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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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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愛德（德語：Eduard Kann，英語：Edward Kann[1]，1880年6月21日—1962年7月30日），又譯闞恩，是一名出生於奧匈帝國[註 1]、長期僑居中國的外籍銀行家和錢幣收藏家[3]，在二三十年代是上海灘知名的貨幣金融政策專家，也是當時的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僑領，先後出任過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華聯誼會（Benevolent Society in China）會長[4]，1949年後移民美國。耿愛德不僅是中國貨幣制度的研究者，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顧問，還熱衷於收藏中國機制硬幣，出版有《中國造幣史》和《中國幣圖說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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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耿愛德於1880年6月21日出生於奧匈帝國摩拉維亞小鎮米斯利茨（今屬捷克南波希米亞州，一戰末期屬德意志南摩拉維亞，二戰中屬於納粹德國占領的蘇台德區）的猶太裔家庭，父母為伊格納茲和約翰娜。早年在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接受教育，1901年離開維也納到一家倫敦銀行工作，次年外派中國的支行。到中國後，耿愛德先是受僱於俄亞銀行的日本橫濱分行，後來改派長春分行工作，1909年晉升為漢口分行代理經理，1910年擔任天津分行副經理，並出任天津奧租界工部局董事。在工作之餘耿愛德每年都儘量抽出時間回國，並在維也納結識了妻子瑪格麗特，1913年5月25日二人在維也納城市會堂結為伉儷。[1][5][6][4]
結婚後，耿愛德攜夫人到遠東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耿愛德的祖國奧匈帝國成為俄亞銀行所屬的俄國交戰，因此耿愛德成為俄國銀行中的敵國人士，1914年出任長春分行經理時甚至受到當地駐紮的俄國哥薩克生命威脅。1915—1917年不得已辭職定居北京。1915年中國銀行開始創辦外匯業務時，張嘉璈和陳光甫等人都曾獲得耿愛德的指導。1917至1921年間，任職於中法實業銀行北平與上海分行以及天津北洋保商銀行。20年代任職於中美合資的中華懋業銀行，先後在長春、天津等地工作，1921年出任該行總經理。[6][4]
1925年耿愛德開始在上海自主創業，創辦個人獨資的闞恩洋行（Kann, E.），曾與梅奧東（E. Mayaudon）合夥[7]，專注於金銀交易經紀業務。同行的姚吟舫稱其因為擔任過中南銀行和外國銀行的外匯部經理，並且文筆不錯，做了掮客之後靠舞文弄墨來抬高身價，自己編印《金融周刊》寫業務經驗，還出版精裝本《中國金融史》（即《中國貨幣論》）推銷給各家銀行，當時各家銀行都有這本書。1929年國民政府的美籍財政顧問甘末爾提交金本位改革方案，耿愛德則反對直接改為金本位，應當先統一幣制為銀本位再改革為金本位，也因此財政部在1932年設立「廢兩改元問題研究會」時將其聘為代表，1933年4月中央造幣廠審查委員會成立後出任委員。1935年法幣改革後，金銀投機受到禁止，耿愛德當時系《商業金融周刊》（Finance & Commerce）記者，兼職做外匯經紀人。1941年底日本向英美宣戰並占領上海租界，禁止外匯市場買賣，接管了設在亞洲文會大樓內的周刊社導致周刊停刊，失業後耿愛德將主要精力放在其錢幣收藏上。1942年2月底日軍以國際間諜的罪名逮捕了一批在上海有影響力的外國僑民，關押一段時間後耿愛德通過與一名日本官員斡旋獲釋，後來這名日本官員因和僑民表現親近免職。[8]
1929年耿愛德以奧地利籍[註 1]記者身份加入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1936年在文會就中國貨幣改革發表演講，1934年文會成立附屬組織上海西人貨幣會（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後成為組織的積極分子，並於1940年6月17日當選為該會主席。同年5月華人成立的中國泉幣學社（The China Numismatic Society）創立，耿愛德在10月致信提議兩會合作，11月出席中國泉幣學社例會，後來還成為中國泉幣學社會員。1942年在被日軍釋放後，耿愛德繼續參加泉幣學社例會，他在西人貨幣會和泉幣學社的活動一直延續到1946年。日軍接管後上海收藏市場日益蕭條，在經濟困難下，經營錢幣收藏、同時也是泉幣學社資助方的麒麟泉幣社合伙人平玉麟和楊成麒內訌，結果楊成麒到學社內曝光平玉麟偽造錢幣出售給耿愛德在內的中外收藏家的醜聞，事發後耿愛德向日軍檢舉平玉麟導致其因鴉片癮死於獄中。[8][9]
