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俄語：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或譯大整肅），或稱肅反運動[10][11]、大恐怖（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葉若夫時期[12]（Ежовщина），是指在1930年代，蘇聯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史太林執政下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主要目的為鞏固史太林的個人權勢，同時消除列夫·托洛茨基及其他史太林黨內政治對手的影響力。大清洗始於1936年8月，終於1938年3月[13]。
| 大清洗 | |
|---|---|
| 布爾什維克黨內清洗的一部分 | |
 | |
| 原文名 | 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 |
| 位置 |  蘇聯 |
| 日期 | 1936–1938年 |
| 目標 | 政敵、托洛茨基主義者、蘇聯紅軍高層、富農、少數族裔、宗教活動家及宗教領袖 |
| 類型 | |
| 死亡 | 70萬[1][2]至120萬[3] （較高的估計中與古拉格系統的死難者有重複計算的部分[3]） 681692人（內務人民委員部1953年釋出的數據，僅含1937–1938年[4][5]） |
| 主謀 | 約瑟夫·史太林、內務人民委員部（亨里希·雅戈達、尼古拉·葉若夫、拉夫連季·貝利亞、伊凡·謝羅夫及其他內務部領導）、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安德烈·維辛斯基、拉扎爾·卡岡諾維奇、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羅拔·埃赫等 |
| 動機 | 消滅政敵[6]、鞏固權力[7]、懼怕反革命[8]、懼怕黨內遭到滲透[9] |
弗拉基米爾·列寧於1924年去世，隨後蘇聯共產黨內逐步形成了權力真空。列寧政府中任職的不少人想要繼承他的政治遺產。蘇共總書記約瑟夫·史太林在爭奪政治遺產的鬥爭中獲勝，並最終於1928年完全掌控了蘇共[14]。最開始，史太林的領導地位被廣泛接受，一國社會主義也成為了當時黨內被銘記的政治政策。但是，自1930年代早期起，受集體化造成的災難及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限成果的影響，黨內官員對史太林領導地位的認同逐漸動搖，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史太林的政治對手也不斷試圖削弱史太林對黨的控制力。
1934年，時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遇刺。蘇聯內務部門對基洛夫的死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調查，最終找出了一個反對史太林的黨內政治網絡，其中包括史太林的幾個政治對手[15]。基洛夫遇刺案中被捕的許多人供認了他們有殺害史太林本人的計劃[16]。不過，史學家懷疑這些說法的準確性，但他們也同意基洛夫的死促成了大清洗的決定[17][18]。
到1936年，史太林[19]決定進行大清洗。大清洗總體上由蘇聯的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內務人民委員部開始先對中央領導層、老布爾什維克、政府官員及地區黨委進行清洗[20]，最終，清洗蔓延至蘇聯紅軍及其指揮層，並對軍隊造成了巨大影響[21][22]。三次莫斯科審判清洗了大部分老布爾什維克，消除了對史太林權威的挑戰[23]。隨着整肅範圍的逐漸擴大，懷疑他人是破壞分子、反革命的風氣逐漸影響平常人的生活。內務人民委員部亦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清洗，如伏爾加德意志人就被強制驅逐出境，並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大清洗過程中，內務人民委員部頻繁進行監禁、酷刑、刑訊逼供及草率處決，通過恐懼控制民眾[24]。
1938年3月，史太林宣佈內部敵人已被清除，大清洗基本結束。之後，史太林批評內務人民委員部進行大規模處決，並於隨後下令處決了在大清洗年代領導該機構的亨里希·雅戈達和尼古拉·葉若夫。儘管大清洗已經結束，但不信任的氣氛和對黨內廣泛的監視在之後的幾十年裏仍未消除。學者們估計約有70萬人死於大清洗[25][26]，而內務人民委員部在1953年12月11日給出的數據為1937年至1938年間有681692人被處死，總計1372382人因各類政治原因被捕[4][5]。「大清洗」一詞源自歷史學家羅拔·康奎斯特於1968年出版的《大恐怖》一書[27]，該書的書名本身就影射了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時期」。雖然蘇聯政府希望在大清洗中審判列夫·托洛茨基，但他早已於1929年流亡國外。列夫·托洛茨基隨後在1940年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暗殺[28][23]。
導言
在蘇聯，「鎮壓」一詞被蘇共總書記約瑟夫·史太林用來表示對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階級敵人的人的迫害。史學家們常常會爭論大清洗發生的根本原因，具體論述包括史太林的偏執、史太林想要清除異己或史太林想鞏固自己的權威。清洗始於蘇聯紅軍內部，隨後蔓延至社會的各個方面[29]。當時大多數的公眾注意力聚焦在對黨政軍高級幹部的清洗上，不過知識分子、農民（尤其是富農）和技術專家同樣是清洗的目標[30]。
少數族裔同樣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行動目標，他們被指控為受「第五縱隊」控制。波蘭裔的普通蘇聯公民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蘇聯官方給出的解釋是這些清洗行動是為消除波蘭軍事組織進行破壞和其他秘密活動的可能性。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1956年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以及史學家羅拔·康奎斯特的研究都指出，許多此類的指責，包括在莫斯科審判中提供的證據，是由刑訊逼供乃至酷刑得到的[31]，或者是從俄羅斯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刑法第58條（反革命罪行）的過分擴展的理解的基礎上得出的。這些審判也並非按照當時蘇聯法律條文執行，因為當時的合法法庭在這些審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的三人法庭代替[32]。
