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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紀危機
羅馬帝國歷史時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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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紀危機（拉丁語：Discrimen tertii saeculi），又稱「軍事無政府時代[3]」或「帝國危機」，是指羅馬帝國在公元235年（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遇刺）至公元284年（皇帝戴克里先即位）之間，因三大危機同時發生而陷入衰落、甚至接近崩潰的過程。這三大危機分別是：外敵入侵、內戰以及經濟崩潰。在此期間，羅馬帝國的政治組織、社會結構、日常生活乃至宗教信仰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因此該危機被視為古典時代前期與後期之間的分水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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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雖然羅馬帝國在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統治下走出了五帝之年的亂局，但塞維魯王朝已逐漸失去對帝國的掌控。
帝國不得不依靠重金賄賂羅馬軍隊來維持忠誠。皇帝塞維魯提高了軍團士兵的薪資，並屢次提供豐厚的獻金。龐大且不斷增加的軍費使其繼任者陷入困境。塞維魯之子卡拉卡拉謹遵父親的建議，再次提高軍團士兵的薪資，並發放各種福利以換取軍隊的效忠。他甚至考慮將帝國分裂，由自己和弟弟蓋塔分別治理東西兩部分，但其母尤利亞·多姆娜憑藉強大的影響力阻止了分裂。
此後，羅馬帝國不再能夠深入敵國擴張，反而在蠻族入侵和內戰的壓力下被迫轉入守勢。帝國因此無法再通過劫掠敵國充實國庫，同時邊境地區也暴露於國內外掠奪者的侵害。頻繁的內戰耗盡了軍隊兵力，而徵兵則將負擔轉嫁到帝國的勞動力市場。
羅馬帝國的經濟危機逐步加劇，其成因包括：多線作戰、擴軍與軍費開支、運輸成本上升、所謂「麵包和馬戲」的愚民政策、低效而腐敗的稅收體系、國家財政混亂，以及通過賄賂敵國換取和平。歷代皇帝的應對措施往往是充公私有財產以填補國庫缺口。
公元235年，羅馬帝國的國內局勢急劇惡化。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將主要精力放在應對薩珊王朝的威脅上，卻放任日耳曼長城上的軍團在抵禦蠻族騷擾時屢遭敗績。皇帝親自御駕前往前線，但他決定不擴大戰爭，而是通過外交手段向日耳曼人納貢，以換取休戰。根據史家赫羅狄安的記載，羅馬軍隊渴望對入侵的日耳曼人進行更為嚴厲的報復，因此對皇帝失去了尊重。最終，士兵們暗殺了亞歷山大·塞維魯，並擁立軍團司令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為帝。
馬克西米努斯是羅馬歷史上第一位「軍營皇帝」。這類統治者通常既無政治經驗、黨派背景，也無顯赫家世或皇室血統，他們僅僅依靠手下軍團的支持登上帝位。其統治基礎是軍隊的兵力與個人的將才，因此更接近於依賴軍隊掌權的軍閥。馬克西米努斯繼續在日耳曼尼亞征戰，但始終無法有效掌控整個帝國。同時，元老院也無法接受一位出身草根的皇帝。
由此，混亂的年代拉開序幕。公元238年，一年之內先後有六人稱帝又相繼被殺。非洲總督戈爾迪安一世與其子戈爾迪安二世率眾起兵，並獲得元老院的支持，但叛亂很快失敗，戈爾迪安二世戰死，戈爾迪安一世自殺。畏懼馬克西米努斯報復的元老院遂擁立普皮恩努斯和巴爾比努斯為共治皇帝，同時推舉戈爾迪安三世為「凱撒」。不久，馬克西米努斯在進軍羅馬城途中被手下的第二帕提亞軍團譁變殺害。然而，普皮恩努斯和巴爾比努斯也很快被禁衛軍所殺。
此後數年，羅馬帝國陷入無休止的軍閥混戰。無數將軍為了帝位而自相殘殺，導致帝國防務荒廢。哥特人、汪達爾人、阿勒曼尼人等日耳曼部落相繼跨越萊茵河與多瑙河劫掠羅馬領土，而在東方，薩珊王朝也伺機進攻。與此同時，氣候變化與海平面上升嚴重打擊了今日低地國家一帶的農業，迫使當地部落遷入羅馬境內，加劇了帝國的壓力。
禍不單行，公元251年爆發的塞浦路斯大瘟疫奪去了無數生命，使帝國元氣大傷[5]。更為嚴重的是，公元260年，皇帝瓦勒良在與薩珊王朝的戰爭中戰敗被俘，並死於囚禁之中。這一事件更使帝國威望跌至谷底。
公元268年，皇帝克勞狄二世在納伊蘇斯戰役中擊退了哥特人。哥特人因被逐出黑海沿岸原居地，轉而入侵亞該亞行省和馬其頓行省。這場戰役被史學界普遍視為三世紀危機的轉折點。戰役之後，一系列精力充沛的軍人皇帝相繼即位，逐步鞏固了中央權威。克勞狄二世戰功不斷，不僅擊退了阿勒曼尼人，還從高盧帝國手中收復了西班牙行省。
公元270年，克勞狄二世因瘟疫去世。當年在納伊蘇斯戰役中擔任騎兵統帥的奧勒良繼承帝位。270年至275年間，奧勒良率領帝國渡過最艱難的歲月，並逐步恢復元氣。他先後擊敗了汪達爾人、西哥特人、帕米拉王國，並掃清了高盧帝國的殘餘勢力。到公元274年，羅馬帝國重新實現了統一。然而，275年奧勒良遇刺，帝國再次陷入短命皇帝頻繁更替的局面。最終，出身行伍的戴克里先[6]登上皇位，並最終穩定了帝國。
