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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喬姆斯基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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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喬姆斯基生於1928年12月7日，是美國知識分子、政治活動家、包括美國在內一些國家外交政策的批評者。喬姆斯基以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自居，並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政治中重要的左派知識分子[1]。
政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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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被廣泛認為是美國左翼的一位知名知識分子，儘管他個人並不視自己為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同路人」，具體來說是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他將這種思想的理念概括為質疑並試圖消滅一切無法自證合理的權威。他曾表示自己支持以勞工為本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無政府工團主義，他本人也是世界產業工人的一名成員。他也表示過支持自由意志社會主義中的參與型經濟思想[2]，同樣，他也是參與型社會國際組織臨時委員會的成員[3]。
喬姆斯基相信，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體現了原始的、未經建構的古典自由主義和激進人文主義思想在工業社會下理性和道德方面的延續[4]。
喬姆斯基自稱猶太復國主義者，儘管他意識到猶太復國主義在今天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反猶太復國主義，他認為這是猶太復國主義自1940年代含義發生變化的結果[5][頁碼請求]。
《現代美國哲學家辭典》將喬姆斯基稱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左派批評者中最有影響的人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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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類意識形態、思想及價值觀的看法
喬姆斯基強烈反對審查制度，強烈支持言論自由，且他主張即便是他個人厭惡的思想和主張也應該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他曾指出：「關於言論自由，基本上只有兩種立場，一是你誓死捍衛你厭惡觀點的言論自由，並以此保障一切言論自由，二是你拒絕捍衛你所厭惡觀點的言論自由，並以此體現出你與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言論自由的標準上沒有區別」[7]。
喬姆斯基長期分析並批評全球化，他認為全球化的過程「換湯不換藥」，精英們的動機仍與以前一樣：試圖將普通民眾隔離在重要的決策過程之外，不同點僅在於，現在的權力中心是跨國公司和超國家銀行。喬姆斯基認為跨國公司「正在發展自己的統治制度」以反映其全球影響力[8]。
喬姆斯基認為，二戰後美國收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是這一體系的明顯體現，收編導致這兩個組織愈發支持要求發展中國家削減開支、削減福利、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進行援助、提供貸款時常以這幾項要求為前提條件。喬姆斯基稱，世界貿易組織、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多邊投資協定等全球機構和協議的構建，構成了破壞民主、確保精英特權的新途徑[9]。喬姆斯基認為，這些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確保了較貧窮的國家在與已開發國家貿易中只能處於提供各類服務的位置，如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和投資機會。同時，這些政策也意味着企業可以以搬遷到較窮的國家為籌碼，喬姆斯基認為企業由此掌握了讓較富裕國家的工人與他們保持一致的武器。