1946年時年65歲的耿愛德攜妻子赴美遊歷，1948年6月30日隻身返回上海。返回上海後，恰逢金圓券發行，耿愛德在《字林西報》發表在中國的最後一篇文章，建議政府在收繳金銀的同時保護古幣收藏。[6]由於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許多中外人士開始在中國拋售錢幣回籠資金，耿愛德趁機接手了許多珍品，其中很多都成為他寫書的樣本[10]。隨着戰爭局勢惡化，妻子屢屢從美國致信催促其離開，但耿愛德一直到1945年5月上海戰役前夕才決定離開中國。由於啟程匆忙、時間緊迫，雖然耿愛德極力挽救自己的錢幣收藏，並為此滯留到解放軍入城前的最後一刻，但他還是不得不放棄許多藏品匆匆離開上海。移居美國後，耿愛德開始根據自己多年收藏編著《中國幣圖說匯考》，1949年開始為加州洛杉磯的洛約拉大學授課3學期，1954年申請入籍[1]，1956年獲准[2]，在好萊塢居住直至1962年去世。[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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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耿愛德的著作以《中國貨幣論》和《中國幣圖說匯考》為主，另外還有許多英文論文結集出版。
《中國貨幣論》最初是在上海以英文發售，主要討論中國的金屬貨幣，兼論幣材、造幣、匯率等問題，尚未提及紙幣，「一經出版就成為研究中國混亂幣制的權威著作」[11]，立即銷售一空，次年再版。《銀行周報》專門為其刊登介紹，後來在讀者再三請求下，《銀行周報》找到耿愛德提出擇要翻譯，隨後便由蔡受百主譯，沈籟清、徐寄廎、戴藹廬等人顧問，先後在《銀行周報》刊出《中國銀幣流通史》《世界銀市略史》《中國輔幣流通史略》《中國用金狀況》《中國鑄發銅元之經過》《論上海之外匯交易》《中印間之大條銀市》《上海之大條銀市》等譯文，隨後中文版也在初版2年後出版，由於耿愛德又為報社提供新稿，因此中文版相較英文第2版內容「更為新穎豐富」。[12]
《中國幣圖說匯考》為耿愛德移民美國後的作品，其中的圖例大多來自個人收藏，1954年時為了籌措自費出版經費出售了部分收藏，由於銷量頗佳，該書於1966年獲得再版，迄今仍為中國銀元收藏的重要參考書。[6]此外，根據耿愛德的信件，他曾經計劃將自己在1957至1958年間發表的46篇論文結集並記錄自己所見1800多張紙幣出版專著，去世前還將手稿轉交紙幣收藏家沃爾特·勒布，希望他能夠聯繫剛剛成立的世界紙幣協會協助出版，但顯然此事不了了之。[13]
除了兩部專著外，耿愛德還有很多文章散見於當時的中文金融刊物，《銀行周報》《中行月刊》《中央銀行月刊》《社會經濟月報》有其論文十餘篇，其中既有《一九三五年白銀潮流中之中國經濟狀態》這樣的時評，也有《中國之通貨危機》這樣的專業研究。其以英文發表的論文，也有很多在後來結集出版，例如《中國對內公債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s Internal Loan Issues)、《中國造幣史》(The 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中國金幣史》(Coinage of Gold in Chinese)、《中國流亡政府試造幣》等等不一而足。其著作中不僅長於貨幣制度，還留下了大量珍貴的統計信息，為許多後世研究者所引用。[12]美國錢幣學會收藏了耿愛德在1949年以後的手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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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耿愛德收藏中國機制貨幣長達40多年，在二戰後又網羅一批回國外僑的收藏，藏品數量極為豐富，根據自己描述僅吉林銀幣就收藏有1700多種，《中國幣圖說匯考》則分251個大類別和553個小類型。在他死後，遺孀委託Quality Sales（也稱Kreisberg & Cohen）處理這批錢幣，1971年Quality Sales舉辦了3場拍賣會，第一場拍賣1200枚珍稀錢幣，第二場則拍賣產地以新疆為主的535枚錢幣，最後一場中有許多藏品都是耿愛德書中同款，然而這些收藏因為當年未受關注而價格較低，直到多年以後才受到市場熱捧。[8][13]
耿愛德是中國銀錠最早的收藏家，1954年出版《中國幣圖說匯考》是為了籌集資金出售給一位要求匿名的買家，直到2011年才有錢商透露可能是曾經擔任駐台美國共同安全分署擔任工業教育顧問的大衛·格雷厄姆[15]，這名買家在這批藏品中增加了自己的收藏，後來交由Quality Sales代理，Quality Sales從200多件藏品挑選出保存較好的190件銀錠，在1978年以私人協議方式出售給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由此成為中國以外收藏中國銀錠最多的博物館[16][17][13]。耿愛德的郵票收藏在1963年2月出售給郵票經銷商J·R·休斯。[18]耿愛德也有不少紙幣收藏，1971年遺孀直接出售給不知名買家；1995年紐約錢商在洛杉磯舊書店偶然發現其紙幣研究文章抽印本及200多張紙幣餐品，同年由香港泰星閣公司拍賣[19]；2008年紐約也拍賣了400多張耿愛德紙幣[20]；然而根據耿愛德自己的描述，他可能擁有高達1800多張的紙幣，這些紙幣目前絕大多數下落成謎[13]。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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