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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日本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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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雙邊之關係史,亦稱中日關係史,隨着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後,實際上與臺灣的關係重疊,即臺日關係史。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除滿洲)、臺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的日軍向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投降,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並派駐臺灣省行政長官管轄。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
1950年3月31日,中華民國政府通過「臺日貿易計劃」[8]:309。6月1日,臺灣、日本定期航線開航[9]:531。6月11日,蔣中正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講話中指出「中日兩國必須親睦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註 2]。9月6日,中華民國代表尹仲容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代表 A. J. Rehe 簽署《臺灣與被佔領之日本間貿易財務協定》(Financial Agreement for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Occupied Japan)、《臺灣與被佔領日本間貿易協定》(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Occupied Japan)、《臺灣與被佔領日本貿易計劃》(Taiwan - Occupied Japan Trade Plan)等三份文件構成的通商協定[11]:47。
1951年5月,蔣中正接見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聲明合作始能安定東亞,有助世界和平[7]:68。6月,蔣中正就參加對日和約問題發表鄭重聲明,指出其抗日最早、犧牲最重、貢獻最大,對日和約如無法參加,不獨對其不公平,抑且使對日和約失其真實,並將加深遠東局勢混亂,不接受任何含歧視條件[7]:68。6月30日,《中日貿易協定》期滿,雙方同意不定期延長[8]:327。12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向美國保證不承認「中共」,並願依《三藩市和約》之原則與臺簽訂一項恢復正常關係之條約[7]:69。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在臺北簽字[7]:70,共計十四條,中華民國本乎寬大精神,不索賠償,日本放棄對於臺灣、澎湖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與要求[12]:194;蔣中正接見日本締結和平條約全權代表河田烈,寄語日本朝野,共建東亞和平[7]:70。蔣中正主張對日本「以德報怨」的立場,條約第二條承認日本已在《三藩市和約》中放棄對於臺灣、澎湖之一切權利與要求。8月,蔣中正正式簽署批准《中日和平條約》[7]:71。裁撤駐日代表團,中、日於臺北、東京互設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7]:71。10月,新任駐日大使董顯光、駐華大使芳澤謙吉呈遞國書[7]:71。
1955年3月5日,《中日空運臨時協定》在東京簽字[9]:594。4月22日,《中日貿易協定》簽字換文[9]:595。
1956年2月28日,在二二八事件九周年時,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東京成立。5月,臺日簽訂貿易協定[7]:85。8月,蔣中正接見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團長石井光次郎親呈首相鳩山一郎手函,並謂日本人莫不感激蔣於日本戰敗後仍維護日本政體及對日以德報怨之寬大政策[7]:86。12月,日本政府正式否認鳩山一郎首相調解「二個中國」[7]:87。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日本加入聯合國[7]:87。

1957年3月,蔣中正書面答覆日本記者,期望中日對付蘇共侵略,永久精誠合作[7]:88。4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日本東京成立[7]:88。6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訪問中華民國,與蔣中正伉儷商談中日有關問題[7]:88。9月,蔣中正派特使張群飛日本報聘[7]:89。
1958年,成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增進中華民國與美國統治琉球時期的關係,1972年回歸日本統治後延續至今。
1958年5月,發生「長崎國旗事件」。10月,蔣中正答覆日本記者詢問時,指斥中共每藉貿易以達其政治目的,盼望日本堅定立場免遭顛覆滲透[7]:92。
1959年7月,岸信介稱,「臺灣如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是重大威脅」[13]。12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訪臺,謁見蔣中正致敬,並就當時世局交換意見[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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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60年代後,日本執政自由民主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雖仍不正式承認,但雙方自1962年後分別設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從事商品之交易[12]:210。日本左派屢次訪問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亦經常派遣「文化團體」赴日本從事活動[12]:210。