喬姆斯基對於探討全球化相關問題時使用的術語同樣有異議：首先是「全球化」這個詞本身，喬姆斯基認為這個詞只是指企業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而非指代一切事物的國際化。喬姆斯基同樣不喜歡用「反全球化」一詞描述他認為的社會正義和環境正義的全球化。喬姆斯基認為人們常說的「自由貿易」是「自由化和保護主義的混合物，由相關政策的主要謀劃者設計，主要服務於他們自己的利益，只不過現在恰好反映為此」[8]。喬姆斯基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及抵抗全球化的運動，如在〈薩帕塔起義〉中提及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抵抗，他也批評多邊投資協定，並提及數起導致其失敗的反對運動。喬姆斯基的著作及思想為1999年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提供了理論支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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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對他所認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實行的「企業國家資本主義」長期進行深刻的批評，他還支持米哈伊爾·巴枯寧的許多無政府主義觀點。喬姆斯基在〈蘇聯對社會主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等文章中指出，巴枯寧關於極權主義國家的評論預言了殘酷的蘇聯警察國家，他將蘇聯共產主義稱為另一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他認為任何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都需要對生產、資源和公共所有權進行真正的民主控制。由此，他與許多美國人的想法相反，認為蘇聯的崩潰應該被視為「社會主義的一場小勝」，而非「資本主義的一場小勝」[11]。在蘇聯解體前，喬姆斯基就譴責稱蘇聯已經淪落成了帝國主義國家：例如，1986年尼加拉瓜中美洲大學的一場演講上，一位聽眾質疑他何時能「同時談談北美的帝國主義和俄羅斯的帝國主義」，喬姆斯基回答稱：「這世上的真相之一：現在有兩個超級大國，一個是把靴子放在你脖子上的大國，另一個是把靴子放在別人脖子上的稍弱一點的超級大國。我認為，如果第三世界的任何人在這些問題上抱有幻想，那麼就會犯嚴重的錯誤」[12]。
不過，越南的社會主義實踐給喬姆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70年4月13日，他在河內市的演講中提到他「欽佩越南人民能夠在抵禦兇猛攻擊的同時向社會主義社會大步邁進」，他還讚揚了北越人在建設一個物質繁榮、社會正義和文化進步的社會方面的努力，並表示支持黎筍的作品。這則演講次日被河內電台廣播[13]。
喬姆斯基在1973年所著的書籍《國家因素》中認為，與使人們成為「工資奴隸」的資本主義制度或由中央委員會作出決定的威權制度相比，沒有有償勞動的社會並非空中樓閣。他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應該自由追求選擇工作，人們應該自由地做他們喜歡的事情，而他們自願選擇的工作將既能「養活自己」又能「對社會有用」。社會將在和平的、沒有國家或其他類似的威權制度的無政府主義制度下運行。社會上仍存在的不得不做的工作將被公平的分配給所有人[14]。
喬姆斯基始終對蘇聯持批評態度。在2016年的一次採訪中，他曾稱毛澤東的革命對大躍進期間「數以千萬計、巨大的死亡人數」負有責任；但他也將1949年至1979年期間通過農村衛生發展計劃所拯救的1億人歸功於革命[15]。20世紀60年代，喬姆斯基曾提及到他所認為的中國和越南共產主義中的草根元素。1967年12月紐約的一個論壇上，喬姆斯基為回應對中國革命的批評曾稱：「我不覺得應該完全否定這場革命。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值得批判的東西，但就拿中國來說——在現在的這個中國，人們也能發現很多好東西。」喬姆斯基後來補充道：「當然，有很多比中國還要好的例子。但我仍然認為，中國是一個新社會的典例——尤其是因為它的地方一級發生了非常有趣的、積極的事情，比如地方的大量集體化和公社化，是農民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後所產生的，且確實建立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之上。」[16]喬姆斯基還補充評價越南稱：「雖然村鎮和地區一級似乎有着高度的民主參與，但主要的計劃仍集中在國家手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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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對馬克思主義中的教條主義傾向以及馬克思主義理念本身持批評態度，但仍讚賞馬克思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貢獻[18]。與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不同，喬姆斯基不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不過他仍承認馬克思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他的思想既有着潛在的權威主義傾向，也有着後來發展為羅莎·盧森堡、安東尼·潘涅庫克等人委員會共產主義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18]。儘管如此，他仍然自稱是一位有着激進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無政府主義者[19]。
