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
2014年台灣社會運動 / 維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太陽花學運,又被稱作318運動、佔領國會事件,是指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間,由台灣的大學學生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社會運動。這次運動由抗議學生主導,佔領位在台北市的立法院,還曾一度嘗試佔領鄰近立法院的行政院。該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在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遭強行通過審查,而該協議被反對者視為將損害自身經濟,並且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影響力。其他參與運動理由還包括要求民主程序、反對自由貿易等。
太陽花學運 | |||
---|---|---|---|
太陽花學運中的各個景象。 | |||
日期 | 2014年3月18日—2014年4月10日(23日) | ||
地點 | 25°2′39.8832″N 121°31′10.02″E | ||
起因 |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送交院會存查、中國因素引發擔憂、經濟結構造成世代差異 | ||
目標 |
| ||
方法 | 佔領、包圍、靜坐、抗議、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網絡行動主義、公民不服從、學生運動 | ||
結果 |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遭無限期推遲 | ||
衝突方 | |||
領導人物 | |||
傷亡 | |||
逮捕 | 佔領立法院行動逮捕6人[1] 佔領行政院行動逮捕61人[2] | ||
刑事控告 | 煽惑他人犯罪、妨害公務等罪[3] | ||
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等22人二審無罪確定[4],其餘告訴乃論罪部分民進黨政府撤回告訴。[5] |
在3月17日的立法院聯席會議上,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宣佈《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審查超過90天,依法視為已經審查,強送交立法院院會存查。此舉引發部分公眾的不滿。3月18日21時,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群眾、公民團體,突然佔領立法院議場,並用座椅封鎖門口。隨後在立法院議場內的成員建立行動決策核心,展開大量的組織分工合作,在立法院外則有大量支持者聲援。[6]
3月23日上午,時任總統馬英九針對學生運動發表談話。同日晚間,抗議群眾轉而試圖佔領行政院,隔日便遭警方強制驅離。在與總統府的會面破局後,學生在3月30日於凱達格蘭大道發起反服貿遊行,並有數十萬名民眾參與。但與此同時,反對學運佔據立法院、支持《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訴求之群眾與社會運動團體,則是發起返還國會運動。到了4月6日,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親自出面,代表國會提出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承諾。最終在4月10日,抗議學生與民眾退出議場,一共佔領議場585個小時。
太陽花學運是台灣從198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也是立法院首次遭到民眾佔領。在運動結束後,該運動仍然持續影響着台灣社會,包括推動台灣公民積極參與政治、國民黨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和2016年正副總統及立委選舉的落敗、以及「第三勢力」政黨的出現等。這次運動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政策,並啟發香港、日本等地的抗爭。
2020年4月28日,太陽花攻佔行政院案在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宣判,共17人有罪,其中魏揚等6人從原一審無罪改判有罪。魏揚被控煽惑他人犯罪,判刑4月。2021年1月18日,案經最高法院以公民有不服從的合法抵抗權撤銷該判決,發回更審[7]。10月8日,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以本案屬教唆或幫助範疇、非刑法煽惑罪,將其併入原案的侵入罪,並因行政院已撤告而判決公訴不受理,另外許順治、李冠伶兩人因佔領行政院事件被控損壞公物罪的部分,維持一審見解仍判許、李各4月徒刑,均得易科罰金12萬元;全案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不得上訴確定。[8][9]
廣泛來說,太陽花學運是指從2014年3月18日起,因為佔領立法院而爆發的政治運動[10],由學生和民間團體共同發起行動[11][12][13][14]。傳播媒體大多稱呼這次佔領立法院的行動為「太陽花學運」[15],抗議者還將向日葵視為「希望」的象徵[16][17],或者是代表需要陽光進入黑箱作業的運動精神[18][19]。不過「太陽花學運」這個名字是偶然的命名,「太陽花」是從英語單詞「Sunflower」借譯而成,通常會以「向日葵」來稱呼[18][20]。
