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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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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學又稱為民俗植物學，是一門研究人與植物之間相互關係的交叉學科。該學科涵蓋了人類對植物的利用、認知、管理以及植物在人類文化、社會和經濟中的作用。它結合了植物學、人類學、生態學和藥理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其目的是紀錄、描述和解釋人類在文化上（及使用）與植物（常常也包括真菌）間的關係，並著重於研究植物如何在人類社會中被使用、認知及保育，例如食品、衣著、貨幣、宗教儀式、醫藥、染料、建築及化妝品等使用情形。[1]
歷史
人類使用植物的歷史和人類一樣久，並且古往今來也不乏旅行者和探險家前往陌生的地方向當地人學習如何利用植物。例如1世紀時，迪奧斯科里德斯在羅馬帝國各地遊歷並紀錄了各地六百餘種植物的食用和藥用特性[2][3]。在1732年林奈也曾前往拉普蘭訪問薩米人怎麼使用各種植物[4]。但是研究「人類如何利用植物」則是近代才有。
「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一詞最早由美國植物學家約翰·威廉·哈許博格於1895年提出，在1896年正式發表於《植物學公報》（Botanical Gazette）雜誌，他最初將其定義為「研究原住民利用植物的科學」[5]。理查·舒爾茲將其發揚光大，被稱為民族植物學之父[6]。現代民族植物學往往和人類學的民族誌結合。
早期的民族植物學研究以描述性為主，主要側重於記錄不同民族對植物的利用方式[7]。自20世紀後半葉以來，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因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嚴謹的方法論而受到批評[7]。隨着人類生計方式的快速變化，人與環境的關係日益複雜，研究者開始尋求建立一個理論框架，以解釋人類利用植物資源的行為模式和原因[8]。
1993年，美國生物學家Oliver Phillips和Alwyn Gentry首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的理論假設，試圖解釋人們選擇和利用特定植物的原因[9]。
現代的民族植物學研究更多地融入了生態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理論[10]，並重視定量方法的使用[7]。例如文化重要性指數（Cultural Importance Index, CI）、信息一致性指數（Informant Consensus Factor）等指標被用於量化植物利用信息[11][12]，推動了定量民族植物學的發展[7] 。
研究主題
民族植物學的研究主題包括野菜、食用蕈、編織、染料、醫藥採集方式，以及對各種植物的神話、儀式利用等等。有時用現代科學分析這些植物的特性（包括生態學、生物地理、生物化學），並與傳統利用方法比較，或是比較不同文化之間對植物利用的相近和相異之處。科學中藥也可以視為一種民族植物學。在現代，民族植物學也可能和永續利用、原住民權利等議題結合。
研究範式與方法
民族植物學的研究通常始於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範式主要分為兩類[13][14]：
- 植物導向範式（plants-oriented paradigm）：以植物的生物學、生態學特徵及化學成分為出發點。
- 人類導向範式（human-oriented paradigm）：強調傳統植物知識及其在文化中的整體意義。
研究過程通常包括提出問題、界定研究背景、選擇地點、收集田野資料、整理與分析數據、進行假設檢驗、得出結論並發表成果[7]。中國植物學家裴盛基將其歸納為三個階段：描述階段、解釋階段與應用階段。前兩個階段側重於揭示人與植物的密切關係及其成因，第三階段則着眼於研究成果的應用，如生物多樣性保護、新藥研發等[15]。
描述階段旨在系統地記錄人與植物的密切關係。通過田野調查，利用「5W + 2H」（何物、何人、何時、何地、為何、如何、多少）分析框架，詳細記錄當地人利用的植物種類、使用部位、方式、頻率和功效等信息，並製作民族植物學名錄，採集憑證標本。研究植物如何反映和影響人類文化，包括植物在神話、宗教、藝術中的象徵意義，特定語言中的植物命名系統，以及與植物相關的飲食、醫藥文化和生態觀念。為了增加研究的層次感，研究者會引入定量指數，如相對引用頻率（Relative Citation Frequency）或食用植物文化重要性指數（Cultural Food Significance Index）。[7]
解釋階段旨在回答「人與植物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密切關係」的問題，對傳統植物知識進行科學解讀。探究植物被選擇利用的原因，可能與其外在特徵（如種群常見性、形態特點）或內在特徵（如化學成分、遺傳信息）有關。通過現代化學分析和生物活性測試，驗證藥用植物功效的科學基礎。利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假設，解釋人們選擇這些植物的原因、知識如何傳承，以及在遷徙、城市化等社會變遷中植物文化的演變。此階段常使用跨文化比較法和歷史比較法。[7]
應用階段將描述和解釋階段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以解決現代社會面臨的問題。研究成果可應用於生物多樣性保護、新藥研發、植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等領域。如基於對傳統藥用植物的科學研究，開發新產品並推動惠農項目。研究成果還可用於保護生物文化多樣性。通過建立生物文化保護區或推廣科普教育，傳承和保護傳統植物知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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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假設
- 生存假說：認為人類作為生物有機體，其生存必須依賴從自然界獲取的植物資源。這一假設是所有民族植物學研究的基礎。[7]
- 泛靈論：認為自然萬物皆有靈魂，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16]。與此相關的自然崇拜和禁忌，是很多民族保護自然資源的重要文化機制[17]。
- 文化適應假說：認為人類文化是為適應特定環境而形成的[18]，當面對新環境時，文化會發生適應性變化[19]。該假說有助於解釋移民群體對植物利用模式的延續或改變[20]。
- 生態位假說：認為在多民族雜居的地區，不同民族群體在植物資源利用上占據不同的「生態位」，從而實現共存[7]。
- 人口特徵假說：認為特定民族或文化群體的人口特徵（如年齡、性別、教育水平）會影響其掌握傳統植物知識的程度[8]。
- 社交網絡理論：認為傳統植物知識的豐富程度受到社交網絡結構的影響，網絡越緊密，知識傳遞越有效，知識體系也越穩健[8]。
- 城市化假說：預測城市化進程和植物產品商業化會加速傳統植物知識的流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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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顯性假說：又稱可獲取度假說，認為越是常見的、易於獲取的植物，其被利用的頻率越高[21]。
- 生態冗餘假說：又稱功能冗餘模型，用于衡量具有相似用途的植物種類是否過多，以及傳統植物知識系統的彈性[22]。
- 協同進化假說：描述人類與環境之間如何相互作用並共同驅動進化的過程，強調人與植物在漫長歷史中的相互影響和適應[7]。
- 邊緣效應假說：認為地理位置相近、生活環境相似的民族，其對植物的認知和利用方式會相互滲透和借鑑[7]。
- 多功能性假說：認為被利用較多的植物往往是那些具有多種用途和使用方式的植物[23]。
- 多元化假說：提出引入外來植物是為了彌補本地植物在藥用功效上的不足，以應對多樣化的疾病治療需求[24]。
- 象形假說：源於象形醫學[25]，認為植物的形態特徵在選擇和應用上具有重要意義，因其與人體的患病部位或疾病症狀相似[7]。
- 親緣假說：在藥用民族植物學中，該假設認為在分類學上親緣關係相近的植物，其化學成分和藥用功效也往往相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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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術期刊
- 《民族藥理學雜誌》（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 《經濟植物學》（Economic Botany）
- 《民族生物學與民族醫學雜誌》（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
參見
- 民族生物學
- 民族生態學
- 民族藥物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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