數十萬人死於大清洗，逾十萬人被槍斃，上百萬人被迫遷居。許多人被關押、拷打或者送入勞改營和古拉格。由於飢餓、疾病、惡劣的環境條件和沉重的勞動，許多人死在勞改營中。大清洗是在亨里希·雅戈達任內務人民委員時開始的，但是其頂峰則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間，當時的秘密警察首腦是尼古拉·葉若夫，這段時間有時也被稱為「葉若夫時期」。但是整個大清洗是以蘇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領導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發佈。
比如1937年政治局發佈命令對被告人施加「身體壓力」，這個命令在實踐中被理解為拷打和非法謀殺。大清洗結束時葉若夫被解除職務，以間諜罪（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和叛變罪行而受審、被判槍決。
背景
自1930年起，黨和警察官員一直擔心強制農民集體化所造成的社會動盪，由此產生的1932–1933年的大饑荒，以及數百萬農民不受控制地大規模遷移到城市將造成「社會混亂」。而歐洲的戰事讓蘇聯人感受到了威脅，並進一步加劇了史太林和一般蘇聯人對社會和政治上的可疑人士的不良看法，並認為他們會在入侵時起事資敵。納粹德國在這一時期散佈的指控無辜蘇聯公民的偽造文件和假消息進一步助長了這種猜疑[33]。史太林開始計劃預防性地消滅這些人，並認為他們是「破壞者、恐怖分子、間諜和第五縱隊」[34][35]。
起初，「清洗」一詞在蘇聯政治用語中意為被清除出黨，如1933年約40萬人被開除黨籍的情況。但是在1936年到1953年間，該名詞的意義有所變化，因為在這段時間裏，開除黨籍幾乎一定意味着被捕、關押，乃至處決。
蘇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希望消滅任何反對政府的專制統治的源泉。他們希望保證黨員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無疑地執行以史太林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不希望蘇聯共產黨是一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多元的革命黨派（實際上在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個官方的理由是消滅任何戰爭時期可能會出現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進行中立研究無法證明當時的確有這個危險。第五縱隊的理論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史太林權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親手簽署了多個槍決命令。此外共產黨還想藉此消滅「危害社會的分子」、富農、過去的反對黨成員（比如社會革命黨的黨員）以及過去的沙皇軍官。
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就始終使用一系列手段來鎮壓它認為對自己有威脅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會監視，有時這些鎮壓比較不明顯，有時則會達到一個頂峰，比如在紅色恐怖期間，或者對反對集體化的富農進行的鎮壓等等。大清洗與這些鎮壓不同的地方在於共產黨首次對自己內部進行大規模的鎮壓。但是實際上總的來說共產黨員和官員占被害者總數的小部分。黨內清洗與對整個社會的清洗是同時進行的。總的來說整個大清洗過程可以分以下三個階段：
-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1936年）
- 引入秘密警察三人審判團來加速「革命正義」（1937年）
- 引入刑法第58條第14款（反革命破壞）（1937年）
莫斯科審判
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在自己的辦公室中被一個名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尼古拉耶夫的失業者開槍打死。史太林對此大做文章，從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對部分原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三次公審。被告人被控與西方列強陰謀刺殺史太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解體蘇聯以及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全蘇聯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人民群眾經教育後得知，那些失勢的前反對派們是如此險惡，他們謀殺了基洛夫，還想謀殺總書記史太林，甚至全體政治局委員。
-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是1936年8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審判，其中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黨領導。所有16人被判死刑。
- 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是1937年1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被告17人中包括格奧爾基·列昂尼多維奇·皮達可夫、卡爾·拉狄克等。13人被判處死刑，其餘被關入勞改營，這些人很快死於營中。
-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是1938年3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團」，其中包括原共產國際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總理阿列克謝·李可夫、基斯頓·拉科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領雅戈達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均被判死刑。
- 此外於1937年6月還在一個軍事法庭上對一批蘇聯紅軍將軍進行了一次秘密審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
一些出席公審的西方觀察員說公審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責確鑿。他們的這個判斷基於被告人在法庭上，在顯然沒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藥物影響的狀態下，所做的供認。
比如一位英國律師寫道：「這些虛心的社會主義者又一次被懷疑和憤怒圍困」，但是「在戰場的煙霧滾過之後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
