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1613年—1682年）的代表作品之一。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雜家類。
《日知錄》始撰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顧炎武絕意仕途[1]，並以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的《目錄題辭》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 其有不合，時有改定」，一開始有三項設計，即經義（新義詮釋古經）、治道（分析社會經濟情況）、博聞（一般知識）。《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臨終前仍未完成。顧炎武生前在好友的建議下，有八卷本行世，[2]稱為「符山堂本」，僅收錄140條，顧氏對此表示「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3]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弟子潘耒從其家取出書稿，再三校勘，刪改了犯忌的字眼，把內容大體劃為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等八類，《四庫全書總目》則分作十五類，即經義、政事（卷八至十二）、世風（卷十三）、禮制、科舉（卷十六至十七）、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注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日知錄》屬劄記性質，字數不定，如《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最長，全條分八個段，有5000餘字，《召殺》只有「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9字。
潘耒在《日知錄》原序曰：「當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語學問者，必斂衽推顧先生」，並謂此書「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閻若璩《潛邱札記》有《日知錄補正》，補正此書50餘條，其他學者如李光地、惠棟、江永、顧棟高、戴震、莊存與、全祖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邵晉涵、方苞、姚鼐等均曾為此書作注。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中寫道：「嘗謂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而俱能自出於《通考》之外」。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採銅於山」，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現在「採銅於山」一詞正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清代道光年間有黃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為底本撰成《日知錄集釋》，其敘曰：「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梁啓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日知錄》的思想也超越了當時大多數學者，其中尤以區分「保國」與「保天下」為最。所謂「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4]」後世稱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版本
- 康熙九年（1670年），江蘇淮安付刻，稱《符山堂本》。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刻於閩中，稱《日知錄閩中本》。
- 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錄之餘》二卷。
- 道光十四年（1834年）嘉定黃汝成參以閻若璩、沈彤、錢大昕、楊寧四家校本，刻有集釋本。
- 廣州本
- 湖本局本
- 朝宗書室活字本
- 席氏刻集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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