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生活

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是一個將個人日常生活中用輸入、狀態和表現這樣的參數，將科學技術引入日常生活中的技術革命^[1]。其中輸入是人體吸收的外界因素，例如消化的食物，空氣質量等；狀態是人體當前的特徵，例如心情、皮膚電活動（英語：skin conductance）、脈搏血氧飽和度（英語：pulse oximetry）等；表現是人體表現的行為，分為心理上和物理上的表現。

歷史

這個運動由《連線》雜誌的編輯加里·沃爾夫（英語：Gary Wolf (journalist)）^[2] 和凱文·凱利^[3] 在2007年發起^[4], 稱作「通過自我追蹤進行自我認知的工具開發者和用戶興趣小組」。2010年，沃爾夫在TED大會宣言了他的技術革命^[5]。 在2011五月，第一屆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在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市召開^[6]。

「量化生活」(Quantified Self)也稱作「自我跟蹤」(self-tracking)、「生理信息」(body data)或者「生活數據化駭客」(life hacking)。他在this one in the Economis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和this in Forbe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等文獻中均有描述。

方法學

量化生活的主要方法學就是數據收集、數據可視化、交叉引用分析和數據相關性的探索。^[7]

設備

如下列舉了目前最流行的量化生活的應用。由於現代科技的發展，傳感器、移動設備、無線連接和電池續航都有了大幅的發展，並且價格越來越低廉，產生了大量不同的量化生活的軟件和硬件可供選擇^[8]。

活動監視裝置

• BodyMedia FIT（英語：BodyMedia）
• Fitbit Tracker
• Nike+ FuelBand（英語：Nike+ FuelBand）
• Pebble
• Zephyr BioHarness（英語：Zephyr Technology）

睡眠監視裝置

• Fitbit Tracker
• Lark^[9]
• WakeMate（英語：WakeMate）
• Zeo（英語：Zeo, Inc.）

生理測量

• Fitbit Aria scale
• Withings body scale

反思與爭議

人們實踐量化生活的最初目的只在利用數據更加精確的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在實際中存在度量工具的消費主義陷阱、心態上被數據裹挾、時間成本上升和過度依賴數據等潛在風險和挑戰。^[10]

一些人主張更多的關注自身身體和內在的感受，而非讓數據代替自己做出判斷。^[11]

量化行為本身包含的獎勵機制可以促進習慣養成與生活方式轉變，在不同情境中帶來了參考、校準甚至安慰等多重效應；但是一些感性、價值性的體驗被量化則存在「物化」的風險，把握量化生活的關鍵在於平衡工具理性與人文色彩。^[12]

參考閱讀

• Lifelog（英語：Life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