衛軍突擊隊員，後者將他押送到位於阿爾布雷希特親王大街的蓋世太保總部。這次逮捕是「長刀之夜」的一部分，希特勒和其他黨內高層在這次清洗中逮捕了自己隊伍中的真正的和所謂的對手，以及其他不受歡迎的人，在某些情況下還將其殺害。[65]對施特拉塞爾來說，這次逮捕讓他大吃一驚——起初他以為希特勒派人來找他是為了將他召回黨內高層。然而，這與施特拉塞爾的前同事保羅·舒爾茨在1951年發表的聲明截然不同，他在聲明中說，施特拉塞爾在1933年1月份之後經常對他說，「希特勒會把我們殺了，我們不會自然死亡。」[66]
在蓋世太保總部，即阿爾布雷希特親王宮，施特拉塞爾被帶往軟禁監獄。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他被轉移到與集合室相鄰的牢房側翼的一件單人牢房（16號牢房）。在這裡，幾名黨衛軍通過牢門的推拉窗朝他開槍。根據一致的消息來源，據說達豪集中營管理人、黨衛軍上校特奧多爾·艾克曾誇口說他殺死了施特拉塞爾。[67]施特拉塞爾的屍體最初被轉移到漢諾威大街夏里特教學醫院，並被鎖在一件牢房裡；病理學家被明令禁止解剖或查看屍體。1934年7月3日之後，屍體在威丁火葬場被火化。[68]
施特拉塞爾是在誰的唆使、什麼動機下被殺的，這一點尚不明確。人們通常認為是希特勒本人為了報復施特拉塞爾在1932年12月的「背叛」[69]或者處於清除「可能的對手」而殺害了他的前全國組織部部長。[70]另一方面，約阿希姆·費斯特登其他歷史學家強調，大量資料表明「戈林、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才是謀殺行動背後的實際推動者，並且擴大了受害人數」。關於施特拉塞爾，費斯特提到了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一份證詞，根據這份證詞，希特勒「沒有下達」暗殺施特拉塞爾的命令，甚至已經就這一行為進行調查。[71]漢斯·蒙森也認為，1934年6月30日對衝鋒隊領導層的清算是戈林和希姆萊一勞永逸地擺脫他們以前的競爭對手施特拉塞爾的好機會。[72]戈林本人也在6月30日公開宣布，他「擴大了自己的任務」，不僅要消滅德國的衝鋒隊，還要打擊某些「心懷不滿的昨日黃花」。[73]
希特勒在1934年7月13日的國會演講中為6月30日的事件辯論時，只是簡短地提到施特拉塞爾與其他人一起參與了反國家陰謀。在這次或其他任何場合，他都沒有公開對施特拉塞爾的死表示遺憾。
1934年，希姆萊親自將一個裝有施特拉塞爾骨灰地骨灰盒交給了施特拉塞爾的弟弟、前黨衛軍成員安東。這個骨灰盒由施特拉塞爾的遺孀保管了幾十年，最後於1975年5月被安葬在丁克爾斯比爾公墓的施特拉塞爾家族墓地中，與施特拉塞爾的父母和弟弟奧托為鄰。[74]
保險公司最初拒絕支付施特拉塞爾的人壽保險，理由是根據官方消息，施特拉塞爾是自殺身亡，在內政部長威廉·弗里克的干預下才得以支付。在希姆萊的授意下，施特拉塞爾的遺孀每月還可以為自己和兒子領取500帝國馬克的撫恤金。[75]
後世影響
根據圖林根州憲法保衛辦公室的說法，施特拉塞爾兄弟的「民族革命」理論與恩斯特·羅姆的思想相似，對許多當代新納粹主義者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76]長期以來，德國國家民主黨內一直有一股強大的施特拉塞爾主義思潮，其仿效施特拉塞爾兄弟的膚淺的社會批判和社會主義言論在前東德地區尤其引起共鳴。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和奧托·施特拉塞爾關於「革命的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尤其是奧托·施特拉塞爾的自我表述美學，在「自由同志情誼」和「自治民族主義」中也發揮着重要作用。
著作
- Das Hitler-Büchlein. Ein Abriß vom Leben und Wirken des Führer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reiheitsbewegung Adolf Hitler. Kampf-Verlag, Berlin 1928.
-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eines Nationalsozialisten. 2 Bände. Kampf-Verlag, Berlin 1928;
- Band 1: Freiheit und Brot.
- Band 2: Hammer und Schwert.
- 58 Jahre Young-Plan! Eine quellenmäßige Betrachtung über Inhalt, Wesen und Folgen des Young-Planes. Kampf-Verlag, Berlin 1929.
- mit Gottfried Feder: Reden im Reichstag Oktober 1930 nach dem amtlichen Stenogramm (=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ichstagsfraktion. Reden, Anträge und Interpellationen in Einzelheften. H 1, ZDB-ID 572093-x). Lützow-Verlag, Berlin 1930.
- Der Kampf um die Freiheit. Reichstagsrede vom 17. Oktober 1930. Eher, München 1931.
- Der letzte Abwehrkampf des Systems. 3 aktuelle Aufsätze. Eher, München 1931.
- Arbeit und Brot! Reichstagsrede am 10. Mai 1932 (= Kampfschrift. Broschürenreihe der Reichspropaganda-Leitung der NSDAP. 12, ZDB-ID 2468560-4). Eher, München 1932.
- Die Staatside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Rundfunkrede. Eher, München 1932.
- Das wirtschaftliche Aufbauprogramm der NSDAP. Eine Rede. Gehalten vor 15000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triebszellenmitgliedern am 20. Oktober 1932 im Berliner Sportpalast. Berlin 1932.
- Kampf um Deutschland. Reden und Aufsätze eines Nationalsozialisten. Eher, München 1932.
腳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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