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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奧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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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奧爾語（英語：Creole Language[2][3][4]或Creole）是接觸語言的一種穩定形式。它的形成過程通常是：不同語言相互簡化並混合成一種新的形式（往往是皮欽語），隨後這種形式進一步擴展、發展，成為一種擁有母語使用者的完整語言，而這一過程往往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5]其特徵為混合多種不同語言詞彙，有時也摻雜一些其他語言文法的一種語言，也稱為歸融語、混成語或混合語。和其他語言一樣，克里奧爾語有一致的語法體系，擁有龐大而穩定的詞彙，並且能夠被兒童當作母語習得。[6]這三個特徵使克里奧爾語區別於皮欽語。[7]克里奧爾學是研究克里奧爾語的學科，屬於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被稱為克里奧爾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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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奧爾語的確切數量尚不清楚，尤其是因為其中許多缺乏充分的記錄或文獻記載。自1500年以來，大約已經產生了一百種克里奧爾語。這些語言主要以英語和法語等歐洲語言為基礎，[8]這是當時歐洲地理大發現和大西洋奴隸貿易的結果。[9]隨着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改進，商人們必須設法與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而最快的方式就是發展出一種皮欽語；而這些皮欽語又進一步演變成了完整的克里奧爾語言。除了以歐洲語言為基礎的克里奧爾語之外，還存在以阿拉伯語、漢語和馬來語為基礎的克里奧爾語。
克里奧爾語的詞彙主要來自其母語來源，尤其是社會環境中占主導地位的那一方語言。然而，詞彙往往會經歷明顯的語音和語義變化。相比之下，克里奧爾語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語法則常常具有新的或獨特的特徵，與母語來源的語法存在顯著差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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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人們普遍認為，克里奧爾語的產生，是在成年人為了作為第二語言而使用的皮欽語，逐漸成為他們子女的母語和主要語言時發生的，這一過程被稱為「母語化」。[11]美國語言學家小羅伯特·A·霍爾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了這一「皮欽-克里奧爾語生命周期」。[12]
一些語言學家，如德里克·比克頓，認為克里奧爾語之間在語法上的相似性，比它們與自身來源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更大。[13]然而，目前尚無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理論能夠解釋這些被觀察到的相似之處。[14]而且，也沒有任何語法特徵被證明是克里奧爾語所獨有的。[15][16][17][18][19][20][引用過多]
許多今天所知的克里奧爾語是在過去五百年中形成的，它們的出現源於地理大發現時期歐洲海權和貿易的全球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龐大殖民帝國。和大多數非官方或少數族群語言一樣，克里奧爾語在公眾眼中通常被視為母語的「退化變體」或方言。正因這種偏見，許多在歐洲殖民地中產生的克里奧爾語遭到污名化，最終走向消亡。然而，近幾十年來政治和學術領域的變化，使克里奧爾語的地位有所提升，它們既被視為有生命力的語言，也成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其中一些克里奧爾語甚至被賦予了特定地區的官方或半官方語言地位。[21][22]
