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軸心世紀
对历史的分期，约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軸心時代（德語：Achsenzeit；英語：Axial Age或Axis Age[1]），是一個由德國哲學家卡爾·雅士培提出的哲學發展理論。意指西元前8世紀至西元前3世紀之間，世上主要宗教背後的哲學都同時發展起來。
據雅斯貝爾斯所說，在這一時期，普遍化的思維方式幾乎同時出現在波斯、印度、中國、黎凡特和希臘-羅馬世界，而這些迥異文化之間並沒有明顯的交流。雅斯貝爾斯指出，這一時代的關鍵思想家對後世的哲學與宗教產生了深遠影響，並歸納出這些思想家所在地區的共同特徵。
「軸心時代」的歷史有效性備受爭議。[2][3][4]對雅斯貝爾斯的一些批評包括：無法證明古希臘、黎凡特、印度和中國在同一時期出現的思想發展之間存在共同的根源；在「前軸心」和「後軸心」時期之間並沒有明顯的斷裂；以及排除了那些不符合定義卻具有關鍵地位的人物（例如耶穌、穆罕默德和埃赫那吞）。[5]
儘管存在這些批評，「軸心時代」的概念仍然具有影響力。許多學者認可在這一時期確實發生了宗教與哲學話語的深刻轉變，但對其根本原因卻意見不一。正如羅伯特·貝拉和漢斯·約阿斯所說：「在歐亞大陸的重要地區，公元前一千紀中葉標誌着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並將這一時期稱為『軸心時代』的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儘管並非普遍認同。」[6]
Remove ads
概念起源
此理論由德國哲學家卡爾·雅士培在《歷史之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年）中提出。[8]自18世紀以來，許多作者都注意到，不同地區的思想家與哲學家在同一時期出現，其中尤其是法國印度學者亞伯拉罕·亞森特·安基提爾-杜佩隆。[9]雅斯貝爾斯明確引用過其中一些作者，包括維克托·馮·施特勞斯（1859年）和恩斯特·馮·拉紹爾克斯（1870年）。[9]不過，他並不知道約翰·斯圖亞特·斯圖亞特-格倫尼在1873年提出的第一個較為完整細緻的理論——在雅斯貝爾斯的年代已經被遺忘——而格倫尼將其稱為「道德革命」。[10][11][12]斯圖亞特-格倫尼與雅斯貝爾斯都認為，軸心時代應被視為一個獨立於宗教考量的、客觀的歷史事實。雅斯貝爾斯指出，在軸心時代，「人類的精神基礎在中國、印度、波斯、猶太和希臘同時且獨立地奠定。這些正是人類至今仍賴以生存的根基。」[13]
雅斯貝爾斯列舉了一批對後世哲學與宗教產生深遠影響的關鍵思想家，並歸納出這些思想家所處地區的共同特徵。他認為這一時代獨一無二，其餘人類思想史都可以與之進行比較。
Remove ads
特徵
雅斯貝爾斯通過一系列例子勾勒出他最初的「軸心時代」設想：
在中國，有孔子與老子，各種學派相繼出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以及眾多其他思想家；在印度，有《奧義書》和佛陀的出現，並且與中國類似，哲學可能性的全譜系都在這一時期展開，直到唯物主義、懷疑論與虛無主義；在伊朗，瑣羅亞斯德提出了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觀，把世界看作善與惡的鬥爭；在古代以色列，先知群體登上歷史舞台，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與耶利米，一直發展到「第二以賽亞」；在希臘，有荷馬，有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與柏拉圖，有悲劇詩人，也有修昔底德與阿基米德的出現。所有這些名字所代表的發展，都在短短幾個世紀裡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印度與西方。[14]
雅斯貝爾斯將軸心時代描述為「介於兩個大帝國時代之間的一個空檔，是自由的停頓，是一次深呼吸，使人類獲得最清醒的自覺」。[15]也有人認為，軸心時代是一個歷史上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里，「舊的確定性已經失去效力，而新的確定性尚未形成」。[16]
雅斯貝爾斯尤其關注這一時期各個思想家的處境與思想上的相似之處。這些相似性包括：共同探求人的意義，[17]以及在中國、印度和地中海地區出現了一批新的宗教領袖與思想家精英階層。[18]
