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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蘇聯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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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蘇聯經濟改革（俄語：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1957 года в СССР）是蘇聯在1957年至1965年間推行的一場國民經濟管理改革。其特點是用分權的、按地域劃分的管理體系，取代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實行的集中化行業管理體系。[1]這一改革在蘇聯文獻中被稱為「按地域原則管理的體系」，[2]並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8年起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這場改革的核心，是將蘇聯劃分為所謂的「經濟地區」，[3]並在各州、邊疆區和加盟共和國範圍內設立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網絡。原本隸屬於工業和農工部的企業被劃歸這些委員會管理。按照改革發起者的設想，生產管理體制的分權化將有助於推動產量增長、提高產品質量、優化資源分配、減少設備維修成本，並改善物資技術供應的組織。[2]
然而，在改革初期短暫的分權階段中，原本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形成的高度集中化的行業管理體系被打破，卻導致統一技術政策的瓦解，以及工業和農業經濟聯繫的解體。為扭轉局面，人們嘗試通過擴大國民經濟委員會規模、合併經濟行政區來解決問題，但結果是在共和國和聯盟層面上又出現了國民經濟委員會和行業國家委員會這樣的中間管理層級。原本隸屬於行業主管部門的科研、設計和規劃機構被割裂出來，與仍然受地方機構管轄的工業企業脫節。這導致企業設計、建設和改造的質量下降，延緩了新技術、新機器和新設備的推廣，進而使工業產品的質量下滑。
這場改革最終導致了顯著的經濟下滑。把工業管理體系從按行業劃分改為按地域劃分，並在此基礎上演變成一種「生產-地域」混合體制的做法，[4]未能化解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工業部門中歷史形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體系，另一方面則是試圖按照地域原則來管理各個行業的做法。
蘇聯經濟中的問題不斷加深，到1965年時，中央集權的趨勢重新占了上風。在1965年的經濟改革中，國民經濟委員會被撤銷，依靠它們建立起來的地域分散式經濟管理體系也隨之廢止，取而代之的，是黨政經濟官僚體系更為熟悉的高度集中化的行業管理體制，即通過各行業部和跨行業國家委員會來實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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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國家和黨的領導人一度將發展重點轉向社會導向型經濟部門——建築業、農業、輕工業以及日用品生產。然而，到1955年時，優先發展消費品生產的路線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繼續強調重工業的優先發展。[5]1956年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建立統一的蘇聯國民經濟綜合體的綱領。按照這一綱領的設想，其實施應當保障持續的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戰略性關鍵工業部門的發展，並由此提高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蘇聯躍居世界首位，從而展示社會主義經濟優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優勢。
1957年1月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向全國大批黨政領導幹部分發了一份關於改進工業和建築業領導工作的備忘錄，供討論。備忘錄的核心主張是：廢除企業的行業隸屬關係，將其劃歸各地區管理；原有的行業部既然不再需要，就應當撤銷。赫魯曉夫設想，這樣的重組將顯著推動工業生產的增長，提高產品質量，使資源分配更加合理，並能更快解決蘇聯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提出去中心化管理方案的原因之一，是蘇聯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為了支付外匯開支，國家不得不對外出售越來越多的黃金。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赫魯曉夫推行分權的動機，是希望建設一個「全民國家」，讓廣大勞動群眾能夠參與到社會各個領域的管理之中，包括生產領域，而在經濟層面，這一思路表現為去中心化和去官僚化。赫魯曉夫認為，現有的集中化管理體制催生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現象」，阻礙了社會「在如此過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系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5]
1957年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進行了討論。赫魯曉夫的提議得到了烏茲別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努里金·穆希金諾夫、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尼基福爾·卡利琴科、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弗羅爾·科茲洛夫以及莫斯科州委書記伊萬·卡皮托諾夫的支持；反對者則包括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哈伊爾·別爾烏辛、國家監察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彼得·謝列斯特、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及其第一副手阿列克謝·柯西金。[6]然而，最終還是赫魯曉夫的意見占了上風。在緊隨全會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全體一致通過了在各地設立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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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始之前，工業和建築業的管理由各行業部負責，到1957年時，這些部門共管轄着20多萬家企業。