另一些學者，如薩利科科·穆夫韋內，則認為皮欽語和克里奧爾語是在不同環境下各自獨立產生的，皮欽語並不一定總是先於克里奧爾語出現，克里奧爾語也不必然由皮欽語演變而來。按照穆夫韋內的觀點，皮欽語是在貿易殖民地中產生的，當地的使用者在日常交流中仍保留母語方言，只在特定接觸情境下使用皮欽語。而克里奧爾語則出現在移民殖民地，在那裡，說歐洲語言的人（通常是契約勞工，他們所用的語言本身就遠離標準語）與非歐洲的奴隸群體廣泛接觸，從奴隸的母語中吸收了部分詞彙和特徵，逐漸形成了原始語言的強烈「低位化」變體。這些契約勞工和奴隸最終將克里奧爾語作為日常交流的通用語，而不僅僅是在需要與上層語使用者接觸時才使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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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英語中的creole一詞源自法語créole，而法語詞又與西班牙語criollo和葡萄牙語crioulo同源，這些詞都來自動詞criar（「養育」或「撫養」），其詞根可追溯到拉丁語creare（「生產、創造」）。[24]這一術語的特定含義是在16至17世紀歐洲海權與貿易大規模擴張、在其他大陸建立殖民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criollo和crioulo這兩個詞最初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使用的形容詞，用來區分一個族群里在當地出生和成長的人，和那些成年後才遷入的移民。它們最常用於指殖民母國的居民，例如區分españoles criollos（祖先來自西班牙，但本人在殖民地出生的西班牙人）與españoles peninsulares（出生在伊比利亞半島，即西班牙本土的人）。而在巴西，這個詞也用來區分negros crioulos（祖先是非洲奴隸，但本人在巴西出生的黑人）與negros africanos（直接出生在非洲的黑人）。隨着時間推移，這個詞及其衍生形式（如Creole, Kréol, Kreyol, Kreyòl, Kriol, Krio等）逐漸失去了原本的泛稱意義，而成為許多在當地由移民群體發展起來的獨特族群的專有名稱。因此，最初的「克里奧爾語」一詞，指的就是這些克里奧爾人的語言。
由於歐洲殖民時期的貿易格局，大多數已知的基於歐洲語言的克里奧爾語都出現在全球赤道帶沿岸地區，包括美洲、西非、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以及東南亞直至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澳門、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毛里求斯、留尼汪、塞舌爾和大洋洲等地。[25]
這些克里奧爾語中有許多如今已經消亡，但仍有一些繼續存在，例如加勒比地區、南美洲北部和東部沿海（圭亞那地區）、西非、澳大利亞（見澳大利亞克里奧爾語）、菲律賓（見查瓦卡諾語）、以及毛里求斯、塞舌爾等印度洋島國。
大西洋克里奧爾語以歐洲語言為基礎，同時融入了非洲語言，可能還包括一些美洲原住民語言的成分。印度洋克里奧爾語同樣以歐洲語言為基礎，但吸收了馬達加斯加語以及可能的其他亞洲語言元素。然而，也有一些克里奧爾語，如努比語和桑戈語，完全源自非歐洲語言。
由於在歐洲殖民者眼中，克里奧爾人普遍地位低下，克里奧爾語通常被視為「退化的」語言，或至多是政治上占主導地位的母語的「初級方言」。因此，「克里奧爾」一詞在語言學家的使用中，往往是與「語言」相對立的概念，而不是其限定詞。[26]
