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中國大陸1966年至1976年間由毛澤東發起的重大政治運動 / 維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間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3][4][5][6][7]。文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左派發動和領導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之一,一般認為其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3][8][9][註 1]。文革普遍被認為長達十年之久[註 2],對新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並受到鄧小平等人及其後中央領導層的全面否定[3][14][15][16],故也被後世負面評價為十年內亂[17]、十年動亂[18][19][20]、十年浩劫[21][22][23][24]。文革前,三面紅旗運動的挫敗導致數千萬人在三年大饑荒中死亡[25],毛澤東自我檢討後退居二線[26],但留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保留他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地位[27][28]。中國官方認為,毛澤東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消除黨和政府中的修正主義以及腐敗、特權等現象而發動文革[4][17][29][30];也有學者認為,毛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協助下發動文革,以「反蘇修、反美帝」為口號,以革命的名義批判以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為代表的「走資派」[3][31],嘗試重回黨核心[1][2][32][33]。文革在此後的一兩年內達到高潮,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34],自1967年1月的一月風暴後,全國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以取代黨政機關,公檢法體系被摧毀,大規模武鬥導致全面內戰[35],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達到頂峰[36][37]。而隨着上山下鄉運動的廣泛化,紅衛兵運動基本被壓制,工人造反派開始領導文革[38][39];此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運動席捲全國[40][41][42][43]。中共右派及溫和派人物權力多遭剝奪,民間黑五類及子女則遭到廣泛迫害,而當政極左派互相爭權內鬥、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黨內四人幫勢力逐漸擴大[4]。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新修訂了憲法,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職務被廢除,平息了之前的爭議,「毛澤東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繼續文革的內容被寫入《七五憲法》[44][45]。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於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發動政變「粉碎四人幫」,持續十年的文革結束[4][46][註 3]。
中文名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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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
持續時間 | 10年 |
地點 | 中國大陸 |
別名 | 文化大革命、文革 |
類型 | 政治運動、肅清 |
動機 | 毛澤東認為黨和政府中存在右傾勢力和修正主義,腐敗、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嚴重,欲發動文革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奪回權力,維護自身在黨內的核心地位[1][2]。 |
發起人 |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
結果 | 經濟活動與教育停頓;歷史、宗教與文化物質遭到摧毀;(從毛主義者視角)運動沒有達到毛澤東既定的目的。 |
影響 | 毛澤東逝世不久後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華國鋒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
死亡 | 據估計數百萬平民、紅衛兵與軍人死亡(具體死亡人數未知)。 |
財產損失 | 關於文物古蹟損失請參考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蹟損毀列表 |
訴訟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等等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
繁體字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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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字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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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簡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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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十年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50][51][52][53][54]。從北京的「紅八月」起,諸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及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55][56][57][58][59],亦發生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60][61]。文革期間的武鬥以及官方鼓勵的批鬥、抄家及告密等行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62]、整體經濟受嚴重影響(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63]、受迫害人數以千萬計[50][64],亦有大量文物古蹟在「破四舊」中遭紅衛兵破壞[65][66][67]。眾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被視為走資派而遭迫害,如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等人被迫害致死[68][69][70][71],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半文盲農民陳永貴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72][73][74]。此外,中國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衝擊,知識分子成為被首要打倒的對象之一,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75][76][77][78]。「兩彈一星元勛」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79]、趙九章受迫害自殺身亡[80],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漢、翦伯贊、吳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則因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而受到保護[81][82]。與此同時,文革期間高考停止,上千萬知識青年進行了上山下鄉運動[38][83]。
文革結束後,歷經一連串政治鬥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啟動改革開放,並修訂了《八二憲法》,而文革期間掌權的極左派下台後則多被整肅[84][85][86][87][88]。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並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盤否定文革,並將其確立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16][89]。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次強調要全面否定文革[90]。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中保持了堅定地全面否定文革的措辭[91]。
直到現在,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問題和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世界各地仍具有極大爭議。部分觀點批評中共並未徹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的各種影響仍殘留至今[92][93][94]。與此同時,毛派和新左派人士認為,文化大革命在改革開放後被人為地妖魔化;自由派人士則認為,毛澤東應該對文革後果負主要責任,並呼籲進行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95][96][97][98][9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史太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100][101]。1953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人滿懷信心以史太林模式的藍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時,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史太林,國際反共和去史太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史太林模式[100]。
自由派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恐懼死後像史太林那樣被否定,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1][2][33][102]。左派觀點認為,中共通過五年計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由於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照搬蘇聯經驗,體制上存在等級工資制與幹部特權等問題,故毛澤東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反右運動」等自上而下的改良來削弱行政官僚攝取的工業化紅利[103]。隨着政治體制自身改革的失敗,中國官方觀點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由體制外民眾力量推動的「文化大革命」來對抗官僚主義[29][30][104]。
也有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培育「新人」而發起的,德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奧斯卡·威格爾(Oskar Weggel)認為「新人」應當是那些「在無統治的社會中關心集體、無私奉獻的人,人類歷來的烏托邦幻想中就有這樣的人」[105]。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史太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1956-57年,毛澤東等人發起了「百花運動」、「反右運動」,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106][107][108][109]。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講到「所以,現在是處在這麼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現在,似乎還有一些人不認識這麼一種變化。」 [110][111]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所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批評。毛澤東認為,「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冒進思想,就是因為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112]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太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的領導也不成。……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112]
在醞釀和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毛澤東反覆批評「右傾保守」,強調要破除迷信,要反對學習蘇聯問題上的教條主義和盲目性[113]。
1957年底,「大躍進」的口號被正式公開提出[114];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國範圍內推廣[115]。毛澤東得出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1958年8月)、鋼產量「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的幹什麼」(1958年8月)等冒進的結論[113]。
從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承認犯了「冒失」的錯誤,開始糾「左」,他甚至表示: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113]。但在同月毛澤東仍然認為:「今年的9000億斤糧食,最多是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數,其餘1600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116]而當年實際的糧食產量為3400億斤[117]。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118]:32,在當月的武昌會議上,生產指標被壓縮,1959年鋼產量計劃從3000萬噸降至2000萬噸[119],然而1959年鋼產量最終為1387萬噸[120][121]。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122]。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最後卻變成了反「右」。起因是7月14日, 國防部長彭德懷寫了一封「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要阻止史太林晚年的危險」[123]。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給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在全體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毛澤東怒責彭德懷:「你是反中央」。7月12日張聞天同住在旁邊的彭德懷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史太林晚年一樣」,這成為了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史太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史太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的[124]。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思想。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佈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地黨的地方委員會先後召開常委會、黨委書記會、黨支部書記會和工業戰線上的黨員廠長、支部書記會,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兩個文件,採用大放大鳴大字報的方式,揭發、批判右傾問題。參加「反右傾」鬥爭的黨員,從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搞人人過關,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為右傾情緒加以批判[125]。
