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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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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萌芽是從明朝中晚期到清朝早期（16至18世紀）的經濟現象，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把它視為類似於工業化前的歐洲的發展階段，本土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驅。朝鮮民族主義史學也採用這個說法，同時也可以指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主義早期階段。
歷史
資本主義萌芽論可以追溯到中國社會史論戰。據現有文獻，最早的相關論述是1935年鄧拓的研究，他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已經產生「新的社會經濟系統的苗芽」。此後呂振羽在1940年明確提出明末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性的手工業工場的雛形」，清朝則已「培養着資本主義的因素」。[1]
1952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加入了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一段話：「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1954年對《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的討論，引發了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傅衣凌、侯外廬、吳晗、尚鉞、翦伯贊、吳大琨、黎澍等中國歷史學家相繼撰文，後來匯編為1957年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和1960年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2][3] 他們確定了一些發生於16世紀至18世紀的中國經濟進步，包括農業進步和手工藝技術的提高，市場的改善和擴大，以及工資和勞動關係的變化。[4][5]
文革結束後，討論繼續。值得注意是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於1985年出版，集中反映了中國學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學術成果。1990年代後，相關討論在中國學術界沉寂下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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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如何定義「資本主義萌芽」：吳承明提出，「第一，應把資本主義萌芽如實地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過程」；「第二，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不能舉例論證；「第三，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新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將導向新的生產方式。[7]
研究者已經指出，晚明和清初，雇傭勞動在紡織品、紙張和其他行業增加。[8][9]然而，他們缺乏歐洲工廠中生產的會計方法。[10]
中國出口到西方，來自美洲的銀流入，擴大貨幣供應量，驅動商業化、市場和稅收。[11][12]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是區域專業化和農村市場的一體化。[12]
評價
- 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在20世紀50年代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儘管他們總結說，決定性的轉變是不可能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晚明史學家護雅夫說這項工作「未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理論成果，雖然它發現了豐富的迄今未知的歷史事實」。[13]
- 西方的經濟歷史學家傾向於否認這些發展預示着朝資本主義轉變。[3][14] 羅茲·墨菲則評價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把明代的這些發展趨勢稱為『資本主義早期的萌芽』，這些見解是非常合理的。」[15]
- 李伯重認為「資本主義萌芽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感情的問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是由「別人有，我們也有」的「爭氣」心態引起的，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現。因此隨着中國國力的提高，年輕學者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興趣隨之減弱。[16]
- 經濟學家菲利普·黃和李伯重抨擊「資本主義萌芽」理論。他們質疑這一基本假設僅僅基於歐洲的發展經驗，並認為這種類比是以歐洲式的方法扭曲地研究中國歷史。[17][18][19]
- 王學典認為包括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在內的「五朵金花」問題是「假問題」，但蘊含着「真學術」。
- 黃仁宇認為需要把資本主義看成一種組織和運動。說中國已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實無意義，就像是把小孩子叫做「預備成人」。[20]
其他
朝鮮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接受萌芽論，以反對認為朝鮮工業化是日本工業化的結果的觀點。[21] 根據這一理論，17世紀的勞力短缺下，農民採用更有效耕作方法，導致商業化和原始工業化，這被日本19世紀後期的干擾截斷。[22] 這成為南、北朝鮮的學校教科書的正統理論。[23] 然而，自1980年代以來，韓國歷史學家對這個理論失望。[24]
參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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