另一個可能導致克里奧爾語在語言學中長期被忽視的原因，是它們無法納入19世紀新語法學派提出的語言演化「樹狀模型」，也不符合該模型所假設的音變規律性。對此提出質疑的學者，包括最早倡導「波浪模型」的約翰內斯·施密特和胡戈·舒哈特，他們也被視為現代社會語言學的先驅。這場發生在19世紀晚期的爭論，對歷史語言學和克里奧爾語研究中比較法的現代化路徑產生了深遠影響。[2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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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20世紀下半葉去殖民化帶來的社會、政治與學術變革，克里奧爾語在過去幾十年中迎來了復興。它們在出版物和電影中的使用越來越普遍，在許多情況下，其社區中的社會聲望也顯著提升。事實上，一些克里奧爾語已經實現了標準化，並被用於世界各地的地方學校和大學教學。[21][22][28]同時，語言學家也逐漸認識到，克里奧爾語絲毫不比其他語言低劣。如今，「克里奧爾」或「克里奧爾語」這一術語被用來指稱任何被認為經歷過克里奧爾化過程的語言，而不再帶有地理上的局限或族群上的偏見。
關於克里奧爾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AVE）的演變，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在美國教育體系中，過去乃至今天，用Ebonics一詞來指稱AAVE的做法，反映了「克里奧爾」一詞在歷史上所帶有的負面含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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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按照外部歷史的劃分，克里奧爾語大致可分為四類：種植園克里奧爾語、要塞克里奧爾語、馬隆人克里奧爾語和克里奧爾化的皮欽語。[30]由於克里奧爾語自身的特性，對某一種克里奧爾語進行系統發生學上的分類往往存在爭議，尤其是在它所源自的皮欽語及其母語（這些母語本身可能也是其他克里奧爾語或皮欽語）在被記錄之前就已經消失的情況下。
系統發生學上的分類通常依賴於詞彙的繼承，尤其是「核心」詞彙，以及語法結構的繼承。然而，在克里奧爾語中，核心詞彙往往來源混雜，而語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獨創的。正因如此，關於某種克里奧爾語的「母語」究竟是哪種語言——也就是說，它是否應當被歸類為「法語克里奧爾語」、「葡萄牙語克里奧爾語」還是「英語克里奧爾語」等——往往沒有明確的答案。這類問題經常引發長期的爭論，而社會偏見和政治考量也常常會干擾科學性的討論。[21][22][27]
在兩種語言發生接觸時，常常會使用「底層語言」和「上層語言」這兩個術語。不過，這兩個概念的含義在二語習得或語言替換的情境中才比較清晰：也就是說，當某一群體的母語（底層語言）被迫放棄，而改用另一種目標語言（上層語言）時，才適用。[31]這樣的結果是，原先說底層語言的人至少在較正式的場合會使用某種形式的上層語言，而底層語言可能在非正式交流中作為第二語言繼續存在。正如許多被替代的歐洲語言（如伊特魯里亞語、布列塔尼語和威尼斯語）的命運所表明的那樣，底層語言對官方語言的影響通常只限於發音以及少量借詞。有時底層語言甚至可能徹底消失，不留任何痕跡。[31]
然而，關於「底層語言」和「上層語言」這兩個術語在克里奧爾語的起源或描述中適用到何種程度，學界存在爭議。[32]語言替換的模型未必適用於克里奧爾語的形成，因為克里奧爾語往往源自多種語言，而不是由某一種語言取代另一種語言的結果。[33][34]當必須假設存在多個上層語言（如帕皮阿門托語的情況）、底層語言無法確定，或者所謂的底層證據僅僅是基於類型學上的類比推斷出來時，底層-上層的區分就顯得尷尬。[18]另一方面，如果能夠在科學上有意義地表明，各母語在形成的克里奧爾語中所作的貢獻存在明顯不平衡，那麼這種區分就可能具有價值。[35]在大西洋克里奧爾語的研究文獻中，「上層語言」通常指歐洲語言，而「底層語言」則指非歐洲語言或非洲語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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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克里奧爾語很少獲得官方地位，使用成熟克里奧爾語的人最終可能會感到必須讓自己的語言接近某種母語。這種去克里奧爾化的過程通常會形成一種後克里奧爾語連續體，其特點是語言中存在大範圍的變體和矯枉過正現象。[21]
普遍認為，克里奧爾語的語法比歷史悠久、發展成熟的語言更為簡單，而且內部存在更多變異。[37]然而，這一觀點有時也會受到質疑。[38]（另見語言複雜性。）