最初在3月18日晚間,由於永和花店老闆林哲偉贈送向日葵到立法院議場,隨後佔領人士便不經意地把向日葵插在議場的講台上[21]。這被推測是基於過往「權力歸花兒」的口號想像,才會使用向日葵來表現出和平精神[22]。不過參與運動的成員在裝飾著向日葵的講台上發言的影像,在透過眾多傳播媒體流傳後,反而造成群眾送來更多的向日葵至立法院現場[23]。當中更有花店老闆自己準備1,000朵向日葵,分送給立法院議場內外的抗議學生與群眾打氣[24][25],傳播媒體因此逐漸以「太陽花學運」稱呼這次佔領行動[26]。
「太陽花學運」這個名稱的選擇,其實也借鑿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特別是過往學生運動的歷史[27][28]。實際上,太陽花學運經常被拿來和台灣歷史上的社會運動相互比較[29],特別是被視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回應,當時的野百合學運便成功促進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發展[30][31]。不過部份參與人士並不喜歡「太陽花學運」這個名稱的意涵,堅持稱呼這次佔領行動為「318佔領立法院行動」,而其他相關的名稱還有像是「318學運」、「佔領國會事件」[32]、「向日葵運動」、「318公民運動」等[33]。
在進入後冷戰的格局後,中共崛起、及世界體系轉型等問題影響,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三角關係產生變化[34]。而在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選舉中,馬英九成功當選第十二任中華民國總統[35]。隨後馬英九所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推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更深層次的經濟聯繫,但也觸動到敏感的政治問題[註 1][39][40]。2010年6月29日,海峽兩岸雙方代表在重慶市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41][42],且在同年8月17日三讀通過[35][43]。2013年6月21日,作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後續協議,海峽兩岸雙方代表在上海市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42][44][45][46][47]。
作為自由貿易協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開放雙方更自由地投資服務業[48]:中國方面開放金融、醫療等80種行業,台灣方面則開放交通、美容等64種行業[45][49][50]。但儘管《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強調經濟貿易的自由化,基於其實質上可能造成部分台灣中小企業的損害,以及雙方之間的政治問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起部分人士極大的擔憂[45][49],而出現強調法律程序的反服貿運動[51]。同年6月25日,在反對者密切關注下,執政的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等在野黨,在立法院朝野協商中達成結論,同意《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42][1][52]。
而除了經貿依賴結構所造引發的政治問題外,大部分太陽花學運的結構性深層原因,則可以追溯到中華民國過去不完整的民主轉型[53][54]。而在2013年發生九月政爭後,馬英九政府被指控藉由破壞台灣民主的方式,迫害其政治對手[55][56]。而有鑑於過往台灣威權統治的歷史,後來針對馬英九政府的一項主要的批評,就是指責其行為本質上是漠視民意、欺騙人民的獨裁政府[57][58]。而隨着中華民國總統成為《中華民國憲法》中的「例外狀態(英語:State of exception)」,以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顯現出正當性問題時,民主開放的公民社會也開始嘗試重塑憲法權威[59]。
許多團體和反對黨因為長期不滿馬英九和執政當局[39][60],發起各式的抗議活動[61],而太陽花學運便受到這些社會運動的發展影響[62][63]。絕大部分對於國民黨的不滿,可以追溯到過往國民黨與裙帶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上[64][65]。而隨着年輕世代的台灣人認同、以及台灣獨立運動支持度持續上升等,部分人因為認知到中國影響力及「被統一」的焦慮感開始出現[66]。部份年輕運動者因而更加重視台灣歷史脈絡,並致力於保護歷史遺址[67][68][69]。而由於許多社會公義、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等接連受到破壞,許多青年運動者開始幫助不同的弱勢族群[70][71]。