1963年5月,蔣中正命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訪問日本;8月,日本商人以維尼龍紗廠售出予中共,而其政府之進出口銀行居間擔保,中華民國方面極力表示反對[7]:104。池田勇人內閣批准倉敷螺縈公司對中國大陸輸出分期付款的維尼龍工廠成套設備,並以輸出入銀行給予200萬美元的融資週轉。輸出入銀行乃是日本國家金融機構,利用到了這個機構,被視為超越了民間貿易範圍的一種「經濟援助」。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則以「這是依循政經分離原則的貿易」為藉口,一意孤行。9月19日,池田勇人在招待美國赫斯特報系總編輯等人時表示:「中共在三、五年內不會有變化;臺灣的反攻大陸政策,沒有依據,近乎幻想。」9月21日,蔣中正接見由東京來到臺北的同一批人士時,嚴斥池田首相媚共言論,指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係防日本軍國主義,並警告日本人勿忘歷史教訓[7]:105。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中國油壓機械訪日代表團前往日本參訪,團員周鴻慶前往中華民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誤入蘇聯大使館。池田勇人內閣將欲投奔臺灣之周鴻慶遣返中國大陸[7]:106。日本種種不友好行動,使臺日關係瀕於破裂[7]:106。中華民國政府不滿,一度召回駐日大使張厲生表示抗議。史稱「周鴻慶事件」[14]。
1964年2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訪臺,蔣中正與之多次會談,檢討亞洲反共局勢,認為欲謀求東亞和平與安定,必須增加瞭解真誠合作[7]:106。蔣中正以吉田茂為日本元老,乃促其負責共同挽救此一危機[7]:106。吉田茂與蔣中正共同發表《吉田書簡》支援國府,始緩解雙方關係。3月,蔣中正接見日本記者訪問團,期望日本國民勿受中國大陸迫誘,而危害臺日傳統友誼[7]:106。3月5日,日本外務省次官毛利松平訪臺,闡明日本對中共政經分離政策[9]:699。7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抵臺,兩度晉見蔣中正,陳述臺日關係,並表示日本「非常希望中華民國能反攻復國成功」[7]:107。10月,第18屆奧運會在東京舉行,其聖火傳遞路線包含臺北市,成為迄今唯一一次進入臺灣的奧運聖火。舉行期間發生中華民國代表團之運動員馬晴山投靠中共事件。
1965年1月13日,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詹森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支持中華民國,並與中華民國保持友好及正常外交關係[9]:710。2月8日,佐藤榮作在日本國會表示,吉田茂致蔣中正書簡,對日本政府具有約束力[7]:109。3月17日,日本政府批准1億5,000萬美元貸款計劃,協助臺灣推行四期經建計劃;4月26日,貸款協定在臺北簽署協文;9月22日,1億600萬美元貸款發展臺灣經濟之技術協定在日本東京簽署[9]:712。12月1日,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拜會佐藤榮作,代表蔣中正賀日、韓復交[9]:718。文化大革命後,中共與日本貿易總額略有增加,因之日本投機政客積極從事與中共建交之活動[12]:210。由於周恩來敵視日本佐藤內閣,建交談判遲遲未獲具體結果[12]:210。
1967年7月,中華民國、美國、日本、韓國領袖在漢城舉行非正式會議,時任副總統嚴家淦銜命代表參加[7]:116。9月7日,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訪臺,兩度晉見蔣中正商討中日共同問題,並就當時世局及中國大陸中共情勢交換意見[7]:116-117。9月12日,蔣中正接見日本記者發表談話,指出中共內部必陷長期混亂,盼日本人尊重東方傳統,不使共產主義有滲透之機會,唯有臺日加強合作,始能達到此一目的[7]:117。11月27日,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蔣經國訪問日本,日本天皇裕仁接見時表示永不忘懷蔣中正寬大德意[7]:117。蔣經國並與佐藤首相、眾議院議長石井光次郎、參議院議長重宗雄三、外務大臣三木武夫、防衛廳長官增田甲子七等人會面,謁吉田茂之墓,參訪日產和東芝等主要企業工廠,以及NHK與每日新聞社,12月2日返臺。1萬5千餘名日本國民在東京舉行感謝蔣中正大會[7]:117。12月,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率團謁見蔣中正[7]:118。
1968年2月27日,駐日大使陳之邁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日本欲與外蒙建交企圖[9]:750。6月8日,蔣中正接見日本新聞編輯訪臺團,重申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之一貫立場,並強調日本如果廢除《吉田書簡》,無異廢棄《中日和約》;蔣中正指出中共為東亞災禍之源,所謂中立共存,將貽無窮禍害,日本應合作消弭危機[7]:119。
1970年1月,蔣中正接見日本外籍記者訪問團時鄭重指出:不論任何國家的政策如何轉變,我保衛自由與安全的立場將永不改變[7]:123。並正告日本人民,中共圖赤化日本,必須分清敵友[7]:123。7月,嚴家淦代表蔣中正訪問日本[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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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日本在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表決時投反對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但最終失敗。