在實踐中，喬姆斯基傾向於強調無政府主義批判一切非法權威的傾向。儘管喬姆斯基已經概括了無政府主義社會可能出現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但他表示不能就一個無政府主義社會具體將如何構建這一點上下結論。喬姆斯基認為，他具體贊成的無政府主義的種類是：[14]
……一種自願的社會主義，即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或是共產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比如說巴枯寧或克魯泡特金筆下的社會主義。他們所構想的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形式，而且這種社會是在有組織的單位、有組織的社區的基礎上組織的——一般來說指的是從工作場所和鄰里社區之上組織，在這兩個基本單位中，通過聯邦制組合出一個高度一體的、國家性乃至世界性的社會。社區的決策依然可以覆蓋整個聯邦，但所有會議的所有代表都來自於與他們一體的有機社區。
關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統治問題，喬姆斯基強調基層民主的重要性。因此，目前英美的代議制民主制度「會被這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批評，理由有二。首先是因為國家壟斷了權力，其次，也是最關鍵的，因為代議制民主的影響只限於政治領域，並沒有在經濟領域造成什麼影響。」[14][20]
喬姆斯基認為無政府主義脫胎於自由主義，並進一步發展了啟蒙運動的個人自由和最小政府的理想[21]。因此，他認為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在邏輯上的結論，將自由主義的民主理想延伸到了經濟領域，並使無政府主義成為一種內在的社會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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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不認為支持無政府主義就必須反對「福利國家」的措施，他具體解釋稱：
當然，一個人當然可以不關心今天的人們所面對的問題，只顧着考慮可能到來的明天。這沒問題，但那樣就不要假裝對人類和他們的命運抱有興趣，或是和其他有特權的人呆在研討室或知識分子聚集的咖啡廳里。或者，我們也可以考慮一種更人性化的立場：我想通過今天的工作為更好的明天奮鬥——這就是古典無政府主義的立場，當然這些聽起來似乎和我們今天探討的福利國家沒什麼關係。我談這些是因為，正是這個立場讓今天的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支持福利國家：支持健康和安全法規、支持國家提供醫保、支持為需要的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等等。這或許不是一個更好社會的充分條件，但它的確是一個必要條件。其他的東西則會被那些在艱苦環境中掙扎努力生存的人們蔑視[23]。
《赫伯》和《醜陋星球》2004年第二期均登載了喬姆斯基接受珍妮弗·布萊爾採訪的文字稿[24][25][26][27]，雙方談到了反猶太主義：
布萊爾：讓我們暫時先回到反猶太主義的問題上。你曾在著作中表示，你不認為反猶太主義是什麼大問題了，或至少在這個國家裡不再是什麼大問題了，因為它所能利用的制度基本已不復存在，傳播的能力也大不如前。你現在仍然這樣認為嗎？
喬姆斯基：我是在美國反猶太主義盛行的氛圍中長大的。我們是一個主要由愛爾蘭裔和德裔天主教徒組成的社區中唯一的猶太家庭，那裡非常反猶，而且相當親納粹。對於一個在街上的小男孩來說，你應該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在30年代末，當我父親第一次買到一輛二手車時，我們一起開車去附近的山區遊玩，途中經過了寫有「限制」標牌的旅館，當然這個「限制」的真實意思是「禁止猶太人」。這只是生活中一部分，我在20世紀50年代進入哈佛大學時，學校里凝固着反猶太主義，你甚至感覺到可以用刀切開他。事實上，麻省理工學院是一所偉大的大學的原因之一是，像諾伯特·維納這樣在哈佛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因為它太反猶太了——能夠進入麻省理工大學的工程學院任教。這就是反猶太主義。而現在，反猶太主義已經不再是什麼大問題了。是，今天哈佛中的確還有種族主義，但現在是反阿拉伯的種族主義，當然，也很極端。哈佛大學的傑出教授寫道，巴勒斯坦人是為了把猶太人趕到海裡而流血並滋生痛苦的人，而這句話被認為並無太大不妥。如果某個傑出的哈佛大學教授寫道，猶太人是為了把巴勒斯坦人趕進沙漠而流血、繁殖並宣傳他們的痛苦的人，那麼必然會激起憤怒的呼聲。