「反右傾」鬥爭在經濟上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被指出、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發展起來。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126]。從1959年開始,中國大陸進入了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127]。在該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官方表示,這期間有許多人「非正常死亡」,據各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死於饑荒[25][128][129]。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共產」風、浮誇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130]。公社開始退還社員自留地、糧食、房屋、農具、家具、生豬、家禽。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公報稱「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勝利」[131]。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會議報告對經驗的總結,就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佈由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等參加,擔負具體的報告起草工作。劉少奇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雪夫撕毀全部協議和合同,而是我們工作中的錯誤[132]。
1962年1月,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央決定這次擴大的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又稱「七千人大會」。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對三年大饑荒的成因,公開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134]。1月18日,彭真在發言時稱「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135] 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着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在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毛澤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他說:「我們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毛澤東還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註 4]
劉少奇的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1月27日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137]1月29日下午時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於在大會上發言指出:「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在會上陳雲做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堅決的全面的調整: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138]
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中共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27],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現了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毛澤東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139]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140]。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1960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所作出的估計,說成是只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把有些地區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採取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和鄧子恢等支持這種責任制的意見,視為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的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對1959年反右傾的「一風吹」。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歷史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曾為小說《劉志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140]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基本觀點,並將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公報指出: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外國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141]
在中蘇論戰期間[142],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九篇對蘇聯共產黨公開信的評論,認為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已經篡奪了蘇聯的黨和國家權力,蘇聯「正面臨着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在第九評中總結了十五條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二條說:「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口號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運動被視為文革的預演[68]。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批評了文藝界,提出徹底整頓文化部,讓文化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再次整風。並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負責這一工作。毛澤東先提名了三個人:陸定一、彭真、周揚,接着又點名增加康生和吳冷西。此即「五人小組」,後來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43]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劇中的「退田」情節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144]毛澤東在當年12月的談話時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以誅心之論指責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鳴不平。[144]
姚文元的文章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吳晗的領導,擔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北京市長彭真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144]同時,江青則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座談會紀要》(二月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後下發,毛親自在原題《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145]
與批《海瑞罷官》同時,掌握重要的軍內外職務(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被批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職務。而掌控另一重要職位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日已經改任廣東省書記處書記,實際上被隔離審查。[146]
在1966年4月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會議期間,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通知》。[147]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雪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148],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149],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50]。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說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151]:583
中共官方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52]:
- 第一個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結果是"劉鄧走資派"被打倒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此間當權的勢力之間發生內部爭鬥,林彪失勢並因篡位失敗而逃走,最終墜機身亡。
-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林彪死訊漸漸為人所知,鄧小平再度被四人幫批鬥,華國鋒在毛澤東生前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毛澤東逝世後,他粉碎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華國鋒成為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許多地方與大躍進的內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會大治」的設想,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154]。
5月16日,由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會通過,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根據新華社的表述:
“ | 5月16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鬥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佈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 ” |
——新華社[155] |
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爆發。[156]分別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
這次擴大會議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對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即時公開。[157]:41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會上發表長篇談話,談到古今中外的政變實例,稱中央內部有人要政變,「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佈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158]
林彪還開始倡導個人崇拜,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誅之。」[159]
同日,《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當年開始,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160]。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157]:55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161]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裏盡朝輝》[162]。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163]、南京大學[164][165]和上海音樂學院[166]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領導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並擬定了保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運動的「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力圖把運動置於各級黨組織的掌控之下[167]。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指示,將「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157]:65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進駐後,組織開展對學校領導、教師的批判,同時按照原先的做法開始「劃左、中、右三派」,結果引起激進學生的不滿,引發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據統計,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68]。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雪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他還說: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於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170]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171]。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72]。