1972年7月7日,立場親臺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宣佈退休[12]:194。但退休前,衡量時局之變化(即中共進入聯合國),代表日本政府全權同意美國尼克森政府所要求簽訂之密約以沖繩在沖繩返還後,可隨時以美國式核武化之舉措,以應對以往沖繩在美國軍事上支援例如臺海作戰之作用[15]。後續周恩來乃利用時機主動發表雙方儘速建交之聲明[12]:210。7月6日,日本國會通過親中的田中角榮繼任首相,不顧日本民意,於9月25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9月29日雙方發表《聯合公報》,建立外交關係[12]:194。日本政府同時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邦交,當時日本政府之苦衷曾由大平正芳外相率直表示為「斷腸之痛」,不僅是政府而已,甚至多數日本國民也有同樣感慨[註 3]。同日,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佈對日絕交。12月28日,關閉大使館[17]。惟與日本民間及其反共人士仍維持友好之關係,雙方貿易及文化交流繼續發展[12]:194。1973年日本國會議員成立日華議員懇談會,以維持雙方交流。
1972年9月24日,中華民國陸軍第一特種兵陸有京,疑因軍中不當管教而逃出化學兵學校,由臺北松山機場潛入一架國泰航空飛往日本東京羽田機場的客機鼻輪架,因高空缺氧低溫凍死,其遺體歸屬問題曾引發中日臺外交爭議,總統蔣中正親自介入調查,惟真相至今仍未明。[18][19]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逝世。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井出一太郎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一個「非官方」談話稱讚蔣:「在激動歷史的轉變中的日本國民之間所熟知而且親密的人士,他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人物……確信必將留住人們的記憶裏……蔣總統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蔣中正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戰後重建與復興。蔣總統的逝世對日本國民有如晴天霹靂,有良知的日本國民莫不悲痛萬分」[20],「……蔣總統在本世紀初曾留學日本,並有很多日本友人,為深受日本國民欽佩、敬愛之人物。渠(他)一生與現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亦為一部中國現代史,深信其豐功偉績將永遠留存人類之記憶中。……」[21]:7同日,前首相佐藤榮作談話稱:「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日本的大恩大德。最令日本人難忘的一件事就是,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恩惠。」[21]:7《日本經濟新聞》說:「蔣氏之死是反攻象徵的消失和國共對立抗爭解決的好機會」[22]。4月7日,自民黨幹事會決定派遣前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為「自民黨總裁代理」名義前往臺灣弔喪。消息發表後,立刻引起中國大陸方面強烈譴責。中國大陸對日本政府兩面討好作風反應極大,認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在交涉締約的階段,日本政府此舉,實是給日後的中日友好關係予以惡劣的影響」。三木聽到中國聲明後,「為了不加深對中國方面的刺激」,改變主張,認為最好以私人名義前往弔唁。結果,在自民黨會議上,佐藤榮作以自民黨「友人代表」出席蔣中正喪禮。其餘出席者尚有其兄岸信介、眾議員石原慎太郎等人。
1978年6月12日,《中華週報》刊出蔣經國答記者問,表示不能接受採取日本模式,中止美國外交關係,但要廣泛地維持貿易關係;美臺關係和日臺關係完全不同[23]。
1984年1月3日,新聞局宣佈專案准許四部日本影片進口,為自1973年以來的首次解禁。
1985年3月16日,蔣經國總統接見前首相岸信介與佐藤榮作遺孀佐藤寬子[24]。8月,日本民間在千葉縣岬町建立「以德報怨」碑,以表示對蔣中正的感謝[25]。10月20日,宋美齡函電蔣經國:
「……據告日本自民黨書記長等議員數人擬發起組織一感謝團於父親生日紀念日來華感謝父親戰後對日本寬恕處理有所銘感表示嗚謝此事岸信介之婿今外長安倍晉太郎表示反對乃憚匪共對中曾根參拜神社攻訐重演安倍熱中逐鹿下屆總理大臣不願開罪共匪經反對自民黨發起人熱忱較前淡漠岸至今為止其公開態度尚稱正確經斡旋主張敦請岸出面領銜由在野宿耆組織之中曾根擬此二年期滿後再續一年之請安倍反對甚烈再證諸岸氏支撐其婿為下屆總理甚為積極亦可見安倍本人羽毛已豐希飭我在日負責人應特別注意將來及目前應施祝心緒快樂母十月二十日」[26]:598-599
1986年9月,為紀念蔣中正百歲冥誕,日本一批政治元老和工商巨頭,由前首相岸信介牽頭,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蔣公遺德顯彰會」。初創成員高達6,000餘人,包括岸信介、灘尾弘吉等人。10月下旬,遺德彰顯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首屆紀念大會,名人政要雲集,場面壯觀[27]。岸信介本人更在蔣中正畫像前,高舉酒杯祝「中日兩國友誼永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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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李登輝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積極推動臺日雙邊往來。
1988年11月6日,日本人增田寮將蔣中正手書「橫掃千軍」捐贈給臺北中正紀念堂。此書法是蔣中正於1927年赴日本神戶時,應旅館主人增田宇三之助邀請所書[29]。
1990年11月12日,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蔣孝武出席日本明仁天皇的「即位禮正殿之儀」[30]。