改革伊始，37個聯盟級和聯盟-共和國級的工業與建築部中有25個被撤銷，其下屬企業直接劃歸國民經濟委員會管理。[7]剩下的部委則僅保留「為相關工業部門制定規劃、並確保生產發展保持較高技術水平」的職能。類似的重組也在各加盟共和國層面進行。蘇聯部長會議國家計劃委員會——蘇聯長遠經濟計劃被改組為蘇聯部長會議國家計劃委員會；原先的國家新技術委員會被撤銷，改由新設立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接替其職能。[8]為落實這項改革，全國劃分為105個經濟地區，其中70個位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每一個這樣的區域，都設立了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配有各自的行業和職能管理局及處室，負責按照該經濟地區的專業化特點處理經濟管理問題。1958年3月，赫魯曉夫在繼續擔任黨的領導人的同時，還出任蘇聯政府首腦。國家領導層認為，這將有助於推動國民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順利實施。
工業管理的分權化，使蘇聯國家治理實踐中第一次真正把管理機關儘量下沉到基層對象——工業企業。這一舉措顯著加快了計劃、協調、供應、建設等各類流程。同時，也擴大了在單個經濟地區內部開展跨行業協作的可能性，從而為在各經濟地區內形成綜合性的地域生產體系奠定了基礎。但與此同時，按地域劃分的管理方式也破壞了同一行業內部原有的經濟和生產聯繫，因為在改革後，許多同屬一個行業的企業被分到不同的經濟地區，歸屬不同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管轄。此外，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也凸顯出來。比如，在俄羅斯聯邦的西北部和中部地區，工業基礎遠比蘇聯中亞地區發達得多[9]——尤其體現在造船、儀器製造、汽車製造、機床製造、電工、電子、建材、輕工業和化工等領域，並且擁有更多合格的人才，包括管理人員；而中亞地區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因此，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在建設自己的區域性生產綜合體時，注定會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改革的第一階段伴隨着大量宣傳活動和口號。1959年1月，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宣布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取得完全而最終的勝利」，並通過了1959—1965年的七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該計劃提出，要「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使蘇聯經濟在人均產量上躍居世界首位。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蘇共提出了第三個新綱領，即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綱領。在經濟領域，該綱領號召在十年（1961—1971）內，通過全國電氣化、生產的全面機械化和大規模自動化，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計劃設想在20年內把工業產值提高6倍，10年內使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並在20年內使勞動生產率超過美國兩倍。
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蘇聯經濟管理體制開始逐步回歸黨政經濟官僚體系更為熟悉的中央集權模式。最初，在共和國層面上設立了加盟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如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為協調它們的工作，1962年11月成立了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隨後開始通過合併經濟地區，把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擴展為更大的經濟區。這樣一來，經濟行政區的數量從105個減少到了43個。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擴編引發了整個管理體系的連鎖變化。特別是經濟計劃體系被重組，各地設立了生產活動協調與規劃的地區委員會；同時，還成立了生產型的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管理機構。[10]1963年3月，蘇聯部長會議下設立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作為「解決工業與建築業相關問題並確保國家計劃順利完成的最高國家機關」。[11]為了統一技術政策，原先被撤銷的工業部被國家生產委員會取代，這些行業管理機構將科研、設計和規劃單位集中在自己手中，為隸屬於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企業提供服務。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與最初的改革設想背道而馳，國家經濟管理中以行業為中心的中央集權趨勢實際上占了上風。而地域管理體系的衰敗，則因蘇聯經濟中熟悉的行業化管理原則重新植入其中而加劇。與此同時，國家管理理論家們還以空洞的論調為其辯護，聲稱一種「新的管理風格」正在形成，能夠有機地結合中央集權與分權的元素[4]：
生產與地域原則的互動進入了新階段……取而代之的，不再是由單一機構全面負責整個行業的所有管理職能，而是在同一行業內部形成一個由多個機構組成的體系。而且這並不是各機構之間的機械分工，而是通過地域因素（如國民經濟委員會）來集中地方的全面經營管理權力，同時通過職能—行業因素（如國家委員會等）來加強中央在計劃、技術指導等方面的職能，以保證各個行業發展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其結果是，在國民經濟的計劃與管理中，地域與行業兩個「切面」的結合變得更加有機。
