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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绪年间特大旱灾饥荒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丁戊奇荒,清朝光緒元年至四年(1875年-1878年)間特大旱災饑荒,主要在河南、山西、陝西、直隸、山東,尤以山西最嚴重,太原府100萬人死95萬人。[1]總死亡數通常表述為「950萬人-1300萬人」,是清朝人口的2%-3%。2,000餘萬災民逃荒或販賣到外地。[1]但這場大旱荒過後並未發生大規模暴動[2]。
丁戊奇荒又稱「光緒大祿」[3],尤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為最烈,因此史稱「丁戊奇荒」[4]。英國愛丁堡大學史學研究專家安德魯·凱瑟(Andrew T. Kaiser)認為此次饑荒持續時間為1876年-1879年,並稱之為「1877-1878年大饑荒」[5]。
有理論懷疑這場旱災是厄爾尼諾-南方振盪現象造成的[6],但也有反證認為很多更嚴重厄爾尼諾時期卻沒有類似情況,學術界尚有爭議。譬如,美國史學家、學者邁克·戴維斯認為丁戊奇荒超出了中國的範圍,是當時一場全球性「厄爾尼諾饑荒」的一個組成部分[7]。
濫種罌粟造成糧食減少,也是導致這次災荒奇重的社會原因之一。全國大量土地被用來種植鴉片,直接導致糧食播種面積減小,糧食減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饑荒[8]
賣妻鬻子,尤以婦女人口販賣為多。從山西、河南荒區向東和向南分別經歸德(今商丘)、周家口、光州(今潢川)等至徐州、安徽、湖北的中上,「販子驅婦女南下者,百十成群」,有時竟以千計。[13]
1877年,慈禧太后命袁保恆前往河南賑災,袁世凱一同前往河南協助賑災,途中袁保恆問逃荒災民要逃往何方,災民茫然不知。
其時英屬香港華人士紳、社會賢達亦在香港及南洋籌得十六萬元(折合約庫平銀11萬兩)巨款賑災,港人善舉獲清庭高度嘉許。1879年清德宗御賜「神威普佑」牌匾予香港東華醫院[14][15],該牌匾一直懸掛在東華醫院大堂,1983年醫院重修,改掛上環文武廟至今。
袁子鵬、嚴保之等清廷官員更稱「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16]。
光緒《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記》,「此誠我朝二百三十餘年來未見之慘淒,未聞之悲痛也」。[17]
袁保恆奏議中稱,河南「成災七十二處(縣)之多,通省核計,已十分之七。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飢,踉蹌載道」。[18]
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丁戊奇荒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19]。「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20]。
1882年7月,時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上書光緒皇帝《禁種罌粟片》,他認爲丁戊奇荒實因爲華北多地廣種罌粟所致,[21]他在分析重災區山西的情況時說,「晉民好種罌粟,最盛者二十餘廳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儲粟,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22]。
《紐約時報》對丁戊奇荒的最早報道是在1876年6月27日,[23]隨後做了進一步報道。它對這場災荒報道最密集的時段是在1878年,它將這場災荒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中國基礎交通設施的落後,並對清政府的賑災措施給予了肯定。《時報》的觀點與中國大陸學界主流觀點——清政府腐敗無能、賑災不力是造成 「丁戊奇荒」傷亡慘重的主要原因大相逕庭。1878年7月10日,時報稱,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於外國人在賑濟災民方面所做的努力也給與了「廣泛和出乎意料的感謝」。[24]
《聖保羅先鋒報》1878年1月26日載,「這場饑荒,已在中國北方省份持續了三年,現在似乎到達它的頂峰……我們的消息不是來自中國人,而是來自在當地的外國人,或者在那些省份傳教或者被派去賑災……」,「這一地區(山西、陝西、河南和山東)有九百萬人口目前處於飢餓中」。[25]
《申報》1877年12月7日載:「今歲豫省之災,亦不減於山右,……災黎數百萬,幾有易子析骸之慘」。(「山右」指稱山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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