對克里奧爾語的系統發生學或類型學比較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通常，由相關語言衍生的克里奧爾語之間的相似性較高，例如歐洲語言衍生的克里奧爾語，而包含非印歐語系克里奧爾語（如努比語或桑戈語）的更大群體中，相似性則較低。法語克里奧爾語彼此（以及與法語的不同變體）之間也比與其他歐洲語言克里奧爾語更為相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克里奧爾語和英語中，定冠詞多位於名詞前，而法語克里奧爾語以及17至18世紀被傳入現今魁北克的法語變體中，定冠詞通常位於名詞後。[39]此外，孕育歐洲殖民地克里奧爾語的歐洲語言都屬於西印歐語的同一分支，語法高度趨同，以至於沃夫將它們歸入同一個「標準歐語」組。[40]法語與英語尤其接近，因為英語通過大量借用，其類型特徵實際上比其他日耳曼語更接近法語。[41]因此，克里奧爾語之間所謂的相似性，很可能只是由於共同母語的影響，而非所有克里奧爾語的普遍特徵。
成因
關於克里奧爾語的起源，有多種理論，都試圖解釋它們之間的相似性。Arends, Muysken & Smith (1995) 提出了一個四分分類，用以概括克里奧爾語生成的解釋路徑：
- 強調歐洲語言輸入的理論
- 強調非歐洲語言輸入的理論
- 漸進式和發展性假說
- 普遍主義路徑
除了克里奧爾語形成的具體機制之外，還有一個更廣泛的爭論：克里奧爾語是否是由不同於傳統語言的機制所決定（這是 McWhorter 2018 的核心觀點）[42]，還是說在這方面，克里奧爾語的發展機制與任何其他語言並無不同（如 DeGraff 2001 所主張）。[43]
皮欽語與克里奧爾語的單一發生理論認為，所有大西洋克里奧爾語都源自一種地中海通用語，其途徑是通過17世紀的西非葡萄牙皮欽語，在西非所謂的「奴隸工廠」[需要更深入解釋]中經過再詞彙化，而這些地方正是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源頭。該理論最早由胡戈·舒哈特在19世紀末提出，並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泰勒[44]、惠農[45]、湯普森[46]和斯圖爾特[47]推廣。然而，這一假說如今並未被廣泛接受，因為它假設所有說克里奧爾語的奴隸群體都基於同一種葡萄牙語克里奧爾語，而實際上許多群體幾乎沒有接觸過葡萄牙語；同時，這一說法缺乏有力的直接證據，而且葡萄牙語在大多數克里奧爾語的詞彙中幾乎沒有留下痕跡，而它們在語法上的相似性則完全可以通過類似的屈折消失以及歐洲語言和西非語言中不常見的語法形式丟失來解釋。比如，Bickerton (1977) 指出，再詞彙化假說包含了過多不大可能成立的前提，要讓一種語言「在整個熱帶地區傳播開來，被不同語言背景的民族使用，卻仍能在語法結構上幾乎完全保持一致——儘管在語音上發生了相當變化，詞彙幾乎被完全替換」，幾乎是不可能的。[48]
Hancock (1985) 提出了「本土起源假說」用來解釋西印度群島的英語克里奧爾語的起源。該假說認為，在16世紀末，講英語的商人開始在岡比亞河、塞拉利昂河以及鄰近地區（如布洛姆海岸和歇爾布羅海岸）定居。這些定居者與當地人通婚，形成了混合人群。由於這種通婚，產生了一種英語皮欽語。奴隸們在奴隸集散地學會了這種皮欽語，並在後來被帶到西印度群島，成為新興英語克里奧爾語的組成部分之一。
法語克里奧爾語最有可能被視為「正常」語言變化的產物，其克里奧爾性更多是社會歷史性的，且與殖民背景相關。[49]在這一理論框架下，法語克里奧爾語在系統發生上是以法語為基礎的，更具體地說，是以17世紀的一種柯因內法語為基礎，這種法語當時存在於巴黎、法國大西洋沿岸港口以及新興的法國殖民地。該假說的支持者認為，今天在美洲許多地區仍然存在的非克里奧爾法語方言，都可追溯到這種單一的混合法語。此類方言分布於加拿大（主要在魁北克和阿卡迪亞社群）、路易斯安那、聖巴泰勒米，以及美洲其他一些零散地區。[50]在這種假說下的研究路徑，與語言變化的漸變論以及混合法語形成過程中「不完全語言傳遞」的模式是相容的。
「外國人話」（Foreigner Talk，FT）假說認為，皮欽語或克里奧爾語的形成源於母語者在與完全不懂其語言的人交流時，主動對自己的語言加以簡化。由於這種交流方式與對小孩子說話的語言形式有相似之處，它有時也被稱為「嬰兒語」。[51]
Arends, Muysken & Smith (1995) 認為，「外國人話」的形成涉及四種不同的過程：
- 遷就
- 模仿
- 電報式簡化
- 約定俗成