此後，羅馬相對於外敵的優勢得以維持逾一個世紀。但無數昔日繁華的都市已然荒廢。尤其在西部，城市居民或死於戰亂，或流散鄉野，難以再度聚合重建故土。長期戰亂造成的經濟危機，加之貿易體系的瓦解與貨幣的大幅貶值，使帝國經濟陷入深重衰退。曾經無需防禦的羅馬城與諸多都市，如今不得不以壕溝與高牆自衛。
羅馬帝國長期面臨若干核心難題。第一，皇位繼承缺乏明確制度，為軍隊、元老院及各黨派的「造皇者」通過內戰爭權奪利提供了條件。第二，帝國疆域過於遼闊。早在共和國晚期，羅馬已因多線作戰而力不從心，而今單一統治者更無法同時應對四面八方的威脅。
戴克里先的新政[7]打破了軍人篡位的惡性循環。他首先與馬克西米努斯共享權力，隨後於公元293年確立四帝共治制。史學界通常認為，這一制度的建立標誌着長達58年的三世紀危機的終結。然而，戴克里先退位後，內戰依舊此起彼伏，其親手建立的四帝也最終兵戎相見。直至君士坦丁大帝即位，局勢才得以穩定。此後，西羅馬帝國的國祚延續至公元476年滅亡，而東羅馬帝國則頑強生存至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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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自羅馬的元首制[8]形成之初，帝位繼承便缺乏清晰明確的規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羅馬帝國在名義上仍維持着共和國的形式。[9]
在元首制的早期，皇帝的權力依賴於多重力量的結合：元老院的認可、大眾的支持以及軍隊（尤其是禁衛軍）的擁護。對於企圖登上皇位者而言，與前任皇帝保持家族聯繫固然有利，但這種血緣關係並不能等同於正式的繼承順位，也不具備法律上的效力。
自儒略-克勞狄王朝起，元老院與軍隊之間因繼承人問題而時有齟齬。隨着元老院政治影響力的衰落，以及越來越多的將軍在各行省直接掌握募兵權，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當元老院與軍隊在繼承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時，手握重兵的將軍往往通過武力爭奪皇位，從而引發內戰。距離三世紀危機最近的先例便是「五帝之年」，最終導致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上台。公元235年塞維魯王朝被推翻後，直到三世紀末，羅馬幾乎一直由一連串的「軍營皇帝」統治。他們通過頻繁的內戰來獲取權力，使帝國陷入長期的動盪與創傷。[10]
三世紀危機爆發之前，羅馬帝國已深受一系列自然災害的打擊，尤以瘟疫與氣候動盪為最。
首先是瘟疫。約公元165年至180年間的安東尼大瘟疫使帝國軍隊的規模驟減，並對經濟造成嚴重衝擊。[11]隨後，公元249年至262年間的塞浦路斯大瘟疫再次重創帝國，不僅嚴重削弱了羅馬的軍事實力，還導致多座城市人口銳減。以亞歷山大港為例，當地約有62%的人口在疫情中消亡。瘟疫的蔓延進一步引發饑荒、耕地荒廢和勞動力流失，極大地削弱了帝國抵禦蠻族入侵的能力。[12]
其次是氣候與天氣的不穩定。三世紀以來，更為極端的氣候條件對農業生產造成打擊。例如，夏季的長期乾旱導致了糧食大幅減產。與此同時，蠻族部落也深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他們為尋求更為穩定的生存條件，不斷向地中海沿岸地區擴張。這很可能是三世紀以來羅馬邊境衝突頻繁的重要原因之一。[13]
在經歷了內戰、瘟疫與饑荒的重創之後，羅馬帝國又不得不面對蠻族入侵。部分蠻族因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而被迫進入羅馬疆域，尤以阿勒曼尼人與法蘭克人為代表；另一些部落則是因受到更強大民族（如薩爾馬提亞人）的驅逐，被迫遷徙至羅馬邊境。雖然最終由伊利里亞出身的皇帝們勉強穩定了邊境局勢，但進入帝國境內的蠻族數量卻不斷增加。
在早期，這些部落往往受到帝國的嚴密監視，並受到同化政策的限制。然而，隨着局勢的惡化，後來遷入的部落往往擁有武器與完整的軍事組織，僅在名義上承認羅馬的權威。這意味着帝國邊境已不再是穩固的屏障，而逐漸演變為外族滲透與內部威脅的結合體。[14]
與這些來自北方和多瑙河流域的壓力相比，帝國在東方所面臨的挑戰則更為嚴重。自公元三世紀三十年代起，羅馬不得不在多瑙河防線長期投入兵力，但這種消耗與東部的局勢相比仍顯次要。薩珊王朝的崛起，給帝國帶來了遠比孤立的日耳曼部落入侵更具系統性和戰略性的威脅。[15]
薩珊王朝的奠基者阿爾達希爾一世在公元224年至226年間滅亡了安息帝國，並通過不斷的軍事勝利來鞏固自身的合法性。他在亞歷山大·塞維魯在位期間已開始滲透羅馬領土，並在公元235或236年占領了尼西比斯（今努賽賓）和卡雷（今哈蘭）兩座戰略要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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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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