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原名琴齋，字壽山，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及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位，蔣中正的心腹之一，民國初期被時人稱為蔣介石的「十三太保」。[1]
| 胡宗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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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51年9月9日—1953年7月23日 | |
| 前任 | 石覺 |
| 繼任 | 鍾松（代理） |
|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 | |
| 任期 1949年12月7日—1950年3月27日 | |
| 指定 | 李宗仁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別名 | 秦東昌（兼任浙江省主席時化名） |
| 出生 | 胡琴齋 1896年5月12日  大清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陳家埔朱家塘樓（今寧波市北侖區） |
| 逝世 | 1962年2月14日（65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陽明山管理局北投鎮臺北榮民總醫院 （今臺北市北投區） |
| 籍貫 | 浙江孝豐 |
| 國籍 | 大清（1896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62年）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配偶 | 葉霞翟 （1947年結婚—1962年結束） |
| 獲獎 |  南韓建國勳章之獨立章（1999年8月追贈）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24年－1959年 |
| 軍銜 |  一級上將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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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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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是東征、北伐、統一、剿匪、抗戰、戡亂、保台諸戰役，全程參與的唯一黃埔學生。抗戰期間，胡宗南曾經主持陸軍官校第七分校，地點在王曲。校中有兩幅重要對聯，一為「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另一為「鐵肩擔主義，血手著文章」。前者原出現於廣州黃埔，後者出自胡宗南的壯懷，皆為黃埔精神精義所在。
由於胡宗南驍勇善戰，深謀遠慮，善於統御軍心，加之又深得蔣中正的寵愛，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軍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穩了腳跟，成長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悍將。
連戰指出，他的父親連震東與胡宗南曾在西安相處多年。在戰時幹部訓練團擔任教官的連震東，與胡宗南更在1959年成立的國防研究院中同為第一期研究員，兩家人過去交往甚密。[2]
經歷
祖籍浙江寧波鎮海，3歲時隨家遷孝豐（今屬湖州安吉縣）。青年時代曾追隨斧頭幫王亞樵。1920年入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暑期學校，結識張其昀、繆鳳林。1924年6月進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曾因身高未達1.6米未被錄取，經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特許被錄取，1925年畢業，被分配在軍校教導第1團第3營第8連任少尉見習；其後胡曾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
1932年，胡宗南參與組織力行社和復興社，居「十三太保」之首，以黃埔系「太子」自詡。1935年7月，胡宗南率軍堅守松潘縣城，紅軍久攻不下，被迫繞道過草地，在草地因惡劣行軍條件損失慘重。1937年4月12日，第一軍胡宗南部由陝西調往徐州，負責徐州、蚌埠一帶治安[4]:5402。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1937年冬，胡宗南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團長；其後擔任國軍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等職，號稱「西北王」。胡宗南以四十萬軍隊駐陝西西安，胡宗南在西安有三個住處，興隆嶺、小雁塔的戰區長官部、以及幽會紅粉知己的東倉門公館，號稱<狡兔三窟>。