在這當中,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是太陽花學運的重要前身[註 2][74][76]。在2008年至2011年間,除了國光石化開發案發展為台灣民間社會的重大事件之一[註 3][77],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也成為台灣青少年與學生的「運動亞文化」[註 4][78]。在2012年爆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青年學生團體成為重要的參與者,並在運動過程中明確提出「中國因素」的概念[註 5][81][42][83]。而在2013年發生的苑裡反瘋車行動,是青年運動者返回故鄉、並關注在地議題的案例[註 6][84]。同年,洪仲丘事件引發的白衫軍運動,成為太陽花學運發生以前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註 7],並且成立重要的協調團體公民1985行動聯盟[88][86]。
而在太陽花學運中,有着長期歷史的台灣反核運動同樣具有重要的地位[89]。而部分青年運動者也開始呼籲修改《公民投票法》,來解決長期存在的政治問題[90]。太陽花學運還和全球化、自由貿易等經濟資本問題,以及其造成的國家與社群衝突有關,並成為一種生命政治的回應方式[91][92]。太陽花學運還受到從2011年起,在美國等地發起的群眾佔領運動(英語:Occupy movement)影響[93][94]。而在結構性經濟原因上,部份台灣年輕世代則因為缺乏經濟機會,轉而投入反對運動[95][96]。隨着年輕世代意識到自己身為往後台灣勞動力的角色,亦有越來越多人參與勞工運動[97]。而在這時期,批踢踢也已經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主要促成場所[98]。
2013年9月25日,各方同意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舉行16場公聽會,邀請學術界、非政府組織與受影響行業磋商[1][99]。國民黨自2013年7月31日起,至2013年10月3日召開8場公聽會 (詳參見立法院第八屆第三、第四會期公報),部分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和行業代表並未被邀請,或直到最後一刻才被通知此事[1][100]。在公聽會上,雖然學術界和行業代表亦有提出建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仍表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必須全部通過、且無法修改[1]。而在2014年2月11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在會議上達成數項合作協議,這也是65年來雙邊首次會晤[101][102]。
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在2014年底簽署另一份協議,後者要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盡早生效[49][103]。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亦多次表明有關《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看法,主張海峽兩岸經濟上的合作,將帶給台灣民眾實質的利益[104]。在3月中旬,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已經得知馬英九政府可能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正式生效,因此規劃「捍衛民主120小時」行動,號召在3月17日至立法院抗議[42][105]。到了3月17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等8個委員會組成聯席委員會,初次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106][107][108],而不滿立法程序拖延的國民黨決定展開行動[1][109][110]。
最初朝野兩黨自行準備麥克風喊話,隨後民進黨立法委員佔據主席台,而國民黨立法委員搶攻主席台未果[106][111]。下午2時39分,在審查程序混亂的當下,張慶忠宣佈引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由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經超過規定的90天審查期限[1],因此依法視為已經審查[108],強行裁示審議中止[42][112]、並立即宣佈散會[107][113]。國民黨認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因而已經通過審查,並且送交立法院院會存查[107][108],規劃在3月21日投票表決通過[1][114]。但此舉引起部份公眾的憤怒不滿,民進黨也轉為更堅定的反對立場[108][1][115]。
早在3月17日上午10時,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教授協會等多個組織,發表《「捍衛民主120小時」行動聲明》,該行動最終促成這次佔領立法院的行動[116][117]。3月18日晚上6時,由於不滿張慶忠和國民黨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台灣的公民團體、學生代表[108]、學者和其他抗議者[15][42],先是在濟南路上舉行「守護民主之夜」,並在晚上9時10分左右翻過立法院圍牆,毫無預警地突破立法院大門[118][119]。隨後有200多位學生在立法院院區奔跑[118],設法進入立法院議場[120],而立法院的門窗便在這場混亂中遭到打破[1][121]。