文革學者馬若德和沈邁克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國家主席劉少奇[157]:48。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157]:72。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173]。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佈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的言論,一起印發大會。[157]:92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裏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佈《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74]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着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着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31]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175]。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157]:107。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接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發佈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22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明確命令軍警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致使治安惡化[176]。在「紅八月」的期間,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事件,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157]:128-130。全國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分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177][178]。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五千五百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三百三十四萬元美金、價值三百三十萬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二百四十萬萬民國銀元,以及三億七千萬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157]:117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大串連期間的大量人口無序流動,也引發了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超300萬人感染、16萬餘人死亡[179]。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180]。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181]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等大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號,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182]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83]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出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11日,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相繼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157]:170-172
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1月23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廢[184]:429-430。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即「三支兩軍」。但是,在1967年初混亂的局面下,軍隊難以區分究竟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此外軍隊大多數對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與保守派在許多問題上有共鳴[184]:431。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發生了軍區部隊屠殺「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軍委十條》出台和中央的批評之下,福建、四川、甘肅、廣東、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軍隊支左負責人先後作檢討,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奪權,形勢完全逆轉。同時軍隊代表作為「三結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在軍隊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國由下而上地全面實現了奪權[185]。據統計[186],現役軍人擔任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共20名,佔總數的69%,擔任縣以上各級革委會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佔78%,廣東省佔81%,遼寧省佔84%,雲南省佔97%,湖北省佔98%等,軍隊幹部事實上掌握了各地的領導權。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157]:189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157]:195-196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爆發六七暴動,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187]。1967年7月8日上午,約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當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188];中國方面1死8傷[189],中英雙方互相抗議[190][189]。暴動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8月7日,謝富治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的主張,獲得毛澤東的支持[191]。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由群體互毆升級為槍炮對打,全國進入內戰狀態。重慶大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重型登陸艇等重裝武器。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九五命令》,規定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解放軍對搶奪行為有權自衛反擊。大規模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196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192][193]。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掀起「抓叛徒」的惡風(這件錯案已於1978年12月16日宣佈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
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的惡毒用心》[194]:
一九六二年,國際國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異常激烈。《修養》的作者、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真的在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嗎?不!他是打着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幌子,來攻擊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妄想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從而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否定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以便他篡黨奪權,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毛主席思想,反對毛主席,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殊死鬥爭,是一場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社會主義的你死我活的大搏鬥。
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5月17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195]。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十八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繼續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196]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 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197]
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10月,中共中央發文要求「複課鬧革命」,紅衛兵全國大串連活動才基本結束。1968年春天,繼「四個偉大」口號後,在全國範圍內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出現新的高潮,口號是「三忠於四無限」。 而1968年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40][198]。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5日,毛澤東將來訪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贈送的一籃芒果轉送給了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表示支持工宣隊,並引發「芒果崇拜」[199]。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革。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這是鑑於青年情緒激動難以穩定控制的考慮,於是將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為主,中國文革期間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佈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200]
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時候,憤怒地批判了中國赫魯雪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他們指出,中國赫魯雪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謂「六論」,就是妄圖用修正主義來腐蝕工人群眾,腐蝕我們的黨,扼殺黨和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蛻化變質,為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服務。他們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武器,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雪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引下,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純潔,更加朝氣蓬勃。
隨後,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會主義的叛徒》,批判劉少奇攻擊毛澤東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文章還認為紀錄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反動影片,「這部由叛徒劉少奇自導自演,並通過他的老婆王××出馬督陣炮製出來的毒草影片——《訪問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反面教材。通過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利用出國訪問的機會,拚命鼓吹「議會道路」,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影片中的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201] 1969年3月15日,《紅旗》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一文中則開宗明義地寫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場政治大革命。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億萬革命群眾粉碎黨內修正主義派別的偉大鬥爭。這場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尖銳反覆鬥爭的必然結果……就可以知道蘇修這次的武裝挑釁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一樣,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蘇修的代理人,使蘇修妄圖通過「和平」手段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夢想徹底破產。[202]
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發言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的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酷的待遇。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就未能與其見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繼續關押至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157]:278。而元帥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157]:281。這次全會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對於中共政治局面的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僅有40人被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已經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的96名候補委員中,僅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最低標準。而與此同時,又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被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的中央文革小組、「奪權」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的解放軍機構等,也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與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的奇觀。[157]:273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