| 整編前 | 整編後 | 備註 |
|---|---|---|
| 第一軍(第1，第78，第167) | 第一軍(第1，第78，第167) | |
| 第三軍(第7，第12，新3) | 第三軍(第7，第32) | 新3師撤編，第12師調歸第十七軍，新七軍暫25師改稱第32師調入 |
| 第十六軍(第109，預1，預3) | 第十六軍(第109，第22，第94) | 預1師、預3師分別改稱第22師，第94師。 |
| 第二十七軍(第45，第46，預8) | 第47、暫4 | 1944年底原轄第45師、第46師調歸第五十七軍；原轄預備第8師改隸暫編第五軍。裁撤的暫編第四軍所屬第47師、暫編第4師改隸第二十七軍。 |
| 第三十六軍(暫15，暫52，暫59) | 第三十六軍(第28，第123，第165) | 暫15師改稱第31師撥歸第二十七軍；暫52師改稱第48師撥歸第十七軍；暫59師改稱第123師；第九十軍第28師、第八十軍第165師撥入。 |
| 第四十二軍(第191，預7) | 第四十二軍(暫58，預7) | 第191師與第九十一軍暫58師對調。 |
| 第五十七軍(第8，第45，第46) | 1945年4月第五十七軍撤銷。第8師由臨潼空運雲南霑益，撥歸第五十四軍。第45師撥歸第五軍。第46師撤編，改為新兵教導師。 | |
| 第六十七軍(新26，騎7) | 第六十七軍(新2旅，騎7) | 新26師裁減 |
| 第七十六軍(第24，暫57) | 第七十六軍(第24，第135) | 暫57師改稱第135師 |
| 第八十軍(第165，新27，新37) | 該軍及新27師、新37師裁撤，第165師撥歸第三十六軍 | |
| 第九十軍(第28，第53，第61) | 第九十軍(第53，第61) | 第28師撥歸第三十六軍 |
| 第九十一軍(暫58，騎10，新4) | 第九十一軍(第191，新4) | 騎10師撤銷。暫58師與第四十二軍第191師對調。 |
| 新二軍(新45，新46) | 新二軍(新45，新46) | |
| 新七軍(暫24，暫25，暫26) | 新七軍及暫24師、暫26師撤銷；暫25師改稱新32師撥歸第三軍 | |
| 暫四軍(第47，暫4) | 該軍與暫4師裁減，第47師改隸第二十七軍。 | |
| 暫五軍(預8，新41) | 全部撤編 | |
| 騎三軍(騎9，新騎7) | 騎9 | 騎三軍及新騎7師撤銷 |
1947年1月15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赴鄭州晤參謀總長陳誠、鄭州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檢討戰局，研究作戰方案[4]:8266。
蔣介石在南京召見胡宗南，預謀奇襲延安，因胡宗南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熊向暉是中國共產黨間諜（與胡宗南部屬申健及陳忠經被周恩來共稱中共情報「後三傑」），胡宗南的軍事行動遂被共產黨掌握。胡宗南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自己身邊的熊向暉是匪諜[5]。
1947年2月9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三原召開作戰會議，佈置進攻關中地區[4]:8283。2月28日，蔣飛抵西安，部署對延安軍事進攻[4]:8297。中共得到秘密情報，部署延安緊急疏散[4]:8297。3月1日，蔣召見胡宗南，研討進攻延安計劃[4]:8299。3月12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到宜川、洛川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三路進攻延安[4]:8310。蔣命胡宗南以25萬兵力進攻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戰軍放棄延安[4]:8316。胡宗南的第一軍收復延安，因戰功升為陸軍上將並授予二等寶鼎勳章。胡宗南佔領延安一年中，始終找不到中國共產黨主力，由於機要秘書熊向暉共諜暗中通報，國軍於青化砭、羊馬河及蟠龍鎮三次戰役 - 蟠龍鎮軍部糧彈後勤被共產黨部隊擊敗，再敗於沙家店戰役。宜川戰役中，劉戡和嚴明皆陣亡，旅長李紀雲、李昆崗被俘，4月21日整編第十七師撤出延安。1948年6月，蔣介石視察鄭州、西安，並在西安召集軍事會議，面授胡宗南主任應變機宜，留三日返回南京[6]:55。10月10日，胡宗南為挽救荔北敗局，從耀縣、興平、潼關等地急調整編第一師、第六十五師、第九十師、第七十六師等部，共3個旅90,000餘人，進行反擊[4]:8694。是日，先頭部隊進至大荔北柳池營、中山地區，被解放軍擊退[4]:8694。