晚上9時20分,大約有300名抗議學生和民眾強行突破立法院的警力[108],成功衝破立法院議場大門,隨後便在議場內部靜坐[42]、並且佔領主席台[118][122]。他們還嘗試使用用座椅,封鎖議場各個門口[123][124]。抗議者隨後發表《318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宣佈已經佔領立法院[125],並三度阻止警方所發動的清場驅離行動[42][1][126]。儘管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曾經命令鎮暴警察集結並驅離抗議者,然而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後來轉為不願意驅離學生[127],導致該指令並未得到執行[1][128]。而在3月19日,警政署署長王卓鈞前往醫院探視受傷的警員時,表示在先前維護秩序的過程中,共有38名警察因此受傷[129]。
在佔領期間,政府切斷議場內部的水電[1],並在抗議者周遭部署約2,000多名警力[130]。這時候,立法院的二樓成為進出議場的主要方式,這些駐守二樓的志願者後來便自稱「二樓奴工」[131][132]。而過了幾個小時,數百名自發前來支援的市民,開始在立法院周邊馬路上集結靜坐[35][1][120][48],聲援與「保護」議場內部的佔領學生[42][133],也自此正式癱瘓立法院的運作[134][135][136]。而在聽到消息後,謝長廷、蔡英文等民進黨政治人物也至現場表達支持的立場[118][137]。
在3月19日上午8時,學生代表舉行記者會,提出三項具體訴求,包括:總統馬英九道歉、警察立刻退出立法院、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下台;立即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完成立法前,暫停所有海峽兩岸的協商與高層互動[138][139]。到了晚上,抗議者再度要求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42],並且恢復逐條審查,否則將會持續佔領立法院至3月21日[1]。而在同日,台北市市長郝龍斌表示希望能夠透過理性溝通的方式,盡快讓事件和平結束[140][141]。
3月20日晚上8時,王金平則是發表聲明,表示自己已經聽到學生訴求,並且承諾不會以警力驅離學生[142][143]。而總統府發言人李佳霏則表示,除了尊重立法院自治外,也支持立法院依法妥善處理,且如果有需要亦會全力配合[144]。3月21日,在反服貿學生總指揮林飛帆已經回應並不接受密室協商的情況下,馬英九仍然堅持召開院際會商,不過最終王金平選擇缺席這次會議,並表示希望馬英九能夠傾聽民意、及促成朝野共識[145][146]。到了晚上6時,林飛帆再度召開記者會,與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號召包圍各地的中國國民黨黨部,並批評馬英九已經喪失統治的正當性[147][148]。
抗議學生曾經多次呼籲馬英九與其會面,並且立即回應他們的訴求[149][150];然而馬英九拒絕與學生進行直接談判[151],反而不斷拖延訴求處理[152]。直到3月22日下午4時,江宜樺才前往立法院外,與抗議中的示威學生和公民團體代表展開對話[42]。然而在這次會面中,他表示行政院無意放棄或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11][153],但認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應在立法院內徹底審查[151]。與此同時,他也不同意針對海峽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進行立法,表示這兩項問題需要行政院和馬英九的參與[154]。最終該次對話由於未能達成共識而破局[42],抗議成員拒絕江宜樺的言論,並宣佈繼續佔領立法院[151][155]。與此同時,反服貿團體還揚言發動罷工、罷課抗議[156][157]。
3月23日凌晨2時30分,1名議場內部的學生因為癲癇發作,緊急送往醫院急救[158]。隨着運動的持續發展,這時已經累計有34人被送往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看診[158]。而在同日上午10時,馬英九舉行中外記者會[42][159],向示威學生發表講話[160][161]。他闡述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必要性[162],並重申不會退回協議;他還對於學生的熱情表示讚賞,但質疑他們佔領政府部門的決定[160],並認為學生已經是違法佔領立法院[42]。然而馬英九的這些談話,反而讓運動者決定升高抗爭態勢[163]。
到了晚上7時35分,在部分學生的領導下,數百名反服貿運動的學生、政治運動團體、以及一般民眾,轉而試圖佔領行政院[35]。這些抗議群眾衝入行政院院區[42][164][165],並且進入行政院大樓內[166][167]。隨後有更多的群眾加入行動[42],也與警方爆發推擠衝突[168][169]。在江宜樺下令強制驅離後,警方從隔日凌晨0時起發動六波強制驅散、逮捕的清場行動[42],學生與民眾遭到暴力驅離[15][170]。清晨5時,警方已經全面驅離佔領行政院院區的抗議者[171],不過一度仍有人堅持聚集在忠孝東路上[172][173]。最終這次驅離行動共造成150多名抗議參與者和警察流血受傷[35][42][166][174],部份人士則被送往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救治[168][175]。