經濟管理機構的改革同時伴隨着蘇聯行政區劃的調整，以及地方黨政機關工作的重組。1962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將黨的機構分為工業系統和農業系統兩類。人們設想，這種分工能夠在經濟改革所形成的地域工業管理體系下，更好地加強黨對企業活動的領導。但這一改革的結果，是全國每一個行政區的地方黨政機關數量翻了一倍：一部分負責工業事務，另一部分負責農業事務。同時，黨的機關在經濟管理體系中的干預，使得蘇維埃政權機關事實上被黨的機關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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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在地域管理體系中引入行業協調和中央集權因素的改革，並未能化解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蘇聯縱向的行業化生產組織，這一模式深植於幾十年間形成的高度集中化行業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則是1957年改革中推行的按地域、跨行業的生產管理嘗試。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套管理體制已從地域型演變為地域-行業混合型，反而加劇了其低效和失靈。國民經濟委員會無法解決蘇聯經濟問題的無力性已經顯而易見。
1964年10月14日，這場改革的主要倡導者和支持者赫魯曉夫以「健康原因」為由，被解除黨和政府領導職務。[12]一年後，即1965年9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會上指出：「按地域原則管理工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經濟地區範圍內跨行業專業化與合作的可能性，但也抑制了行業專業化的發展，削弱了不同經濟區企業之間的生產聯繫，使科學與生產脫節，並造成了工業管理的分散化和多層級化。」全會決定，有必要回歸到按行業原則管理工業。[13]會後通過的決議書以黨政文件慣常的頌揚口吻寫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人民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並羅列了1960年至1965年間所獲得的顯著經濟成果；同時簡要提及工業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得出結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改善工業管理。」[2]幾天後，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相關法律，正式廢除國民經濟委員會體系，恢復通過行業部來進行的管理體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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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原因
通過國民經濟委員會來實行分權化管理的嘗試最終未能成功，原因有多方面。最主要的一點在於，儘管對既有的中央集權管理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結構性調整，但這場改革觸及的只是體制的外在形式，而非實質。經濟管理體系的本質依然是行政命令體制：產品的產量、價格和開支等問題，仍然由政府或國民經濟委員會來決定，而不是由市場需求關係（即供求關係）來調節。同時，國家經濟發展的責任從中央機關轉移到了地方政權和管理機構。在高度集中化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缺乏市場機制和激勵手段，這場改革很快導致蘇聯經濟的解體。其根基本來是嚴格的縱向生產組織體系，把科研、職業培訓、計劃、生產和產品分配緊密地整合在一起。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維克托·格里申後來指出，這場改革的結果是破壞了幾十年間形成的生產性、行業性以及跨行業的聯繫，由此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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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总结
视角
1957年的改革並未取得預期效果，最終以恢復工業集中管理體制而告終。改革同樣未能解決國家黃金儲備消耗不斷增加的問題。1953年至1965年間，蘇聯政府通過莫斯科人民銀行拋售了三千多噸黃金。1953年為從國外購買糧食而動用了250至300噸黃金，而到改革全面展開的1963—1964年，黃金出售量已達到1244噸。1961年實施的貨幣改革導致盧布貶值。自1962年起，各地開始出現工業品和食品供應短缺的情況。[16]
肉類、肉製品和黃油零售價的上漲，再加上勞動條件的惡化，引發了工人在克拉斯諾達爾、里加、基輔、車里雅賓斯克、列寧格勒、鄂木斯克、克麥羅沃、頓涅茨克、阿爾捷米耶夫斯克、克拉馬托爾斯克等地的一波罷工與抗議。[17]1962年在對新切爾卡斯克工人罷工的鎮壓中，軍警使用了槍支，最終導致罷工者被逮捕並遭到刑事追訴。
工業和農業的增長速度持續下降。農業增速下降尤為明顯，原計劃到1965年增長70%，但實際增長僅為15%。處女地運動曾使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成為小麥出口國。然而，由於南部地區遭受乾旱、沙塵暴，以及部分土地因使用不當而未能發揮應有效益，導致處女地產量出現災難性下降。此後，蘇聯領導層歷史上首次決定從國外大量進口糧食。[18]1963年進口小麥1210萬噸，1964年進口大米5萬噸，1965年進口大豆9萬噸，國家為此支出超過10億美元。[19]總體來看，民用消費品的短缺問題及質量問題仍未得到解決。1962年，僅有5.3%的蘇聯家庭擁有冰箱（相比之下，美國為98.3%）。[20]
改革的積極成果表現在相較於經濟發達國家而言相當可觀的經濟量化指標上。具體而言，到1965年，蘇聯國民收入較1958年增長了53%，生產性資金增加了91%，工業產品產量增長了84%。居民實際收入增長了三分之一，集體農莊職工也開始領取工資和養老金。通過使用工廠預製的大型板材建造住宅，住房存量增加了40%。1950年至1964年間，住宅面積擴大了2.3倍。[5]俄羅斯歷史學家V·A·克拉西利什科夫對那一時期的經濟成就作出如下評價：[22]
赫魯曉夫十年是20世紀俄羅斯/蘇聯歷史上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時期之一。在整個18至20世紀間，俄羅斯/蘇聯與西方的差距從未像這幾年那樣小。
在經濟的地域管理實踐中積累的經驗被用於完善和發展「區域生產綜合體」理論，其基礎由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科洛索夫斯基奠定。在改革實施過程中，蘇聯經濟及其計劃管理方法的系統性缺陷顯露無疑，這些缺陷制約了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一情況促發了1962—1964年的全蘇經濟討論，並最終在1965年催生了柯西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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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 反黨集團
- 1961年蘇聯貨幣改革
- 蘇聯行政區劃改革 (1962—1963年)
- 1965年蘇聯經濟改革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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