1949年4月10日，胡宗南到溪口[7]:181。5月，胡宗南部隊於扶郿戰役中遭受沉重打擊後，損兵折將超過10萬餘人。5月20日，西安撤守[7]:206。部隊陸續撤退至秦嶺及巴山地區。12月7日，派胡宗南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8]。胡手下剩三個兵團，不久第七兵團裴昌會在德陽降共；第十八兵團李振在成都降共；第五兵團李文在雅安被圍剿，只有少數人逃往了西昌。12月16日，胡宗南由成都飛到海南島榆林港[7]:283。12月20日，胡宗南部隊決定放棄成都[7]:284。12月22日，蔣介石清晨4時即起床，親函胡宗南指示方針，及今後空軍與其進行途中詳盡聯絡方法[7]:285。因其喪師失地以致全軍覆沒，下令他與西昌共存亡。12月30日，胡宗南由海南島飛往西昌，準備收拾殘局[7]:287。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郭寄嶠向蔣介石表示：「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背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介石派機接胡回臺北。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於西昌機場搭專機飛往臺北，並調任中華民國總統府戰略顧問。同年5月11日，監察院山陝甘監察使主任李夢彪等46名監察委員聯名對胡宗南提出彈劾，以其「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機最巨之胡宗南，一無處分，殊深詫異。」六個月後，國防部軍法處宣佈「監察委員李夢彪等彈胡宗南各項，均與事實相反，俱不能成立」，「自無若何刑責，足資論究。……應予不付軍法會審。」終因蔣介石庇護而失敗。
1951年5月30日，胡宗南給行政院院長陳誠上書：「請以現在臺灣、香港之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義民三萬人為基礎，成立三個野戰挺進縱隊，施以必要之軍事戰鬥技術，及實施游擊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閩、贛、蘇各省邊境，建立基地。」[9]:1958月，身在臺北的胡宗南，化名秦東昌[10][11]出任江蘇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乘船前往大陳島赴任。仍復職指揮沿海遊擊隊與解放軍作戰。1952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過轄區只有浙江沿海少數離島（主要為大陳列島、一江山、披山、頭門山、漁山、南麂）。
1955年，胡宗南再赴澎湖任澎湖防衛司令官。1959年，胡宗南退役，復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62年2月14日病逝，年65歲。1962年6月，蔣介石親臨胡宗南將軍靈堂致祭[12]，最後將之葬於陽明書屋境內中興路旁。
郝柏村提到：「抗戰期間，胡將軍駐節西北重鎮西安，彭孟緝將軍時任西安砲兵旅長，要見他得依例先登記候約。但到臺灣後，彭將軍任參謀總長，胡將軍任陸軍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彭總長到澎湖視察時，胡將軍都親迎機場，對這位老部下兼新長官，執行部下之禮甚恭，彭總長連聲說不敢當。兩位對軍中倫理和階級服從，都立下完美的榜樣。」[3]
曾在大陳島擔任胡宗南機要祕書的陳和貴，憶及當年總是不解胡宗南為何不搭吉普車而寧願步行爬過山頭洽公，事後胡宗南表示：「這裏的汽油比臺北貴了1倍。」王曲第7分校19期學員孟興華表示：「校長（胡宗南）自請赴大陳島打游擊戰，又自行請命駐守澎湖，完全實踐了黃埔人忍辱負重的精神。」[2]
旌忠狀
茲有 陸軍一級上將胡宗南 於民國 五十一 年 二 月 十四 日 在 台灣臺北積勞病故
忠貞為國 殊堪旌揚 特頒此狀 永垂示範
此狀
總統 蔣中正
行政院長 陳誠
中華民國 五十一 年 二 月 十五 日
典璽官 唐振楚
評價
郝柏村在《胡宗南上將年譜》序〈黃埔精神的典範--胡宗南上將〉，寫到：「胡宗南是黃埔一期最年長的學生，入學時已28歲（當時學生平均年齡應為20歲），曾有社會經驗，毅然攜筆從戎，故在先天上，他是黃埔一期最成熟的學生。歷經四大戰役，他的升遷在黃埔子弟中首屈一指，畢業後兩年（民國16年），就當了師長，從帶40人的排長，升到帶一萬人的師長。爾後從第一師、第一軍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先後統兵達百萬，而在蔣公心目中，直以接班人之勢期許之，乃因他是黃埔精神的標竿。」[3]
胡宗南於中華民國陸軍史上，創下黃埔軍校畢業生的五個第一：擔任軍長、兵團總指揮、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乃至升任將軍均拔得頭籌，他也是唯一一位遷台前即獲第三顆將星的黃埔生。與戴笠不僅同被外界名列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且傳為1932年3月成立於南京的「藍衣社」骨幹。[14]
中國共產黨《福建黨史月刊》寫到: 「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著名的上將軍之一，黃埔一期畢業生。周恩來曾評價說：
「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