而對於警方的強制驅離行動,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後來在3月27日召開會議,在討論完運作要點及調閱文件內容範圍後,決議成立「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176][177][178]。其中根據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通過的運作要點,調閱小組會議能在3月27日至8月31日期間,以行政院、內政部、內政部警政署、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國家安全局等機關為對象,邀請與該調閱文件有關的機關首長、學者專家、學生或民眾代表列席說明,亦可以進行查訪或訪談[176][177]。
3月24日,由立法院8個委員會組成的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內容包括:張慶忠在3月17日召開的會議結果無效;在海峽兩岸的協議監督機制制定後,才能審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要求行政院撤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且重啟談判[42][179]。而在3月25日下午2時,馬英九決定向學生運動釋出善意,同意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邀請抗議代表前往總統府會晤[180],並且針對引起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展開對話[181][182]。而總統府發言人李佳霏便表示,總統府後續將會派遣代表與學生代表討論相關細節,若有具體結論再對外說明[183]。
原本在同日下午4時,學生領袖林飛帆表示接受總統府的邀請提議[180],同意不應該為會面設定任何先決條件,但也表示學生們有幾點希望能夠討論,這包括:是否需要新的立法,來監督所有海峽兩岸的協議;以及在引入立法前,是否應該推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109][184]。同時學生還要求進行公開的討論[185],並堅持需要先制定海峽兩岸協議的監督機製法案,才能審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186][187]。與此同時,有鑑於政府機構在運動期間曾經採取的行動回應,部分參與運動的青年並不信任政府的會談誠意[188]。
隨後,由於認定馬英九仍然持續透過黨章控制國民黨立法委員的意向,從而導致跨黨派會議未能就抗議活動、以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問題達成共識,這些情況導致抗議學生的態度在3月26日以後轉為更加強硬,其領導人亦拒絕總統府的會面邀請[149][150][189][190]。與此同時,抗議學生也試圖尋找運動的突破空間[191]。同日,他們呼籲所有立法委員在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前,先支持制定有關監督海峽兩岸協議的法律[192][193]。學生還藉此起草一份承諾書,要求立法委員簽署以表示贊同[192][194]。
3月27日下午3時,學生運動代表林飛帆、陳為廷召開記者會[195],宣佈將無限期佔領立法院[196][197][198]。同時為了向馬英九施加壓力、以及要求政府聽取示威者的訴求,林飛帆和陳為廷宣佈號召台灣民眾在3月30日於凱達格蘭大道上,舉行「330反服貿遊行」集會[195][196][199][200][201]。此外,林飛帆還表示希望馬英九不要繼續使用「消耗戰」,因為學生並不會因而離去,而局勢如果持續拖延,反而會造成馬英九政府的立場更為弱勢[195][196]。不過在這期間,一名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警員在支援學生運動勤務後中風,並在1個月治療後逝世[202]。
到了3月29日晚上6時,馬英九召開記者會發表演講,回應學生的四項訴求,表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能夠逐條討論與表決,但是堅持拒絕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42][203]。他還表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協議問題,將會同意由立法院針對監督機制定新的法律[204][205][206]。而從3月30日下午1時開始,大量抗議民眾響應佔領立法院的行動與訴求[15],參與「330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人民站出來」反服貿遊行[207][208]。其中還有22個非政府組織參加這次活動[209]。
參與遊行的群眾主要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集結[210],並且沿着中山南路擴展到立法院的議場外[207],透過「佔領」的方式抗議政府的作為[195][211][212]。議場內部的學生代表很快就宣佈凱達格蘭大道已經人滿,隨後現場的主辦單位更表示約有35萬人集結出席這次示威運動[207];相對地,警方則估計集會人數約有116,000人[213][214]。而在遊行活動的最後,林飛帆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發表演講[215][216]。3月31日,馬英九再度召開記者會,提出數項聲明,包括:不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逐條審議、逐條表決;官方版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立法,並在數日內由行政院通過草案[42][217]。
