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安仁（?—?），或稱劉安[1]，唐朝末年時人，原籍蔡州上蔡（今河南省）人，後人劉巖為五代十國南漢開國之君。
《舊五代史》稱劉安仁任潮州長史，所以遷居嶺南。《新五代史》稱劉安仁遷居福建，以經商為生，常到南海做生意，所以改居嶺南。曾孫女劉華墓誌[1]，則表述其家族出於東晉時南渡的彭城劉氏。同時，劉安生前為平民，大中、咸通之際，有恩命而受到朝廷的褒贈。其子劉謙，其孫劉隱、劉巖。917年，劉巖稱帝，國號漢，史稱為南漢。追尊劉安仁為文帝，廟號太祖。
藤田豐八在1935年認為他是大食（阿拉伯帝國）商人後裔，從西亞到福建泉州，謊稱河南上蔡籍，而唐宋蕃客中劉姓多為伊斯蘭的穆斯林。[2]藤田氏此說遭桑原隲藏質疑。桑原認為，關於宋元祐間廣州蕃坊娶宗女的劉姓人為阿拉伯人的說法，不能用以證明南漢劉氏是阿拉伯人的後裔，相反，宋元祐間廣州蕃客的劉姓，可能是南漢所賜。[3]陳寅恪在1939年撰文《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考證，「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父子俱以儒學進仕至中書舍人禮部尚書，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貫紛歧，而俱賈胡（註：通商的胡人）僑寄之地三端，推證之如此。」[4]，然而據現代考證發現藤田豐八與陳寅恪的說法並不合理，指出劉安仁家族是來自淮北地區的漢族人[5]。
《唐故燕國明惠夫人彭城劉氏墓誌》夫人諱華，字德秀，其先世居彭城。洎乎晉祚中興，百官南渡，遂波流一派，而家於五羊，今為封州賀水人也......曾祖諱安，其始則荷巾蕙帶，揖讓三徵；其終則鶴侶鴻儔，優遊萬壑。大中、咸通之際，繼有恩命而褒贈焉......
藤田豐八. 南汉刘氏祖先考.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 商務印書館. 1935: 137–150.
桑原隲藏著、陳裕青譯：《蒲壽庚考》，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八年，第76-77頁。該文載「余謂唐代每以國姓賜外國人，此劉姓回民，或南漢劉氏賜與廣州蕃客者，因為得姓之源歟？」 陳寅恪，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39年，史語所出版。該文結集於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再版）。該文提及：「近年桑原隲藏教授《蒲壽庚事跡考》及藤田豐八教授《南漢劉氏祖先考》（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州可談》貳所載北宋元祐間廣州番坊劉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證伊斯蘭教徒多姓劉者，其說誠是。但藤田氏以劉為伊斯蘭教徒習用名字之音譯，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廣州通商回教徒之劉氏實南漢之賜姓，今若以復愚之例觀之，其說亦非是。鄙見劉與李俱漢唐兩朝之國姓，外國人之改華姓者，往往喜採用之，復愚及其它伊斯蘭教徒之多以劉為姓者，殆以此故歟? 關於復愚氏族疑非出自華夏一問題，尚可從其文章體制及論說主張諸方面推測，但以此類事證多不甚適切，故悉不置論，謹就其以劉為氏，而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父子俱以儒學進仕至中書舍人禮部尚書，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貫紛歧，而俱賈胡（註：通商的胡人）僑寄之地三端，推證之如此。」 王承文《再論南漢王室的族屬和來源》「由於史書對劉氏發源地有上蔡和彭城兩種記載，所以藤田豐八稱「所謂劉氏之祖先，家居上蔡或彭城，似有疑義，必為附會劉姓，以致錯誤」，並進而判定「南漢之祖仁安為居留唐時福建之大食人」；河原正博亦將其作為判定南漢劉氏為嶺南俚獠蠻酋首領的理由之一。然而以上兩種觀點均在某種意義上混淆了唐人郡望和籍貫的差別。岑仲勉先生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貫，是一非二。歷世稍遠，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饑饉之驅迫，疾疫之蔓延，亂離之遷徙，遊宦之僑寄，基於種種情狀，遂不能不各隨其便，散之四方，而望與貫漸分，然人仍多自稱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從出也。…… 此風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猶河北，或世居東魯而人曰隴西，於後世極糅錯之奇，在當時本通行之習。後儒讀史，代易境遷，昧望、貫之兩通，惟辯爭其一是。雖曰學貴多疑，要未免徒勞筆墨矣！』因此，作為南漢劉氏發源地的彭城與上蔡，主要是郡望與籍貫的差別。二者並不矛盾。史書記載南漢王室世系，一般都只能上溯至劉謙之父劉安仁，再往上就模糊不清了。這一點也是藤田豐八和河原正博否定南漢劉氏為北方家族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緣於南漢劉氏在劉安仁之前，很可能本來就無特別顯赫的家世；另一方面則與唐代社會的深刻變化有關。特別是從安史之亂直至唐末五代長期的戰亂，中原北方家族大量向各地遷徙逃亡，造成很多家族世系中斷，也加速了譜諜之學的衰落。北宋初年柳開評論北方家譜稱：『唐季盜覆兩京，衣冠譜牒燼滅，迄今不復舊物。』李燾亦稱：『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總之，晚唐河洛一帶因長期戰亂導致很多家族譜牒散失無存，應屬於非常普遍的情況。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量北方家族為逃避戰亂，向長江以南包括嶺南和福建等地大舉遷徙，而南漢劉氏家族應屬於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