胡宗南曾經無數次地思考過：為什麼自己在佔盡天時地利的條件下，還是輸給了農民出身的彭德懷。他至死也沒弄明白。對此，彭德懷一句話點破了天機：人和。歷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失去了民心，無論你曾經多麼強大，多麼顯赫，都會被歷史無情地拋棄。」[13]
《文史天地》2012年第5期載：「胡宗南是蔣介石的嫡繫心腹和最重要的軍事將領，在黃埔系軍事集團中，憑着蔣介石對他的賞識，第一個晉升為軍長、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成為手握幾十萬重兵、名震一時的『西北王』，在國民黨統治集團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最了解胡宗南的中共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認為爭取了胡宗南，就可影響一大批國民黨將領，可以影響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曾三次開展對胡宗南的統戰工作。」[15]
西北解放之後，蔣介石對胡宗南的評價為：「志大才疏」。
傳聞
胡宗南次子胡為善解釋：「因為父親和中共交手的時間比較長，所以他在內戰時期的經歷被傳播得比較多，相反，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的戰役卻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為他對抗日根本沒做什麼事情，這完全是一個誤解。……在敵我實力懸殊的情況下，父親帶領部隊在淞滬戰場堅守了6周，而他們的犧牲也極為慘烈：4萬人的部隊最後只剩下1,200人。當時著名報人張季鸞說：『第1軍為國之精銳，如此犧牲，聞之泫然。』」[16]
胡為善強調：「西峽口戰役（豫西鄂北會戰）」是八年抗戰的最後一役，從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點，父親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赴鄭州，接受日軍第12軍團司令官鷹森孝的投降。投降儀式結束後，鷹森孝問我父親，近期河南西峽口戰役，貴方一位孔副營長，利用反斜面作戰，殲滅了我們很多部隊，我很想跟這位營長見面。父親經查證，知道這名副營長的名字叫孔令晟。這時孔令晟剛好在外地受訓，父親因而對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調孔令晟到長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匯荃（即熊向暉）的職位，但孔令晟表示，不願意做參謀，只願意帶兵打仗，父親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後來曾出任蔣介石之侍衛長、海軍陸戰隊司令等職。他現在仍在世，已有90多歲。」[16]
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中共在國民黨軍政要員邊安插不少間諜，熊向暉、陳忠經、申健等……3人是胡宗南為國府培養的人才，而後被吸收、成為中共情報後三傑。其中熊、申兩人早已過世，近來才有陳忠經消息傳出，他早以99歲高齡（2014年7月13日）病逝，陳忠經兄弟─陳琳29日於《光明日報》憶述，其兄長身為紅色情報人員的生平，披露若干未曝光內幕，也為國民黨潰敗下了歷史註腳。文革期間，陳忠經的身分讓他飽受打擊，他被視為「敵特」，被打得遍體鱗傷，若非周恩來的保護，他早以「潛伏胡特」之名被殺。文革結束，胡耀邦為他平反，請他出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顧問、副部長，同時他還一直擔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客座教授，2009年起因病長期住院直到過世。[17]
陳琳說，1938年至1940年，熊、陳、申等3人逐步深入胡宗南身邊，秘密受命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陳忠經有一特殊背景，非熊、申二人所擁有。1949年之前，陳父陳延暉長期擔任國軍高級將領徐永昌幕僚。陳忠經就充分利用這層人脈，抬高身價、鞏固在胡宗南身邊的地位，同時探聽國民黨高層的最新動態。某次，陳忠經被戴笠的手下攔住，他靈機一動，上前狠狠打了攔路軍官耳光，大罵「你想造反嗎？」並順手掏出一張公文表示，「我是省黨部執行委員，奉胡長官命令到各地視察黨務。你要造胡長官的反嗎？你是不是共產黨？」對方看情況不對，連忙讓路。[17]
期間，陳忠經曾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省支團書記、申健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西京分團書記、熊向暉則成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侍從副官。抗戰勝利後，胡宗南為培養接班人選，派三人赴美深造；周恩來接獲彙報時提到：『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瞭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三人赴美後，國府1947年9月在北京破獲中共地下組織與電台，逮捕不少中共黨員，還包括在西安與熊、陳、申3人秘密接洽的聯絡人。[17]