大部分針對太陽花學運所發起的組織性反對運動,主要是來自泛藍政治陣營的成員[218]。早在3月30日,便有數百名反對佔領行動者舉行集會[219][220]。4月1日下午1時,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號召2,000多名親中活動人士,前往立法院集會示威[221],以「路過」方式表達支持《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及反對佔領議場的立場[222][223],並率眾互嗆[186][224]。同日,部份佔領行動成員發表《賤民解放區宣言》[225],宣佈成立「賤民解放區」[226][227]。4月2日,在學生運動領導人再次動員下,近千名反服貿人士響應包圍立法院的號召[228][229]。同日,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發佈新聞稿,批評立法院內部的主要學生運動領導者[230][231]。
到了4月3日,在濟南路的立法院委員會入口附近,有數百名反服貿學生持續高舉標語、呼喊的口號[228][232]。下午1時,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法規草案,其中該提案版本包括部分學生所要求制定的立法院具監督功能[233][234][235]。但儘管行政院對於學生訴求有所讓步[234],學生仍然要求更透明的制定,並認為應該重新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233][236]。但在這期間,學生運動團體在立法院周邊的人數已經大幅減少[228][237]。到了4月4日,對於反服貿學生持續佔領議場,開始有主張應該歸還議場、不要讓議事停擺的意見出現[238][239]。
在國民黨開始積極營造鎮壓氛圍的情況下,民主黑潮學生聯盟另外針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發起「割闌尾計劃」,而議場內部的成員也試圖發動活動維持對峙的局勢[240]。在4月5日,反服貿學生在立法院連續舉行三場以審議式民主為框架的「人民議會」,並將討論內容摘要做成意見書[241][242]。其中在「人民議會」上,特別討論到有關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提倡主張,並由參與活動的公民自行制定法案,希望能夠藉此監督往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貿易協議[243][244]。
4月6日上午11時左右,王金平進入立法院議場與學生對話[245],並敦促學生退出議場[246][247][248]。為了回應學生的訴求,王金平在其發表的聲明中,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前,將不會召集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審議相關的黨團協商會議[15][245][247][249]。這意味着其表態支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15][42],並推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審查[250][251][252]。不過國民黨黨團首席副書記長費鴻泰在後續的記者會上表示,王金平應事先諮詢國民黨黨團[註 8][250][258]。而民主進步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則認為,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的說法只是退縮的藉口[250]。
4月7日晚上8時,針對王金平有所讓步的回應,佔領行動的決策小組在記者會上發表《轉守為攻,出關播種》聲明稿,宣佈抗議學生「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同意在4月10日晚上6時退出立法院議場[15][39][259][260][261],並在台灣社會持續推廣運動[262][263][264]。隨後馬英九表示支持學生離開立法院的決定[262][256]。同日,學生也開始紀念台灣獨立運動人士鄭南榕[265]。4月8日,王金平在官邸重啟朝野協商,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排入程序委員會、議場重建等事宜,進行討論與磋商[266]。學生則開始清理立法院議場[267],並出現強調解放運動、台灣獨立認同的「大腸花論壇」[268]。
4月10日下午3時,駐守立法院議場二樓的志工發表《二樓奴工退場聲明》,批評運動中的主流領導人,選擇從過去自行搭設的天台樓梯離去[131][269]。下午5時,反服貿學生舉行退場儀式,宣讀《人民議會意見書》[241],在晚上6時正式退出立法院議場[42][270][271][272],警方隨後進駐議場[273][274]。而在議場淨空離開前,抗議學生動員2萬多人至台北市主要幹道示威遊行,並集結在立法院周邊舉行大型聲援集會[62],隨後宣告解散[270][275]。當天晚上,公投護台灣聯盟及部分反對離開的學生,持續在立法院院區的中山南路大門留守[271][234][276]。隔日晚上6時,由於警方毀約驅離公投護台灣聯盟,群眾以「路過」方式包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最終導致分局長方仰寧口頭請辭[35][277]。