現在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的認罪是在對他們施加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後才獲得的。通過前秘密警察軍官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和其他人的敘述，得知認罪的手段：反覆毆打、拷打、讓被告人連續數日站立、不准睡覺、威脅關押和殺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員。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兒子被捕並被控恐怖主義。使用這樣的手段數月後被告人陷入絕望和精力耗竭。
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認罪」的條件是政治局保證他們和他們的親人不被槍決。但是他們並沒有獲得政治局的保證，相反地他們與史太林、伏羅希洛夫和耶卓夫單獨會晤。會上史太林給予他們這個保證。但是事後史太林不但沒有饒恕被告，而且將他們大多數親人逮捕甚至處以死刑。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屬不受害為「認罪」條件，這個條件得到部分實現：他的妻子被關入勞改營，但是倖存。
1937年5月在美國，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個「考察在莫斯科審判中針對托洛茨基的控告的委員會」，一般被稱為杜威委員會，來考察公審中被「證實的事實」。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雖然這個委員會明顯地要證明托洛茨基的無罪，但是它還是揭露了莫斯科審判中所「證實」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認說他於1935年12月飛往奧斯陸從托洛茨基「獲得進行恐怖活動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員會證明沒有這次飛行。另一位被告承認說他於1934年12月參加了一場謀殺，但是此時他已經被關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員會在其422頁厚的書《無罪》中發表了它的研究結果。它的結論是所有莫斯科審判中被判的人全部無罪。它總結說：「與外來跡象無關，委員會發現：
- 莫斯科審判在其施行中就是為了要使得不了解真相的民眾相信它確證了事實。
- 雖然一般認罪是最有力的證據，但是當事人承認了如此不可能的罪行，以至於委員會確信不論這些認罪是如何獲得的，它們不是事實。
- 托洛茨基從未指導任何在莫斯科審判中被告的人與外國勢力一起反對蘇聯，以及托洛茨基從未要求、計劃或試圖在蘇聯設立資本主義。」
委員會總結說：「我們因此認為莫斯科審判是在做秀。」
當時一些相信莫斯科審判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說法來解釋為什麼有些認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實。比如這些打算挖蘇聯及其政府的牆腳的人承認可懷疑的事件來讓人懷疑他們的審判的正確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員，他自己簽署了死刑執行命令，因此他的解釋本身就很可疑。
軍隊內的肅清
紅軍內的清洗是由通過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傳遞的納粹假造的文件（蓋世太保首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偽造的）引起的。這些偽造的文件包括紅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德國最高指揮部成員的通信。紅軍中5位元帥中的3位、15位軍團司令中的13位、9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位軍長中的50位、186位師長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陸軍政治委員、28位軍政治委員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處以死刑。
一些觀察家認為這次清洗使得整個軍隊的組織被打散，軍中缺乏有經驗的指揮官，使得整個國家容易被入侵。阿道夫·希特拉和納粹德國因為了解到紅軍內部的虛弱而發動了侵蘇的巴巴羅薩作戰[來源請求]。
更廣泛的肅清
最後幾乎所有在1917年俄國革命和在列寧政府中起過重要角色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都被消滅。在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員中，除史太林本人外，另外五位中四人被處死，列夫·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後四處流亡，於1940年在墨西哥被蘇聯間諜謀殺。從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寧逝世期間被選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處死，米哈伊爾·湯斯基自殺，兩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寧）倖存。從1934年參加第17屆共產黨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這些人幾乎全部死於獄中。
當時對前黨領導人的審判和處死只不過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2000名作家、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被監禁，其中1500人在監獄和集中營中喪生。太陽黑子發展研究被判定為非馬克思主義後，27名天文學家於1936年至1938年間失蹤。早在1933年，氣象局就因未能預測到對農作物有害的天氣而遭到暴力清洗。然而，作家的傷亡人數尤其高，大量蘇聯作家遭到殘酷迫害和清洗，這段歷史時期被烏克蘭學者稱為「被處決的文藝復興」。
雖然富農「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1937年7月30日秘密警察發佈了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它反蘇聯分子的命令。這個命令後來成為一系列其它秘密警察針對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從1937年到1940年，出於對戰爭時期所謂的「最可能的敵人」以及周圍的想要瓦解蘇聯國家的「敵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五縱隊」的恐懼，秘密警察發動了一系列針對個別少數民族人的大規模行動。最早的是針對波蘭人的行動。許多這些行動是按照一個數量來完成的，上級軍官按照一定的統計數據下令當地的秘密警察關押和處決一定數量的「反革命分子」。少數民族幹部被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
