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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改制是明惠宗朱允炆、方孝孺等人推行的改革,主要改善明太祖重武重軍事的政策,提升文人政治、削除藩王勢力。惠宗受孝孺的影響,悉去太祖苛酷專濫之政,減輕江浙重賦,開廣言路,虛心納諫;並且在黃子澄與齊泰協助之下實施削藩政策。惠宗的改革大多是託古改制,具有理想性質[1]。他在繼位詔書中宣佈要推行「維新之政」,希望使明朝達到「雍熙之盛」[2]。惠宗繼位後隨即召回在漢中的方孝孺,任翰林院侍講;洪武三十一年六月任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3]。惠宗在位四年,推出不少有利讀書人的政策,只是削藩政策的失敗讓建文一朝最後滅亡[4]。
洪武時期,武官地位最尊,事務官其次,文官又次之。《大明律·卷二·吏律》即提到「文官不許封公侯」,這使得當時文官最高爵位只能到伯爵」,即汪廣洋和劉基兩人,而李善長是因為事務官(武勛)的緣故而得以冊封公爵。明太祖廢行中書省與丞相後提高六部的地位,然而六部尚書(部長)的品秩僅為正二品,五軍都督府是正一品衙門,最高的文官也比最高的武官低一品[4]。
惠宗繼位後,建文元年二月即接受方孝孺等人的建議,按照周禮更定官制。對官制改革主要在三個方向:更改部分官署設置與名稱,提高文官地位,擴大翰林文職的編制以加強文官在政府中詔詢諫諍的功能[4]。具體內容為[5]:
此外,撰禮制頒行天下。雖然實際上這些屬於不急之務,但方孝孺志在復古,惠帝支持之。
之後,又將地方的左右布政使裁一人,只設布政使,由從二品升爲正二品[6]。建文四年二月再次更定尚書以下勳階。
明成祖即位後全部改回洪武年間的制度。雖然武官的品秩仍比文官高,但由於從明仁宗起戰爭減少,且內閣的設立導致文官勢力變強,最終仍形成了明朝以文制武的現象。
明惠帝自幼熟讀儒家經書,所近之人如方孝孺、黃子澄等人多懷理想主義,性情因此與其父朱標皆以寬大著稱。為皇太孫時,曾向太祖請求修改《大明律》,參考《禮經》及歷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條過份嚴苛的條文,深得人心[7]。即位後推行寬政,其年號建文有別於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嚴刑峻法治國。《明史·刑法二》記載「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囚犯人數減至洪武時期的三成左右[4]。
除刑法寬鬆外,惠帝還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民生的政策,如:
在位四載,被譽為寬政解嚴霜;但亦有人詬病,其理由有:
明太祖為鞏固皇室,大封宗室為藩王,各擁私人護衛軍隊。明惠帝即位後即推行將兵權收回朝廷的政策,下令各王國的地方文武官員聽朝廷節制,以避免尾大不掉,威脅中央政權。明惠帝的削藩政策主要由齊泰、黃子澄推行,先後廢黜周王、代王、齊王、湘王及岷王;然而由於過晚處理最強大的燕王朱棣,引發燕王先發制人,於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以「靖難」為名,舉兵叛變,史稱靖難之變[1]。戰爭結果,惠帝戰敗失蹤,朱棣即位為帝。
建文二年八月,為求復古,依方孝孺建議,改宮門名稱。午門改為端門,端門改為應門,承天門改為皋門,前門改為路門(一說輅門)。[12][13]
成祖即位後改回原名。
建文改制一方面對武官的利益多有觸動,故在改革時多少受到了勛臣們的阻礙;另一方面其成果因為靖難之變而大打折扣。由於惠宗與方孝孺專心於託古改制的不急之務,在削藩方面沒有馬上針對燕王朱棣,促使朱棣發現危機,並且以「更改祖制」為由發起靖難之變;戰爭開始後惠宗又一再在軍事上犯錯,使得政府軍節節敗退,最終戰敗。朱棣攻入南京之後稱帝,是為明成祖。成祖為了證明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以抹除篡位的污點,將建文年間改變的制度幾乎全部恢復為洪武舊制;並且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的記事改沿用洪武年號記錄。此外還將錢糧、兵馬以外所有榜文奏書盡數燒毀,並修改太祖實錄(以及自己的出生記錄),粉飾靖難之變奪位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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