最初抗議者要求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退回至逐條審查階段[1],而佔領行動的決策小組在3月23日更確定「先立法再審查」的抗爭訴求[42][278]。後來他們重新列出數項訴求[279],包括: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建立海峽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監督機制立法時應納入民間版)、先立法再審查、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等[15][42][280]。不過並非所有參與者都理解運動訴求,乃至於認識《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內容及反對原因[281],許多佔領者對於行為的理解也有所不同[282][283]。與此同時,太陽花學運也常被過於簡單地劃為「反中」運動[284]。
不過大部分訴求都與台灣特殊地位有關[285],導致這場運動被許多人視為實質上的台灣獨立運動[286][287]。其中抗議學生主張在資本主義體系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除了損害台灣自身經濟,亦導致台灣更加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61],主權也更容易受到政治壓力影響[48][288]。部分抗議者擔心這會導致台灣成為「第二個香港」,或者是俄羅斯與克里米亞的關係[289][290]。在抗議運動期間,年輕世代成員還特別宣傳「台灣人」的身分認同[39][291],並發揮重要影響力[292][293]。不過與過往有關「台灣人」身分的討論存在着明顯的差異,這些年輕人主要朝向更開放、多元的公民民主主義方向發展[294]。
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過程,抗議學生則批評是缺乏透明度的黑箱作業[295],希望能夠保衛民主[296]。儘管該自由貿易協定影響許多行業,學生批評立法院從未和受影響的群體充分協商,或展開真正的辯論[134][297],也忽視過去逐條審查的承諾[48][298]。因此,學生要求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前,所有的海峽兩岸協議應該終止[133][299]。「激進民主」也是部份運動領導者的公開願望,例如在接受《每日新聞》採訪時,林飛帆表示抗議運動是為了「拯救台灣的民主主義」[300][301]。學生抗議政府企圖利用絕對多數的席次,批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134][302]。部分佔領運動成員則是表達反對自由貿易的立場[91][303]。
儘管太陽花學運經常被認為是一場學生運動,亦是由學生為主體所主導的佔領行動,然而參與反服貿運動、及佔領行動的組成人員並不僅限於學生[304],還包括數十個活躍的反服貿公民運動組織、青年世代和數量眾多的積極公民[42][305]。早在2010年6月30日,公民團體「兩岸協議監督聯盟」便宣告成立[42][306]。2013年6月21日,兩岸協議監督聯盟開始和各個社會運動團體舉辦抗議活動,而多位出版界、文化界人士也在6月26日聯署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黑箱作業[42][307]。7月28日,政治運動團體結盟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42][308]。7月31日,各校學運社團更組成「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要求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42][309]。
不過在學運期間,儘管這些團體並非屬於同一個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仍然成為一個籠統的術語,指涉所有佔領立法院期間的參與者[310]。而在3月25日,參與運動的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公民團體,主動公佈民間版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要求先立法、再審查海峽兩岸的協議[42][311]。同樣參與運動的台灣農村陣線,則長期呼籲關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對台灣農民的影響,並鼓勵學生援助台灣社會的弱勢群體[312]。公民1985行動聯盟也在太陽花學運中發揮作用[88]。而自稱「台獨左派」的基進側翼則是在2011年成立的組織,後來則從學運內部分裂出來[313][314]。
而在太陽花學運發生的前幾年,參與行動的公投護台灣聯盟就已經在佔領立法院外的街道作為營地,並且呼籲台灣進行公民投票的改革,藉此解決獨立運動的問題[315][316]。許多台灣原住民族亦參與太陽花學運,並被認為是最有可能受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顯著影響的族群[317],隨後部分成員則自發地推動「佔領講堂」活動[318]。而由於整個台灣社會都會受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影響,部分台灣LGBT社群成員亦出於相同的理由參加這次運動,但在運動過程中也曾引發爭議問題[31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