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稅

社區稅（英語：Community Charge），通稱人頭稅（英語：Poll tax），是由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政府於1989年至1990年間在英國推行的地方稅制改革，以取代原有依據房產估值徵收的差餉（rates）。該稅以「一人一額」方式向所有成年人徵收，未考慮收入與財產差異，因而被批評極不公平，引發大規模社會抗議及拒繳運動，並成為戴卓爾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稅最終於1993年被基於房產估值與家庭情況的地方稅（英語：Council Tax）取代。^[1][2]

1989年4月環境部所發行的社區稅傳單

背景

在社區稅實施之前，英國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於房產差餉（domestic rates），此稅制依據住宅或不動產的估值計算，由業主承擔。由於英國許多地區沿用過時的估值標準，稅收負擔分配不均。例如，在房價普遍上升但估值未及時更新的地區，地方政府收入不足；而在工業衰退地區，低收入家庭卻往往仍需繳納相對沉重的稅款。這種「地區差異」與「制度滯後」長期引起社會爭議。^[3][4]

1970年代末，英國經歷高通脹與經濟停滯，公共開支龐大，地方政府財政壓力日增。1980年代上台的戴卓爾夫人政府奉行新自由主義路線，主張削減公共開支、限制地方政府支出，並提倡「用者自付」原則。保守黨批評房產稅率制度過於依賴業主，導致部分住戶「免費搭便車」，因為租戶實際享受地方公共服務，卻無須直接繳稅。這種不對稱，被視為稅制缺陷之一。^[5][6][7]

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出以社區稅（俗稱「人頭稅」）取代房產差餉。新制度的核心構想是：凡年滿一定年齡的成年人，不論收入或財產多寡，皆須繳納固定金額，以確保每位居民都對地方公共服務承擔「公平份額」。戴卓爾夫人認為，這種改革可以擴大納稅人基礎、增加地方政府責任感，並避免稅負單純集中於房產擁有者。^[8][9]

然而，批評者指出，社區稅忽視了收入差異，實際上對低收入群體與大家庭形成沉重負擔。例如，一名工人與一名富商需繳交相同金額，結果稅制的累退性極為明顯。由於社區稅在政策設計上缺乏收入調節機制，實施前便已引起學界、工會與反對黨的強烈質疑。^[10][4][9]

民間反應

社區稅（人頭稅）自推出伊始，即在英國各地引發廣泛反對聲浪。由於新稅制採取「一人一額」的方式徵收，無論收入與財產多寡均須支付相同金額，被批評為累退性過高，對低收入家庭與多人家庭特別不利。許多工人、學生及失業者認為新稅制嚴重加重生活負擔，而中產階級亦感到不滿，導致跨階層的抗議運動。^[11][12][13]

在蘇格蘭，社區稅於1989年率先實施，引起大規模抵制行動，數以十萬計的民眾拒絕登記或繳納，發起「不登記、不繳稅」運動。英格蘭與威爾士於1990年實施後，抗議規模進一步擴大，工會、社會運動團體及反對黨共同譴責該稅制，批評其「不公平」且「不合比例」。^[9][1]

1990年3月31日，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爆發被稱為「反人頭稅暴動（英語：Poll tax riots）」的大規模示威。據估計，當日有約7萬至20萬名民眾參與，最終演變成警民衝突，造成數百人受傷、340多人被捕，並引起大範圍的財產損失。這場暴力事件震驚全國，成為英國近代最嚴重的街頭衝突之一。^{[14][15][16][17][18]}

拒繳運動在全國持續擴大，許多地方政府無力有效追討欠稅。在部分地區，欠繳率高達20%至30%，嚴重影響地方財政。民間組織如「反人頭稅聯盟」（Anti-Poll Tax Federation）與「不繳稅、不登記」運動（Don't Pay, Don't Register）迅速發展，協助民眾抵制登記、互相提供法律支援。這些草根運動在當時具有強大社會動員力，並直接衝擊了保守黨政府的政治威信。^{[16][17][18][19]}

在壓力之下，社區稅最終於1993年被「地方稅」取代。許多歷史學者認為，民間對社區稅的強烈反應，是促使戴卓爾夫人於1990年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1][7][20]

後續

1992年，英國國會通過《1992年地方政府財政法令（英語：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Act 1992）》，規定自1993年4月起以地方稅取代社區稅。地方稅的計算基礎改回房產估值，但設立8個價值等級（band），並考慮家庭情況，由地方議會決定具體稅額。與社區稅不同，地方稅兼具「財產基礎」與「戶籍家庭」兩大要素，被視為折衷方案。^[21][22]

社區稅雖僅實施數年，但對英國政治造成深遠影響。首先，社區稅引發的廣泛抗爭與拒繳行動嚴重打擊了保守黨的執政聲望，直接促成了戴卓爾夫人於1990年辭職下台。其次，該稅制的失敗經驗成為後續政府制定地方財政政策時的重要警惕，凸顯在公共服務籌資上必須兼顧「公平性」與「可接受度」。^[23][24]

歷史學界普遍認為，社區稅是20世紀末英國最具爭議的稅務政策之一。它展示了稅制設計如何引發跨階層的社會動員，也成為研究「累退稅制」與「政策合法性危機」的重要案例。至今，社區稅仍被廣泛引用為政治風險與民間抗爭相互作用的典型範例。^[23][25]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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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3月31日反人頭稅遊行，和平示威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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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騎馬衝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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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法加廣場周邊的財物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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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人頭稅暴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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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遭示威者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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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者在特拉法加廣場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