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各個思想家都奠定了精神基礎。雅斯貝爾斯認為，這些特徵出現在類似的政治條件下：中國、印度、中東與西方都由多個小國組成，彼此之間內外交爭不斷。在這三大區域，都出現並逐漸制度化了一種「遊學者」的傳統[19]——學者們在城邦之間輾轉，傳播與交流思想。春秋時期（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和戰國時期（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之後，道家與儒家在中國興起。在其他地區，學者們主要在既有的宗教傳統基礎上展開發展：在印度，有印度教、佛教與耆那教；在波斯，有祆教；在黎凡特，有猶太教；在希臘，則出現了智者學派和其他古典哲學流派。
Remove ads
思想家與運動
在華夏文明，軸心文明的標誌就是產生諸子百家，前6世紀已經有孔子、晏子、老子、子產等傑出思想家，儒家和墨家在戰國時期成為顯學，戰國末年黃老道家兼采百家而獨大。先秦儒家學說的倫理綱常、道德說教有效維護後世的專制統治。
祆教是雅斯貝爾斯舉的另一個例子，也是最早的一神教之一。威廉·W·馬蘭德拉與R·C·齊納認為，瑣羅亞斯德很可能是居魯士大帝的早期同時代人，生活在大約公元前550年左右。[22]瑪麗·博伊斯以及其他曾經支持更早年代說的著名學者，近來也改變了立場，趨向於認為瑣羅亞斯德生活在居魯士大帝的同時代或近同時代，這一點正逐漸成為學界的共識。[23]
耆那教傳播了沙門（先前的蒂爾丹嘉拉）的宗教思想，並通過倡導非暴力、業力、輪迴以及苦修主義，對印度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24]筏馱摩那（公元前5世紀，第24位導師蒂爾丹嘉拉），[25][26]被稱為耆那教的奠基者，同時也是佛陀的同時代人，就生活在這一時期。[27][28][29]
佛教，同樣屬於印度的沙門傳統，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哲學之一，由釋迦牟尼（悉達多·喬達摩，約公元前5世紀）創立；佛教的傳播得到了阿育王的推動，他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後期。
拉比猶太教通過將「消除對偶像崇拜的惡傾向」神話化來解釋其從偶像崇拜或多神信仰（在《聖經》時期的以色列人中更為常見）向一神信仰的劇烈轉變，據稱這一消除發生在第二聖殿早期。有學者認為，這一在一神教發展上的變化，與雅斯貝爾斯所描述的軸心時代轉變有關。[30]
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轉變還包括柏拉圖主義的興起（約公元前4世紀）和新柏拉圖主義的發展（公元3世紀），它們後來通過基督教和中世紀乃至文藝復興時期的世俗思想，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接受度
除了雅斯貝爾斯之外，哲學家埃里克·沃格林將這一時期稱為「存在的大躍進」，標誌着一種新的精神覺醒，以及從社會價值向個人價值的認知轉變。[31]像釋迦摩尼、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和阿那克薩哥拉這樣的思想家和導師，都促成了這種覺醒，而柏拉圖後來稱之為「回憶」，即對被遺忘事物的回憶。[來源請求]
大衛·克里斯欽指出，最早的「普遍宗教」出現在第一個世界性帝國以及首批涵蓋廣泛貿易網絡的時代。[32]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指出：「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核心時期……幾乎與貨幣發明的時期完全重合。更重要的是，貨幣最早發明的三個地區，恰恰也是那些智者生活的地區；事實上，這些地區後來成為軸心時代宗教與哲學創造的中心。」[33]格雷伯借鑑了古典學者理查德·西福德和文學理論家馬克·謝爾關於貨幣與早期希臘思想關係的研究，認為理解市場的興起對於把握軸心時代宗教與哲學洞見的產生背景至關重要。他指出，貨幣的引入最終帶來了「人類活動領域的理想分工，這種分工至今仍在延續：一方面是市場，另一方面是宗教」。[34]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雅斯貝爾斯的思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5][36][37]什穆埃爾·諾厄·艾森施塔特在《軸心時代文明的起源與多樣性》一書的導言中指出，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以及《古代猶太教》中的研究，為理解軸心時代的重要性提供了背景，並指出這些研究與埃里克·沃格林的《秩序與歷史》存在相似之處。[18]在同一書中，艾森施塔特還分析了與希臘軸心時代到來相關的經濟背景。[38]
