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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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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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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慎（上古漢語擬音：/*sĭə̆uk/ /*zĭen/[1]），又稱息慎、稷慎，是先秦文獻中中國東北地區的一支古老部族，也是中國東北地區最早與中原地區接觸的部族之一。[2]:51-52先秦史料中，肅慎與中原的聯繫僅見於西周早期，其大致在周王朝東北方、貢品有「楛矢」和「石砮」等，其具體位置和生活習俗俱不得而知，後世相關史料的真實性也頗受質疑。近代以來，一般認為肅慎為女真的前身，與挹婁和勿吉可能存在關係，以牡丹江中游、鏡泊湖沿岸的鶯歌嶺遺址為代表性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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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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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紀）漢朝東北的疆域和東夷諸國的位置
事实速览 標音, 官話 （現代標準漢語） ...

「肅慎」在春秋時期史料中為武王伐商時期周王朝北疆與周王朝交好的蠻夷之一，其貢品為「楛矢」（楛木製箭杆）和「石砮」（石制箭鏃），然而其與中原各國交往甚少，對其方位、習俗幾乎沒有記載。[3]《左傳》記載了昭公九年（前533年）周天子譴責晉國侵占天子領地，順道提及了「肅慎」：「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燕國）、亳（濊貊）[4]，吾北土也……」從這條記載來看，春秋以前「肅慎」似乎與燕國相去不遠，並為周王朝的北方藩屬，和周王朝的關係相對密切，但是到了春秋戰國「肅慎」則鮮為人知，只有像孔子這類多識之士才知道。《國語》也記載了「有隼集於陳侯（陳湣公）之庭而死，楛矢貫之」，孔子辨別出這是肅慎的楛矢，回憶武王伐商之後萬國來朝，就連遙遠的肅慎氏也遣臣來貢，而周武王為令後人銘記其功業，將肅慎氏的「楛矢」分給遠方的異姓諸侯以誡其不忘服分，後來陳國果然在府庫中發現了「楛矢」。[3]

今本《竹書紀年》則將肅慎初次入貢定為周武王十五年（前11世紀），並且還記載了「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以及成王九年和康王在位期間的入貢。按漢人孔安國作《尚書·序》，肅慎在武王之後繼續來貢，「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成王令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佚）》。《逸周書》也提及了肅慎參加了慶賀周公東征勝利的成周之會，並且位次在穢人之前、名列一方之首，貢品為「大麈」，似乎頗受尊敬：「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山海經》則在《海外西經》中稱「肅慎之國，在白民北」，在《大荒北經》中稱「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淮南子》則將「肅慎民」列為「海外三十六國」之一。張碧波認為周人與肅慎之間的交往與商人北奔有關，商人尚白且在肅慎之南，因此周人希望能夠與肅慎合作掃除盤踞東北的商朝餘黨，因此肅慎在周初為周人的盟友。根據司馬相如《子虛賦》等漢代文獻，肅慎最初的居住地似乎在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的齊國相對，二者存在貿易聯繫。[5][2]:51-53

實際上從春秋時期開始，「肅慎」基本僅見於歷史回憶中，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有「肅慎」入貢的新記錄——這些記載最早則到曹魏青龍四年（236年），最晚則為北齊天保五年（554年），以北魏納貢最盛——實際上，可能是將挹婁和勿吉冠稱「肅慎」[3]。孫進己等人認為，魏晉史料中雖然稱挹婁為古之肅慎國，但實際上肅慎、挹婁描述有所不同，甚至可以並見於史、似有區分，因此仍有可取之處。[6]:52-53譬如，在魏晉南北朝史料中，肅慎有鐵器而挹婁無，肅慎「夏巢居、冬穴居」而挹婁均穴居，肅慎有父子世為君長而挹婁無君長等等。[6]:71-72日本史料中也存在「肅慎」的記載。據《日本書紀》記載，「肅慎人」曾在欽明天皇時期抵達佐渡國，阿倍比羅夫則在蝦夷人的協助下擊敗了肅慎人。[7]其與中國史書中的「肅慎」之間的關係不得而知，但讀音上有所差異，部分學者認為這是日本史書附會中國史書而得來的名稱，因此所謂的肅慎人也可能是尼夫赫人，也有人認同二者系同一民族。[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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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與考證

參見：挹婁、勿吉和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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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博物館所收藏的石鏃

根據吉本道雅的研究，春秋以前燕國以北的考古學文化中，離中原較近的河北玉皇廟文化、內蒙古夏家店上層文化、遼西凌河類型常見銅鏃、骨鏃而少見石鏃，只有在更遠的遼東雙房類型、吉林西團山文化才多見石鏃，因此「楛矢」、「石砮」也逐漸和遙遠北方的「肅慎」聯繫在一起。經過孔子事跡和儒家思想的傳播，「肅慎」和「楛矢」、「石砮」逐漸構成了聖人受命、遠人來服的祥瑞，為中原王朝一再引申。《山海經》中的《海經》已經不再將肅慎與燕國聯繫在一起，而是放在了更為偏遠的大荒、海外、不咸山（今長白山）。孔子之後的史書，譬如戰國古本《竹書紀年》、漢代《尚書·序》也可能受到這一觀念的影響「增補」春秋以前有關「肅慎」的記錄，如《大戴禮記》也稱海外肅慎在舜、湯、文王的聖王之時來貢，更強化了「肅慎」和「聖王」之間的象徵聯繫。因此，魏晉以來將挹婁、勿吉稱作「肅慎」並不足以說明三者之間的聯繫，反而可能是為了滿足統治需求而刻意附會的產物。[3]