1990年代,中華民國官方對日本流行文化解禁後,日本的電視劇、電子遊戲、動畫及漫畫大量進入臺灣,對臺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1994年2月25日,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亞東關係協會會長馬紀壯及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等人,前往日本參加自民黨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前會長與名譽會長、蔣公遺德顯彰會發起人之一灘尾弘吉的公祭儀式[31]。
1994年4月26日,中華航空一架由臺灣中正國際機場飛往日本名古屋機場的客機,在降落時墜毀,造成264名機組員與乘客死亡,包括153名日本籍乘客,僅有7人生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日本亞細亞航空會長、社長以及多位參議員均向臺灣駐日本代表處表示慰問。[32]
1995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日本大阪舉行,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榮譽理事長辜振甫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名義代表總統李登輝出席會議。[33]
1996年臺灣海峽飛彈危機時,日本政府明確對中方提出「直接對話且和平的解決問題」之立場[34]。
1997年8月17日,官房長官梶山靜六對日美防衛合作指南中所謂的「周邊事態」明確表示「周邊事態包含兩岸紛爭」[35]。
1998年4月30日,日本國會通過《出入國管理修正法》,恢復承認中華民國護照、取消斷交後對赴日中華民國國民發行「渡航證明書」浮貼於護照內頁取代一般簽證做法,並恢復對中華民國國民的72小時過境免簽證。[36]1999年9月,日本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臺灣遊客赴日多次簽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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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25日,日本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表示,有鑑於中國人以智慧和時間來解決政治性問題,如果臺灣能像香港那樣回歸中國,將是十分好的結果。[43]26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子丹約見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長山下新太郎,就田中有關言論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44]
2002年起,日本外務省修改內規,把可與臺灣官員接觸的日本官員級別由副課長級以下提升至課長級以下。
2002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引起關切。中華民國外交部強調歷史雖不可遺忘,但更要以寬容的精神、前瞻的視野來面對。並了解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有其內部政治考量,因此敦促日本應繼續積極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45]對此,日本政府透過管道表達誠摯感謝。[46]
2002年5月14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在記者會中表示,日本支持臺灣列席世界衛生大會擔任觀察員。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開支持中華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47]15日,日本駐日內瓦代表團公使渡邊優表示,日本十分關注在地理上極為接近的臺灣醫療情況,也瞭解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渴望,基於WHO為普遍化的國際組織,日本樂見在會員國的共識下,尋求解決臺灣參與WHO的適當方式,包括以「觀察員身份」參與。[48]
2002年9月11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發表演說並回答問題時,表示希望中國與臺灣能夠透過對話,不要行使武力,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而營造此一環境也是日本應該扮演的角色。[49]
2002年10月15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以臺籍原慰安婦不具告訴立場,且個人對國家不具請求權,在國際法上亦無案例可循為由,駁回臺籍原慰安婦所提控訴。中華民國政府對此深表遺憾,並表示日本政府基於人道及人權立場,勿以民間基金補償方式逃避責任,應對受害人正式道歉及賠償,此立場不會改變。[50]
2003年1月18日,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在「國際國會議員亞太地區安全會議」上嚴斥日本知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所謂「中華聯邦」的論述,認為「一國兩制」臺灣人民都無法接受了,何況比一國兩制「更糟糕」的聯邦[51]。12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來臺灣訪問與總統陳水扁會見。
2003年5月11日,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坂口力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O。坂口力亦表示,因為臺灣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疫情似有擴大蔓延趨勢,日本政府考慮派遣醫生及提供必要的醫療援助。[52]12日,外務大臣川口順子亦表示支持臺灣參與WHO的立場。[53]5月26日,日本派遣專家醫療團赴臺。[54]6月6日,捐贈臺灣總值5,600萬日圓的醫療物資。[55]
2004年3月19日,陳水扁在總統選舉前一日遭槍擊受傷,首相小泉純一郎曾致電慰問。