當被視為人文主義領袖的猶太知識分子表示，以色列應該讓一部分人到人口不足——當然，實際意思是阿拉伯人太多，猶太人不夠——的加利利地區定居的時候，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不妥。暴力的反阿拉伯種族主義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我們甚至都沒有將其視為什麼特殊的東西，這才是我們應該擔心的。這種情緒存在於電影院、廣告中，幾乎無處不在。另一方面，確實還存在着反猶太主義，但已經非常，非常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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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強烈反對死刑，他曾被問及在《秘密，謊言與民主》一書中對死刑的看法，他具體解釋道：
這就是一種犯罪。我在這一點上贊同大赦國際的意見，當然實際上也贊同這世界上多數人的意見：國家無權剝奪任何人的性命[28]。
他也就美國德克薩斯州以及其他州的死刑使用情況進行評論。2011年8月26日，他在德克薩斯州公開反對對史蒂文·伍茲執行死刑。
我認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死刑都是一種犯罪，在史蒂文·伍茲的案件中更是如此。我強烈反對預定於2011年9月13日執行的死刑[29]。
喬姆斯基不認同著作權和專利法的存在。對於前者，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他具體表示：
我們有更好的方法。例如，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應該通過民主決策來決定使用他人創作的內容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以保證對創造性藝術的充分支持，就像我們對科學的支持一樣。如果我們這樣做，藝術家就不再需要版權來維持他們行業的生存了[30]。
對於專利，他認為：
如果這種專利制度存在於18或19世紀，甚至即便是只存在於20世紀初，美國和英國就將不會成為富裕的發達國家。因為他們的發展主要是靠我們現在所說的盜版[30]。
對各類制度的看法
根據紐倫堡審判納粹的法律，二戰以來的所有美國總統都可以被送上絞刑架。
喬姆斯基是美國聯邦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他的許多政治著作也基於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喬姆斯基對於他是美國公民但仍長期批評美國給出的理由是他在嘗試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改變這個國家。喬姆斯基相信，他的著作在針對本國政府時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而且他作為該國的公民，有責任努力去阻止該國做出的犯罪行為。
自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以來，喬姆斯基一直認為，第三黨的支持者應該採取這樣的策略：「如果是在搖擺州，就把你最不喜歡的投出去。如果在其他州，就投給你最支持的。」[33][34]當被問及他在2008年選舉投給了誰時，他回應道：
我投給了綠黨。如果我在搖擺州的話——雖然馬薩諸塞州不是搖擺州——我會捏着鼻子投給奧巴馬。這種策略只是為了避免更糟糕的結果。我對奧巴馬沒有任何期望，也沒有絲毫幻滅的感覺。事實上，我在初選前就寫過關於他的文章。我認為他很糟糕。[35]
《攔截者》的記者邁赫迪·哈桑於2020年採訪了喬姆斯基，並問及「是否有興趣組織『決不投拜登運動』」，喬姆斯基回應道：
『決不投拜登』這種說法，喚起了我的一些歷史回憶。在30年代早期的德國，當時遵循斯大林主義路線的共產黨認為，除了他們，每個人都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所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納粹分子之間沒有區別。因此，不會加入社會民主黨來阻止納粹瘟疫。我們知道這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還有很多其他類似的案例。我想我們看到的是這一幕的重演。所以，我們仔細考慮一下『決不投拜登，我不會投票給拜登』這種立場，有一種東西叫算術。你可以對很多東西有爭論，但你不能爭論算術得出來的東西。在這次選舉中，如果不在搖擺州投票給拜登，就等於投票給特朗普，因為少給反對黨投一票等同於多給特朗普投一票。所以，如果你想為摧毀地球上有組織的人類生活投票，想為打一場毀滅人類的核戰爭投票，想為用年輕律師塞滿司法部門使得一代人什麼也做不了投票的話，並公開大膽地做，最後說『對，這就是我想要的』，那麼就『決不投拜登』吧。[36][37]
2017年5月，2017年英國大選前一個月，喬姆斯基公開表示支持時任工黨黨魁的傑瑞米·柯賓：「如果我是英國的選民，我會投票給他[傑瑞米·柯賓]」。他還認為，如果主流媒體不對柯賓抱那麼大的敵意，他在民調中的表現會更好：「如果他能得到媒體的公平對待——那就會有很大的不同[3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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