這一理論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克里奧爾語之間有許多共同點，而不必訴諸單一起源模型。然而，Hinnenkamp (1984) 在分析德語的「外國人話」時指出，它過於不一致且不可預測，無法作為語言學習的有效模型。
雖然「輸入的簡化」常被用來解釋克里奧爾語語法的簡單性，但這一解釋也遭到了一系列批評：[52]
- 儘管皮欽語和克里奧爾語的詞彙來源語言差異很大，但它們之間卻存在許多語法上的相似之處。
- 語法簡化也可以通過其他機制來解釋，例如比克頓的「語言生物程序理論」所提出的先天語法。
- 克里奧爾語的詞源語言使用者，如果沒有專門學習，往往難以理解皮欽語或克里奧爾語的語法。
- 皮欽語更常用於不同底層語言使用者之間的交流，而不是底層語言使用者與詞源語言使用者之間的交流。
「外國人話」解釋的另一問題在於它可能存在循環論證。Bloomfield (1933) 指出，「外國人話」往往是對非母語者不正確言語的模仿，而這種言語實際上就是皮欽語。因此，人們可能會錯誤地認為前者導致了後者的產生。
「不完美二語習得假說」認為，皮欽語主要源於奴隸在學習主導的詞彙提供語言（二語）時的不完全習得。對自然情境下二語習得過程的研究發現了一些「中介語系統」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同樣出現在皮欽語和克里奧爾語中：
- 動詞形式固定不變，通常源自動詞不定式或標記最少的動詞變位形式；
- 限定詞的缺失，或以指示代詞、形容詞、副詞充當限定詞；
- 否定詞放在動詞之前；
- 用副詞表達情態意義；
- 固定的單一語序，疑問句中不發生倒裝；
- 名詞複數標記減少或缺失。
不完全二語習得說並不排斥其他理論，尤其是「歐洲方言起源假說」和「語言傳遞的普遍主義模型」。[53]
那些強調「底層語言」（即非歐洲語言）的理論認為，克里奧爾語之間的相似性，主要源自非洲底層語言之間的相似性。通常的假設是，這些特徵要麼直接從底層語言轉移到克里奧爾語中，要麼通過「再詞彙化」的過程在克里奧爾語中保持不變：即底層語言用上層語言的詞彙材料替換自身的詞彙，但保留原有的語法範疇。[54]這種解釋的問題在於，被假定的底層語言彼此之間、以及與克里奧爾語之間，存在着顯著差異。Bickerton (1981) 指出，非洲語言數量龐大、類型多樣，而關於克里奧爾語起源的歷史資料又極為缺乏，因此若要確定詞彙對應關係，往往只能依靠偶然性。Dillard (1970) 提出了「自助餐原則」這個說法，用以批評那種做法：隨意把克里奧爾語的某些特徵歸因於非洲底層語言的影響，或歐洲各種次標準方言的影響。
關於這一問題的代表性討論，可參見 Mufwene (1993) 中的各方論述；較新的觀點則可參考 Parkvall (2000)。
由於許多（但並非所有）克里奧爾語在社會歷史背景上存在相似之處，語言學家如 McWhorter (1999) 特別強調大西洋奴隸貿易和歐洲殖民地的種植園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有一類克里奧爾語可能起源於皮欽語——也就是為便於不同母語、互不通曉的群體交流而臨時創造的簡陋二語。Keith Whinnom（見 Hymes (1971)）提出，皮欽語的形成往往需要三種語言，其中一門（上層語言）在其他語言之上居於明顯的主導地位。皮欽語的詞彙量通常很小，來源於使用者各自語言的詞彙，比例不一。諸如屈折變化等形態學細節（通常需要多年才能習得）往往被省略；句法則被保持在最簡單的狀態，通常依靠嚴格的語序。在最初階段，言語的各個方面——句法、詞彙和語音——往往都很不穩定，尤其容易受到說話者語言背景的影響。
如果皮欽語被某個社群的兒童作為母語習得，它就可能趨於固定，並發展出更複雜的語法，包括穩定的語音、句法、形態結構以及句法嵌套。皮欽語只需一代人就能演變成一門完整的語言。所謂「克里奧爾化」，就是這一第二階段，即皮欽語發展成為完全成熟的母語。在這一過程中，詞彙也會不斷擴充，逐漸形成一種詞彙豐富化的體系。
普遍主義模型強調，在語言從一代人傳遞到下一代、從一位說話者傳遞到另一位說話者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普遍的機制介入。所涉及的機制各有不同：可能是普遍存在的語義透明化傾向，也可能是由普遍規律驅動的一語習得過程，或者是一種普遍的話語組織過程。比克頓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語言生物程序理論」，仍然是主要的普遍主義理論。[55]他認為，克里奧爾語是新建立的種植園中成長起來的兒童的創造。在他們周圍，所聽到的只是結構不足、無法作為自然語言使用的皮欽語；而這些兒童依靠自身天生的語言能力，把皮欽語的輸入轉化為一門完整的語言。據此推論，所有克里奧爾語的共同特徵，正是源於這種普遍存在的先天語言能力。
