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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蘇聯物價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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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關於提高對大牲畜、豬、羊、家禽、黃油和奶油的收購(交售)價格,以及提高肉類、肉製品和黃油的零售價格的決議》,致使蘇聯的物價迅速上漲。該決議於1962年6月1日在蘇聯所有中央級報紙上公布。此舉在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引發了大規模抗議,其中最為悲慘的一起,是1962年6月2日在新切爾卡斯克發生的對示威人群的槍擊事件——這是根據當時國家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親自下達的命令,對所謂「反蘇騷亂」進行強力鎮壓所致。

背景

二戰結束後,蘇聯早在1947年12月就取消了配給票制度,成為歐洲戰勝國中最早採取這一措施的國家(英國直到1954年才取消配給票[1])。[2]此後,開始對原本享受補貼的配給價格與自由貿易中的商業價格進行統一,並在這一過程中逐年下調價格。[2]其結果是,在1953年那次降價之前,日用消費品的價格就已較1947年底的水平下降了一半以上。一方面,這消除了投機倒把的基礎;另一方面,則通過提高工資、縮小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人員之間,以及國民經濟中基礎部門與輔助部門之間的不平等,形成了促進生產的物質激勵。同時,還同步推進了批發收購價格改革,並逐步取消對某些商品生產環節的國家補貼。[2]

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寫道:商品生產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象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因此,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是存在並發揮作用的」。[3]這一觀點顯然同列寧的論斷相矛盾,後者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將轉變為「不是通過市場、而是直接進入社會消費的產品」。[4]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則指出:「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5]

關於因轉入建設共產主義階段而有必要修訂黨的綱領的決定,是在1952年10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作出的。大會決議中明確指出,在修訂綱領時,應以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基本論斷作為指導原則。[6]

儘管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進行了批判,但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通過的蘇共第三個綱領中仍然宣稱:「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必須按照社會主義時期所固有的新內容,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在這一過程中,諸如經濟核算、貨幣、價格、成本、利潤、貿易、信貸、財政等經濟發展工具,都發揮着重要作用。」[7]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62年隨着經營管理體系轉向以利潤等價值指標為核心,出現了物價上漲。

由於赫魯曉夫在農村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取締集體農莊社員的個人副業經濟,導致牲畜存欄量大幅下降,個人副業中的牛奶和肉類產量減少約20%;將8420個集體農莊改制為國營農場;以及大規模開墾處女地等),食品生產逐漸跟不上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需求。[8]1953年至1959年間,國家對大牲畜和生豬的收購價格先後上調了12次,但也僅僅是接近其生產成本。[9]到1962年初,全國已出現麵包、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牛奶等主要食品的短缺俄語Товарный дефицит в СССР,在部分地區甚至對大多數食品重新實行配給票制度。為緩和消費品市場的失衡並提高農業生產的盈利水平,赫魯曉夫領導層不得不提高食品價格。[8]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在1953年至1961年期間的資本主義世界中,87個國家裡有18個國家的食品消費價格上漲了26%至50%,32個國家的漲幅為11%至25%,19個國家的漲幅超過50%,只有18個國家的漲幅低於10%。[9]在1959/1960年度,與1952/1953至1956/1957這五年加權平均水平相比,食品總產量在西歐增長了20%,南歐增長18%,蘇聯和東歐增長34%,美國增長11%,加拿大增長5%。同期,人均食品產量在西歐增長9%,南歐增長18%,蘇聯和東歐增長24%,美國僅增長1%,而加拿大則下降了12%。[9]

在這一時期,蘇聯人均對某些食品的消費水平與其他歐洲國家大體相當,甚至在肉類、牛奶、蔬菜等關係民生的重要食品上還超過了它們。

更多信息 國家, 穀物和麵包 ...
  1. 按蛋白質折算(千克)
  2. 數據為1959/1960年
  3. 指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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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購價格

1962年5月17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關於提高對大牲畜、豬、羊、家禽、黃油和奶油的收購(交售)價格,以及提高肉類、肉製品和黃油的零售價格的決議》。該決議規定,自1962年6月1日起,提高對集體農莊的收購價格,其中:

  • 對牲畜和家禽的收購價提高35%;
  • 對動物性黃油的收購價提高10%,對奶油的收購價提高5%。

與此同時,國營農場的肉類收購價格則下調了10%。[10]

1962年6月1日,《關於提高對大牲畜、豬、羊、家禽、黃油和奶油的收購(交售)價格,以及提高肉類、肉製品和黃油的零售價格的決議》在中央報紙上公布。該決議規定,肉類和肉製品價格平均上漲30%(牛肉平均上漲31%,羊肉上漲34%,豬肉上漲19%),香腸製品上漲31%,黃油上漲25%。[10]

赫魯曉夫在公開演講中將這一決策解釋為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措施:「大家必須正確理解,如果今天不採取提高肉類收購價格的措施,明天就會出現肉類短缺的情況,人們會排長隊買肉。」然而,從1960年代初起,肉類在自由市場上本就難以買到,儘管可以在集體農莊市場購買,但價格更高。隨着國家價格從6月1日起上調,市場價格也隨之上漲,使得相當一部分人根本買不起肉。新切爾卡斯克居民B·斯捷潘諾夫回憶道:「如果回想兩年前,食品店的貨架上幾乎什麼都有,完全滿足了普通俄羅斯人的需求,而且人們已經習慣了每年3月10日全國範圍內的價格下降(通常是10%到20%),那麼這種突然出現、沒有明顯原因的供應惡化,自然讓所有人震驚,並引發最不愉快的情緒。」[11]

價格上漲伴隨着貿易人員的慣常操作——他們在價格調整前隱匿商品,甚至在5月31日就賣給「特定人群」。為此,成千上萬的黨務宣傳員被派去向群眾進行解釋工作。人們提出了各種問題,比如隨着食品價格上漲,幼兒園和托兒所、療養院俄語Дом отдыха少先隊夏令營俄語Пионерский лагерь的費用是否也會增加。有人建議「乾脆提高伏特加、煙草、汽車、地毯的價格……」,或者發行貸款以支持農業。[12]

1962年6月1日決議公布後,全國許多企業和大城市爆發了小規模自發集會,人數多達數十人。[11]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頓涅茨克里加出現了呼籲推翻「反人民蘇維埃政權」的傳單。但除了前頓河州首府新切爾卡斯克,這些抗議並未發展成騷亂或叛亂。[8]

民眾的憤怒不僅因為這是15年來價格首次上漲(此前價格一直穩步下降),而且還發生在蘇共二十二大剛剛提出建設共產主義路線之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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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新切爾卡斯克事件及7月大城市抗議發生後,1962年通過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俄語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 1960 года第70條,規定對反蘇宣傳和煽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蘇共中央1962年7月致蘇聯國家安全機關領導和業務人員的指導信中要求「採取措施,堅決加強對境內反蘇分子敵對行動的偵查與制止的情報和行動工作」,這導致特務機構內部成立了新的管理部門,負責在大型和重點工業企業開展情報和行動工作,這些企業由此設立了所謂的「第一部門」。[12]

根據國家領導的指示,蘇聯中央統計局對1962年前九個月的5.1萬戶工人、集體農莊成員和職員家庭預算進行了抽樣調查,以了解民眾的實際生活狀況。調查顯示,各類工人、職員和技術管理人員家庭在食品上的支出占預算的56%—58%,國營農場工人家庭占44%,集體農莊家庭占40%。同時,整體來看,隨着各群體收入比1961年同期增長2%—13%,人們幾乎把獲得的全部收入(約98%)都花掉,也就是說基本是靠工資過日子。此期間食品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工業消費品支出的增長速度。[10]

歷史學家認為,提高價格的決定標誌着赫魯曉夫經濟政策的失敗,並預示了他最終被免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8][12]在討論這一事件時,許多人問——肉價什麼時候會再次下降,因為他們記得領導人曾承諾,這次漲價只是暫時的。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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