雅斯貝爾斯的研究在1975年於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並發表於《代達羅斯》之後，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他提出這一時期具有獨特變革性的觀點，引發了學界的重要討論，例如約翰·阿爾納森的研究。[37]宗教史學家凱倫·阿姆斯特朗在其著作《大轉型》中對這一時期進行了探討，[39]而該理論也成為眾多學術會議的討論焦點。[40]在文學領域，戈爾·維達爾的小說《創世紀》通過一位波斯冒險者的虛構視角，描繪了軸心時代的諸多事件。
「軸心時代」一詞的使用已經超越了雅斯貝爾斯的原始定義。伊夫·蘭伯特認為，啟蒙時期可視為第二次軸心時代，出現了如艾薩克·牛頓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的思想家，在這一時期，宗教、世俗主義與傳統思想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41]2019年出版的《軸心時代集體史》中，[42]作者們普遍質疑「可識別的軸心時代僅局限於公元前最後一千紀歐亞大陸的少數熱點地區」的存在，但傾向於接受「軸心性」——即當社會達到一定規模和複雜程度時，總會反覆出現的一組特徵。
除了時間維度之外，「軸心時代」一詞的使用也已超出原本的哲學領域。雅斯貝爾斯作為哲學家，關注的是這一時代的哲學發展。而歷史學家赫爾曼·庫爾克與馬克斯·奧斯特洛夫斯基則證明，從歷史與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一時代甚至更具「軸心性」。事實上，雅斯貝爾斯只觸及了冰山一角。他寫道，前軸心時代的文化以河谷文明為主，而到了軸心時代末期，出現了支配歷史數百年的普世帝國。[43]藉助庫爾克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研究，整座冰山才顯現出來。普世帝國並非在軸心時代結束時才出現。第一個普世帝國——波斯，就在軸心時代的巔峰時期崛起，並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這兩個地區不再作為獨立文明存在，而成為一個全新帝國體系下的行省，該體系從印度延伸到希臘。因此，青銅時代文明被軸心時代文明及其普世帝國所取代。[44]軸心時代帝國的形成既同步又繼起，其強度在世界歷史上最為顯著，甚至超過了殖民擴張浪潮。[45]在形成下一個普世帝國之前，中華文明在軸心時代的巔峰時期擴展，將原有核心區轉化為「中國」。中國的新地緣政治格局在隨後的兩千年中變化遠不如在軸心時代那般劇烈。[46]軸心時代形成了兩個主要的地緣政治體系：更廣闊的中國體系和範圍更大的印地中海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由西藏隔開，限制了彼此的政治與軍事聯繫，[47][48]但通過絲綢之路相互連接，形成了一條橫跨歐亞大陸、從太平洋延伸至大西洋的貿易帶。
一些學者認為，生態因素是軸心地帶興起的主要觸發條件。[49]斯蒂芬·桑德森研究了軸心時代的宗教演變，認為宗教及宗教變遷本質上是對環境變化的生物-社會適應。[50]奧斯特洛夫斯基則提出，歐亞溫帶雨區的生育率上升促成了軸心文明帶的形成。[51]他將這一軸心文明帶視為當今「全球北方」的雛形。由於氣候變化，它在中世紀向北遷移，並在航海革命之後延伸至北美溫帶地區。「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依然是軸心時代首次出現的同一條帝國帶。」[52]
這一概念的有效性曾受到質疑。2006年，迪爾梅德·麥卡洛克稱雅斯貝爾斯的論點為「一隻鬆散的怪物，試圖將四種截然不同的文明中的各種差異捆綁在一起，而在他最終選定的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六百年間，這四種文明中只有兩種之間有較多接觸」。[53]2013年，伊恩·普羅文在其著作《便捷的神話：軸心時代、深綠色宗教與從未存在的世界》中提出了另一篇全面批評。[54]
Remove ads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