學術界對於「肅慎」與挹婁和勿吉之間的關係尚存在爭議，一般而言三者之間不能通過音轉來解釋，相對而言「肅慎」到「女真」因音變較小則更為人所接受。傳統上，《滿洲源流考》秉持魏晉史書以來的觀點認為肅慎、勿吉、挹婁三者相同，傅斯年、金毓黻等人也贊同此說；但近現以來多有質疑——例如，清末民初學者丁謙則以挹婁為肅慎境內一部落，與肅慎長期並存，這一觀點也為吳士鑒、翦伯贊等史家所支持和發展，前蘇聯學者沙弗庫諾夫也否認挹婁與肅慎之間的關係。同時，這些爭論不僅涉及吉本道雅所稱假託讖緯的政治想象[3]，還牽扯到清朝修史是否有延長滿洲歷史的政治動機，因此已經不是純粹的史學爭議。[10]肅慎同女真之論也是由來已久，最早由北宋文人劉恕提出，但是只是提出女真、朱里真、肅慎之間的音變關係，並沒有解釋這一詞彙的本義，因此學者又存在「東人」、「人」、「海東青」、「酸菜」等解釋——烏拉熙春則從語言學角度論證了「肅慎」、「朱里真」、「女真」系「東人」：上古漢語中的帶入聲韻/-k/的「肅」、「息」、「稷」以及中古漢語「朱里」系描摹女真語「東」的/ʧulə/，而「慎」、「真」則為/ʧən/，系鮮卑語、鄂倫春語等語言中表示「……的人」、「……的擁有者」的後綴，而「女真」改稱「女直」或系尾音脫落導致的音變而非避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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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與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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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嶺遺址出土的陶豬

由於缺乏記載和考古證據，早期學者對於肅慎的分布描述不一。例如，傅斯年的《東北史綱》認為肅慎位於遼河流域，馮家升則將其定於寧安以東、日本海以西、松花江以南的區域，郭沫若則稱松花江到黑龍江流域的廣闊區域，張博泉稱其為黑龍江下游自松花江匯流處直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的區域，程妮娜又稱長白山以北、牡丹江中下游、黑龍江下游，諸家描述既有重合也有不同。隨着1960年代吉林市近郊、松花江沿岸的西團山遺址群的發掘，薛虹等學者開始將肅慎和考古學上的「西團山文化」聯繫起來，此後以薛虹和楊保隆為首的兩派學者開始爭論「西團山文化」是否為肅慎，最後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創始人林沄出面以考古學和文獻學的連續性不合為由否定了「西團山文化」和肅慎之間的聯繫，在此基礎上「肅慎」與「挹婁」的區別則得到了進一步論證。[10]

在「西團山文化」說被否定之後，學界更傾向於支持鶯歌嶺遺址系肅慎文化遺存。鶯歌嶺遺址位於牡丹江中游、鏡泊湖沿岸，距今約3000年，相當於商周時期。戚玉箴、孫進己則將先秦時期黑龍江東部的古文化歸納為以牡丹江、松花江流域內「鶯歌嶺遺址」、「東康文化」為代表的「三江文化類型」與其東烏蘇里江流域以「新開流遺址」、「波爾采文化」為代表的另一類型；戚、孫二人將前者稱作肅慎文化，後者為挹婁文化，但是陳顯昌、張泰湘等人認為二者均系肅慎文化——雖然各方對於「肅慎」與「挹婁」的關係仍有爭議，但是大多承認「鶯歌嶺遺址」為肅慎文化。此外，學界仍有少數觀點支持遼西的夏家店文化為肅慎遺存。[10]如今，在三上次男（日語：三上次男）和孫進己等人的論證下，學術界多認為「西團山文化」系穢人的遺蹟，夏家店也多被認為山戎、東胡遺蹟。[11][6]:62孫進己等則在考古證據上否定了肅慎曾經從周王朝周邊遷徙的說法，認為肅慎人居住在鶯歌嶺遺址周邊的牡丹江河谷並不與先秦史料矛盾，因為先秦史料中並沒有明確肅慎和中原之間的距離；且牡丹江河谷的商周考古文化相對穩定和連續、遺址的下限相當晚近、不大可能是外來遷入，後世的渤海國也稱以肅慎之地為上京，側面驗證了牡丹江河谷的早期文化為肅慎。從鶯歌嶺遺址的考古挖掘來看，肅慎人居住在半地穴中，養豬，從事原始農業和漁獵，使用黑曜石壓制或青石磨製的石鏃。[6]:61-70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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