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暗指胡宗南「可能」是「紅色代理人」，「蔣介石逃往臺灣時，派飛機來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陸，卻被部下一擁而前，急擁上了飛機。……蔣還派胡主持『反攻大陸』的工程，包括派人潛入大陸，都一一慘敗。」巧合的是，中國大陸的《炎黃春秋》雜誌在2007年6月號上登載了朱漢生名為《胡宗南的未遂起義》的文章，表示胡宗南確有接近中國共產黨。
這導致胡宗南的後人及舊部屬孔令晟等群起抗議。此書原本計劃由台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刊行；2006年3月28日，胡宗南之子胡為真（時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代表）透過遠流出版事業公司董事長王榮文表達對本書不滿：「為了維護父親名節，什麼事都可以做；出版前是朋友，出版後是敵人。」
張戎在書中提及當年國軍將領胡宗南將軍，是共產黨臥底的間諜，針對台北有人提出反論，張戎表示，她也聽說了，因為胡宗南的兒子胡為真曾經跟她連絡過，但這是她根據當年胡宗南打了一系列戰役的資料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張戎指出，有人說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才是共產黨臥底，所以胡宗南是冤枉的，其實熊就是共產黨，但他在1947年時就離開胡宗南到美國去了，之後又發生許多事情，包括毛澤東遇險又脫險的事，都在她書中有着墨，那時熊已經不在胡宗南身邊了，可是後來胡宗南攻打延安的一系列戰役，都讓人對胡宗南起疑。張戎說：「熊向暉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但不能斷定胡宗南不是。」[18]
在其身後50餘年，長子胡為真親自規劃、修訂，由台灣商務印書館推出傳記《一代名將胡宗南》、《胡宗南上將年譜》等4部作品，除了在黃埔建軍90周年之際，以此系列書紀念黃埔軍魂，也為涉及胡宗南的不實傳言正視聽。胡為真指出，當年老蔣總統曾打算以西昌作為反共的最後根據地，胡宗南當時雖認為軍隊入川將難保，但仍秉持「服從領袖」精神入川，損兵折將超過10萬餘人。曾打算死守西昌的胡宗南，根據當時情勢在與蔣經國深談後，促成台灣作為反共根據地的結局，而老蔣也一紙令下要胡宗南棄守西昌來台。[2]
個人與家庭
胡宗南的妻子是葉霞翟。胡宗南曾多次於蔣介石面前，為戴笠說項，戴笠也投桃報李，介紹其女門生葉霞翟與胡宗南相識，兩人於1937年訂婚。不料抗戰爆發，胡宗南誓言抗戰勝利才成家。由於胡、葉兩人並未對外公佈婚訊，之間還曾發生蔣夫人宋美齡有意撮合，胡宗南與「孔二小姐」孔令偉的一段插曲。再此，胡宗南在大陸也有兩個妻子，也有後代。[來源請求]胡、葉兩人直到1947年結婚，此時新郎已51歲、新娘也34歲，夫婦倆的長子即為國安會前秘書長胡為真。[14]
- 長子胡為真：現任總統府資政，曾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中華民國外交部禮賓司長、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駐新加坡代表等職。[2]
- 次子胡為善：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財管博士畢業，為現任桃園市私立中原大學副校長，曾於2010年底赴祖籍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尋根之旅
- 長女胡為美：作家，美國北加州華人作家協會的會長，其丈夫是在IBM供職的工程師。
- 次女胡為明[19]
胡為真表示，自己前幾年才發現父親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時，薪水總是分為3等分，一部分是私款拿來公用，一分寄回家要養的部下。透過多年來梳理父親的資料，以及昔日故舊的分享，胡為真表示：「希望讓世人對我父親的不了解，得到澄清。」[2]
胡為美認為：「古人說蓋棺論定，幼小的我們不懂這些，只記得當時的場面，記得母親椎心的哭泣聲。父親一生不為自己打算，走後家無恆產，母親面對現實，積極果斷地決定外出工作，以撫育我們四個孩子。不為國家增加負擔。母親是美國威斯康辛麥迪森校區的政治學博士，最終選擇辦學，繼承父親教育救國的遺志。應邀協助曾經擔任過教育部長、與父親生前教育理念一致的好友張其昀博士，創辦私立文化學院研究所，（現文化大學前身，初創時一度命名私立遠東大學），並且兼任家政研究所主任，校址選在陽明山山仔后，從此開始了她獻身教育事業、早出晚歸的職業婦女生活。而曉峯先生為了紀念父親當年所說：『中國復國的人才需要具有哲學，科學，兵學與品德的修養。』將文大訓練新生的大講堂，定名為宗南堂，並一度陳列了父親生前所有的勳章、遺墨、配戴過的武器、紀念品等，以激勵學子，告慰父親在天之靈。」[12]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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