命運最為悲慘的當屬北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印古什、車臣熱愛騎馬的北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利，於是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清洗，大清洗期間，被蘇聯政權視為「問題民族」的車臣人再次遭到鎮壓，其結果直接導致後來德國入侵時車臣人幾乎全體倒戈協助德軍。
大清洗的受害者包括了移民到蘇聯的美國人，他們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移民到蘇聯尋找工作。在大清洗最嚴重的時候，美國移民圍攻美國大使館，乞求得到美國護照，這樣他們就可以離開蘇聯。然而，他們被美國大使館的官員拒之門外，卻在潛伏在外面的行人路上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工逮捕。不少人隨後在布托沃射擊場被槍殺。[36]此外，141名芬蘭裔美國共產主義者在桑達爾莫赫被處決並埋葬。[37]127名芬蘭裔加拿大人也被槍殺並埋在那裏。
關押在古拉格的政治犯也被大量處決。內務人民委員部第00447號命令還將「集中營中最惡毒、最頑固的反蘇分子」都「歸入第一類」，即槍決。內務人民委員部第00447號命令下令對這支隊伍處決 10000人，但在秘密大規模行動過程中被槍殺的人數至少增加了三倍，其中大多數發生在1938年3月至4月。
1930年代後期，史太林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派遣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工，建立了蒙古版的三人法庭，處決了數以萬計被指控與「親日間諜團伙」有聯繫的人。佛教喇嘛佔受害者的大多數，有 18,000人在大清洗中喪生。其他受害者是貴族、政治和學術人物，以及一些普通工人和牧民。[38]最近在2003年發現了包含數百名被處決的佛教僧侶和平民的萬人坑。[39]
中華民國新疆省的親蘇領導人盛世才於1937年發起了自己的清洗，以配合史太林的大清洗。其間爆發新疆戰爭。[40]盛世才得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援助。盛世才和蘇聯人指控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大規模陰謀和摧毀蘇聯的「法西斯托派的陰謀」。蘇聯總領事加列金·阿普列索夫、馬虎山、馬紹武、馬木提·穆依提（別稱Mahmud Sijan）、新疆省反帝會官方領導人王壽成（Huang Han-chang）和和加尼牙孜等435人被指控參與陰謀。新疆實際上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41]
結束
1938年夏，史太林和他的周圍意識到大清洗過頭了。葉若夫被解除內務人民委員職務（一開始依然是水運人民委員），並以自己被清洗掉而告終。史太林的同鄉和新任者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繼任內務人民委員。1938年11月1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發表了《關於關押、檢舉審問和拷問的法令》，此後貝利亞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發佈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數內務人民委員部大規模活動，放棄了死刑的應用。這是這場大清洗的結束。
在史太林逝世前仍有大規模關押和流放的事件，而大清洗期間關押大批政治犯的古拉格系統直到1960年才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關閉。
西方的反應
雖然對前蘇聯領導人的審判原則上是公開的，但是事實上被關押和死刑不是公開的。只有在後來少數被關押在古拉格的倖存者逃到西方後人們才漸漸認識到這些事實。但是西方記者不但沒有能夠報道這場大清洗，而且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尤其在法國，有人甚至企圖置這些當事人的敘述於不可信。比如尚-保羅·薩特認為應該忽視這些集中營的事實來使得法國無產階級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還是證明這些當事人所報道的事件是真實的。
1968年前共產黨員、英國間諜和英國外交部信息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傳）的撰稿人羅拔·康奎斯特發表了他的書《大恐怖》。康奎斯特認為許多西方觀察家沒有能夠洞察整個公審中的作弊。他還闡明雖然當時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尊隨蘇聯共產黨的方針，但是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尤其是左翼的組織，在這場運動中是最持批評性觀點的。
雖然西方對公審主要持悲觀態度，雖然偶爾有對古拉格的報道，但是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依然持親蘇態度。直到1956年史太林的罪行已經在蘇聯共產黨內部公開後一些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產黨，但依然堅持共產主義。隨着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開始在西方共產黨人被迫害，一些人出於保護自己的目的脫離共產黨。而且史太林死後整個大清洗的現實和它的規模開始漸漸暴露。美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紙全幅刊登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1973年亞歷山大·索贊尼辛發表了《古拉格群島》。1980年代戈巴卓夫公開批判史太林的罪行。蘇聯解體後蘇聯的文獻得以被西方和俄羅斯學者研究。最後在始終比較親蘇的法國發表了《共產主義黑皮書》，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相比。雖然如此至今為止一直有人試圖減少大清洗所帶來的浩劫。
平反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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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史太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並開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但是赫魯曉夫的平反之路非常艱難，1964年赫魯曉夫的下台很快使平反工作處於半停滯狀態。大規模和全面平反直到1985年戈巴卓夫上台後才得以展開。
