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中國作家、翻譯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號怒庵,江蘇南匯(現上海市浦東新區)人,中國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他翻譯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時受紅衛兵迫害,於家中自縊而死。
傅雷一生嫉惡如仇,其翻譯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會弊病、描述人物奮鬥抗爭為主,比如《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約翰·克里斯朵夫》等。傅雷對其子家教極嚴,而又父愛至深,其家書後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書》,至今影響深遠、廣為流傳。傅雷有兩子傅聰、傅敏,傅聰為鋼琴家,傅敏為英語教師。
1908年4月7日,傅雷生於中國江蘇省南匯縣傅家宅(今上海市浦東新區航頭鎮王樓村五組)。1912年時其父傅鵬飛因冤獄病故,由母親撫養成人,居住周浦鎮東大街。1920年(12歲)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次年考入天主教教會在徐家匯開辦的徐匯公學,1924年因批評宗教而遭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今南車站路353號)。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1926年,參加反學閥運動。秋後考入上海持志大學讀一年級(校址在今大連西路550號上海外國語大學)。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
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現南京藝術學院),校址位於上海法租界菜市路(順昌路560號),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宿舍位於南昌路136弄39號。次年與龐薰琹和倪貽德結成「決瀾社」。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留在上海,此後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曾發表親美言論。抗戰期間,他也曾應滕固之邀在遷往昆明的國立藝專短期任教,後離職。吳冠中對此有一番解釋:「這時候,滕固校長宣佈,請來了傅雷先生當教務長,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因為都對傅雷很崇敬。傅雷先生從上海轉道香港來到昆明,實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決心來辦好惟一的國立高等藝術學府的吧!他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對教師要甄別,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對學生要重新考試編級。當時教師多,學生雜,從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戰時收容所。但滕校長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張,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師生中公開在傳告傅雷離校的這一原因,我當時是學生,不能斷言情況是否完全確切,但傅雷先生確實並未上任視事便回去了,大家覺得非常惋惜。」(吳冠中《烽火藝程·出了象牙之塔》)
鄭重《林風眠傳》中則記載:「此時教務主任空缺,滕固聘傅雷為教務主任。傅雷不受學生歡迎,加之與滕固的意見不合,到任月余就辭職離校了。」
朱德群說:「滕固請了翻譯法國文學的大翻譯家傅雷當教務主任。我們都很愛讀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對他本有崇敬之情,可是他在一次講話中把他的好友劉海粟說成是大師,我們當時認為劉是『海派』,專業水準不高,根本稱不上大師,就對傅雷心生反感了。」
後來,錢鍾書曾邀請他去清華大學任教,傅雷表示,願在清華教美術史,不願在清華教法語,清華沒有美術史教席,故未成。1949年之後,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及書記處書記等職。傅雷學養精深,對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
反右運動期間,在1958年上海的「反右補課」中,上海市作家協會將傅雷劃為「右派分子」。上海市長柯慶施執意要劃傅雷為右派,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則認為傅雷屬於「可劃可不劃」的範圍,恰逢周揚赴上海聽取意見,柯慶施同意了周而復、周揚的意見,事後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派柯靈通知傅雷該消息。但正當傅雷做了檢討,準備放下包袱時,柯慶施卻變卦拍板把傅雷定為「右派」[1]。1958年12月,在波蘭留學的傅雷長子傅聰離開波蘭,沒有回到中國大陸,而是移居英國倫敦,當時中國大陸視之爲叛逃[2]。此後,傅雷閉門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北京「紅八月」影響,紅色恐怖蔓延至上海,引發上海「紅八月」[3],8月底傅雷遭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搜出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中正舊畫報)[4][5][6]。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傅雷享年58歲[7][8],而服毒自殺之說實為保姆誤傳。傅聰收到父親的最後贈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9]
其死後骨灰一度不敢寫真名[4],原安葬於永安公墓,後歸併到萬國公墓,之後由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破壞後遺失。幸有一陌生女子原為傅雷作品的愛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倖免遭毀[10]。該女子名為江小燕,後在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工作,1994年退休[11]。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辦傅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致悼詞,宣佈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錯誤,應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及夫人朱梅馥骨灰由龍華烈士陵園遷葬於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的如茵園內。墓碑上題有傅雷名言:「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雷夫婦的故居位於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又稱疾風迅雨樓,為英國鄉村式建築,假三層樓聯體別墅。1949年至1966年9月3日間,傅雷夫婦一家在此定居。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在住所雙雙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8]。
傅雷遺書[12]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裏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掛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 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聰是傅雷的長子,也是鋼琴家,傅雷是個身教言教並重的權威式家長,與當時頗算開明的家長教育格格不入,傅雷甚至會對傅聰施以暴力教育,讓傅聰在兒時和求學時苦不堪言,身上經常帶着不只一處二處的傷痕去學校上課。據傅聰的回憶,在傅聰約十歲時,當時他已正式學琴約三年。傅聰在傅宅樓下琴房練琴,傅雷在樓上翻譯《高老頭》,只要沒聽見琴聲,或是琴聲錯誤,傅雷馬上下樓痛揍傅聰,甚至把傅聰的頭抓向牆壁撞。長大以後,傅聰去歐洲留學,收到父親傅雷親筆寫的家書,傅雷在家書中對傅聰幼時的暴力教育感到後悔,希望兒子能原諒他。傅聰其實心裏深深明白當時的暴力教育只是為了要磨礪他,所以原諒了父親傅雷,父子和好如初。[來源請求]
傅雷的譯作多為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名著。15卷《傅雷譯文集》,共五百多萬字,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還是傑出的美術批評家[13]。24歲的他就譯出了《羅丹藝術論》這樣不朽的名著。26歲的傅雷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課時,寫出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文章不僅分析了繪畫、雕塑名作,更觸及了哲學、文學、音樂、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等等,足見其知識之淵博,多藝兼通。在《貝多芬傳》裏,傅雷以音樂鑑賞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筆與貝多芬心靈相通,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彼此呼應」[14]。其翻譯的作品強調「神似」,即「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5],認為「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並要求文字「譯文必須為純粹的中文,無生硬拗口的毛病」[16]。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very time you click a link to Wikipedia, Wiktionary or Wikiquote in your browser's search results, it will show the modern Wikiwand interface.
Wikiwand extension is a five stars, simple, with minimum permission required to keep your browsing private, safe and transpa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