近期研究
近幾十年來，關於克里奧爾語本質的問題出現了一些新的討論：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兩個問題——克里奧爾語究竟有多複雜，以及它們是否真的是「例外」的語言。
學界曾提出過一些特徵，用來區分克里奧爾語與非克里奧爾語（例如比克頓[56]的觀點）。
約翰·麥克沃特[57]提出了以下特徵，用來界定所謂的「克里奧爾語原型」，即由皮欽語新近演變而成的語言：
- 缺乏語境性的詞形變化：即沒有僅用於表示格或性一致性的詞形變化（與此相對的是「固有的詞形變化」，如表示時態、語氣或數的變化）；
- 缺乏功能性的聲調標記：即沒有利用聲調來區分詞彙意義（如漢語mā「媽」與mǎ「馬」），或標記語法特徵；
- 缺乏語義上不透明的構詞：即沒有類似understand或make up這樣的詞，其整體意義無法從組成部分的意義直接分析出來。
麥克沃特認為，這三種特徵的缺失在由皮欽語新近演變而來的語言中是可預期的，因為對非母語者而言，習得這些特徵會帶來額外的難度。然而，隨着世代的傳承，這些特徵預期會逐漸（重新）出現，因此，「許多克里奧爾語會表現出與原型的偏離，而這些偏離可以被識別為在克里奧爾語形成之後出現的現象」（McWhorter 2018）。舉例來說，McWhorter (2013) 指出，克里奧爾語蘇里南語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並長期與荷蘭語處於雙層語言關係。在這一過程中，它借入了一些帶有ver-前綴的荷蘭動詞（在蘇里南語中表現為 fer-），而這些動詞的意義無法通過前綴和詞根來直接分析。例如：morsu「弄髒」 與fermorsu「揮霍」。
麥克沃特認為，這三種特徵可以概括任何由皮欽語新近演變而來的語言，他甚至指出：「到目前為止，二十年來我還沒有遇到過任何反例」（McWhorter 2018）。然而，克里奧爾語原型的存在一直受到其他學者的質疑：
- Henri Wittmann (1999) 和 David Gil (2001) 認為，諸如曼丁語、索寧克語、馬古瓦法語和廖內印尼語等語言都具備這三種特徵，但並不表現出克里奧爾語的社會歷史特徵。對此，McWhorter (2011, 2018) 持不同意見：例如，他指出索寧克語具有「相當數量的固有（即非語境性）詞形變化」，而馬古瓦法語「在動詞上保留了豐富的性、人稱和數的標記，以及動詞變位類別」，因此這些語言不應被視作克里奧爾語。
- 另一些學者（參見 Muysken & Law (2001) 的綜述）則提出存在可作為麥克沃特假設反例的克里奧爾語——例如，伯比斯克里奧爾荷蘭語中存在屈折變化，帕皮阿門托語中存在聲調。[58]然而，McWhorter (2018) 仍持反對意見。他指出，帕皮阿門托語中利用聲調區分分詞動詞形式與基礎形式，是在與西班牙語母語者廣泛接觸之後才出現的。
在此基礎上，麥克沃特提出「世界上最簡單的語法是克里奧爾語語法」，他主張，任何非克里奧爾語的語法，其複雜程度都至少與任意克里奧爾語的語法相當。[59][60]對此，吉爾反駁稱廖內印尼語的語法比麥克沃特用來展示其理論的薩拉馬卡語更簡單。[17]維特曼在1999年與麥克沃特的辯論中也提出了同樣的反對意見。[61]
在用形態和句法來定義克里奧爾語方面進展有限，這使得一些學者——如羅貝爾·肖當松、薩利科科·穆夫韋內、米歇爾·德格拉夫和亨利·維特曼—開始質疑將克里奧爾語作為類型學類別的價值。他們認為，克里奧爾語在結構上與其他語言並無區別，所謂「克里奧爾語」其實是一個社會歷史概念，而非語言學概念，用來指代被迫遷徙的人群及奴隸制度背景下的語言現象。[62]
Thomason & Kaufman (1988) 闡述了克里奧爾語「特殊性」理論，認為克里奧爾語是一種非遺傳性的語言變化實例，其形成源於語言轉換過程中異常的傳遞方式。相比之下，漸進主義者則質疑克里奧爾語環境下存在所謂的「異常傳遞」，他們認為，形成當今克里奧爾語的過程與語言變化的一般普遍規律並無不同。
鑑於對「克里奧爾語」作為概念的這些質疑，德格拉夫等學者開始懷疑克里奧爾語在任何實質意義上是否真的具有特殊性。[20][63]此外，Mufwene (2002) 指出，一些羅曼語族語言實際上有可能是克里奧爾語，但由於歷史上學界對這種觀點存在偏見，它們並未被語言學家視為克里奧爾語。
參見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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