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秘密報告（一個月後這個報告被發表）。赫魯曉夫稱大清洗是史太林「濫用權力」，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在同一報告中赫魯曉夫承認許多受害者是無辜的，他們的認罪基於受拷打後獲得的假認罪。
早在1954年開始一些被害者已經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紅軍將軍於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許多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員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審判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歷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那些用謊言毒害人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俄羅斯時代，前蘇聯眾多秘密文件和檔案解密，大清洗運動中諸多不為人知和早先引起爭議的細節得以澄清。
1991年發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檔案：審問紀錄、被害者的書信、照片。這些文件仔細地顯示了這些作秀公審是如何產生的。
2008年適逢蘇聯大清洗70周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態的相關國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難受害者時說：
| “ | 我們所有人都應當記住這一歷史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為我們應該清楚，為了國家發展和進步，選擇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需要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非具有破壞性的.......這樣的悲劇曾在人類歷史上反覆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 ” |
但現代俄羅斯，對大清洗的評價正在出現變化，在2005年，列瓦達中心的民意調查中，40％的受訪者認為紅軍的領導層已經被史太林的清洗所摧毀。但在2021年，只有17％的受訪者認同同樣的說法。[42]
受害者數目
在準備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時一個特殊委員會下令內政部進行統計的數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檔案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史太林本人就簽署了681692人的處決[4]。被害人的總數至今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統計、以及按照對時間範圍的定義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強迫遷徙中死亡的人的定義的不同這些統計數據非常不一致。有人認為在此後數十年中約170萬人被關押，近70萬人被處死。但對這個數據繼續有爭議。克格勃的老紀錄現在逐漸被新的俄羅斯政府發表。
蘇聯調查委員會
史太林死後蘇聯至少設立過兩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莫斯科審判。第一個由有莫洛托夫等人組成的，其工作時間是1956年至1957年。由於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這個委員會的結論是針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錯誤的，雖然它承認莫斯科審判中的「證據」是通過謊言、誣衊和「人身影響措施」獲得的，但是它沒有平反莫斯科審判中的受害人。雖然對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顯錯誤，但是由於「他們多年來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期間的反蘇維埃首領」，因此他們不能被平反。
第二個委員會是由尼古拉·施萬尼克領導的，其工作期是從1961年到1963年，其結果綜合在兩份很厚的報告中。這兩份報告詳細地記錄了在針對布哈林等人的公審中的作弊。它的結論主要基於對前秘密警察成員和受害者的詢問和其它許多文件。委員會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達外所有在莫斯科審判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繼續仔細審理，而雅戈達本人是一個在公審中假造證據的罪犯。委員會總結道：
- 「史太林對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運動犯下了巨大罪行……莫洛托夫等人與史太林一起對濫用法律和上千完全無辜的人的死負有責任……」
但此後不久赫魯曉夫就下台了，「解凍」時期結束，三次公審的大多數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巴卓夫時期才被完全平反。
懷疑和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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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稱為史太林主義者的作家堅持大清洗的範圍被誇張，而且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大清洗是一個必要措施。他們稱今天的主流觀點主要是史太林後的蘇聯政策與西方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所製造的。前者，尤其是赫魯曉夫的動機在於削弱蘇聯國內的政治敵人，而後者的目的則是削弱整個蘇聯。
與此不同的是一些嚴格的新的學術研究似乎說明過去的一些估計數字（死亡人數、古拉格的統計）可能的確誇張了。由於目前的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領導的俄羅斯對過去的蘇聯檔案的接觸提高限制，有許多文件依然無法被研究。
大清洗在蘇聯官方歷史上被稱為「肅反」，官方說法稱肅反擴大化，肅反是對的，只是在操作時，範圍上失控了。
在現代，那些搞鎮壓紀念的非政府組織紀念館已經被貼上了「外國代理人」的標籤。[42]
參見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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