2004年5月,日本在WHA會議中,對於「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提案表決,首次投下贊成票。[56]
2004年10月24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抵臺訪問,協助臺灣宣傳並推廣觀光客倍增計劃。[57]
2005年,日本政府恢復贈勳給予對增進臺日經濟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之中華民國籍人士。2月,美日兩國就安保協議達成「共通戰略目標」時,首度明確提及臺灣海峽問題。外務大臣町村信孝也明言美日安保的對象包含臺灣。3月,日本政府公開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及反對歐洲聯盟解除對其武器禁運措施。同年舉行的愛知世界博覽會期間,日方給予持中華民國護照旅客免簽證優惠。9月26日,給予永久性免簽證待遇。[58][59][60]
2006年11月,森喜朗再度訪臺,由總統陳水扁及行政院長謝長廷接見,並頒授特種大綬景星勳章[61]。
2007年3月,中華民國外交部針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談話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前日軍曾強徵婦女到前線當慰安婦及不再為慰安婦案道歉,中華民國政府深感遺憾並表達嚴正抗議。外交部指出,慰安婦案是過去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所遺留尚未處理的問題,日本政府基於人道及人權立場,自應負起責任認真處理此一問題。[62]
2007年7月12日,總統陳水扁接受日本共同社專訪,稱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的傳遞路線應比照1964年東京奧運聖火傳遞的路線,從馬尼拉到當時的英屬香港,到臺北,然後再到日本那霸[63]。最終中華民國政府拒絕從越南到臺灣,接下來進到香港、澳門的聖火路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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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對於臺灣獲邀成為第62屆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日本外務省報導官兒玉和夫表示,日本正值全球對抗人類豬型流感之際,臺灣成為WHA觀察員別具意義,並表示日方將持續密切關注本案,盼臺灣能順利及持續地參與WHA。[64]
2010年11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臺北市長郝龍斌的陪同下,參觀國際花卉博覽會。安倍晉三表示,非常感謝受邀來臺北參觀花博,回去日本後,也會要日本人多來花博參觀遊玩。[65]安倍晉三此行也與民主進步黨人士會面,因為是私人行程,中華民國外交部人員並未陪同,是由日本交流協會人員陪同搭乘中型巴士前往,並同車返回旅館。[66]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中華民國政府及臺灣民間組織迅速做出反應,派出救難團隊赴日搶救、踴躍響應捐輸物資及金錢,捐助總金額居全球之冠,超過新臺幣70億元。不過,震災捐款第一的臺灣,卻遭到日本首相菅直人冷漠以對。對此一名日本設計師發起「謝謝臺灣計劃」,讓日本人重視臺灣人的貢獻。
2011年9月和11月,臺日雙方先後簽署《投資協定》及《開放天空協定》[67]。
2012年7月9日起,日本政府廢除向來的外國人登錄證,實施對旅居日本外籍人士的管理新制,旅日臺灣人的居留卡國籍欄記載為「臺灣」,而非「中國」[68]。日本「李登輝之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表示,這是長年以來日本友臺人士與臺僑不斷為「臺灣正名運動」打拚,而引起日本國會議員重視並修法的結果,日本政府釐清「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對在日臺灣人的權益非常重要。他說,2003年臺灣在護照上加註「TAIWAN」字眼,是日本將臺灣人的國籍正名為「臺灣」的最大原動力[69][70]。倡議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安倍晉三與麻生太郎兩位首相卸任後訪問臺灣時都表示日本與臺灣是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權以及法治社會等共同價值的友好夥伴,形成現在密切的臺日關係[71][72][73]。
2013年1月,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日本交流協會成立40周年紀念慶典上表示:70%的日本人或臺灣人皆對對方抱有親切感[74]。
2013年4月10日,臺日雙方簽署《臺日漁業協議》,共享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的漁權。
2013年5月13日,臺北101大樓與東京晴空塔合作,正式簽署共同友好宣傳計劃,由旅臺日籍藝人佐藤麻衣與臺灣藝人李毓芬分別擔任日本與臺灣雙方友好交流大使,在觀光局長謝謂君及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副代表佐味祐介的見證下,由臺北101董事長宋文琪及東武晴空塔社長鈴木道明代表簽署,共同完成「2013臺日觀光地標友好年」之簽約儀式[75]。
2013年9月12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抵臺訪問,強調此次臺灣行以擔任首相期間,面臨福島核災的過程,忠實向外界報告。在其後的演說中表示「我們可以確定的說,就是沒有一個技術可以完全避免核災發生,以福島最遭的狀況要250公里避難,臺灣一號、二號、四號核電廠,相當於臺灣有三分之二必須要疏散與避難,如果想到這一個危機,應該就不會做這個選擇。」菅直人此行還參訪核一廠、翡翠水庫,並拜會臺北市長郝龍斌與新北市長朱立倫。[76]
2014年6月,日本東京的東京國立博物館與福岡的九州國立博物館舉行名為《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的特展,展出包括翠玉白菜及肉形石在內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之大批文物。開展前發生東博的宣傳海報上遺漏「國立」兩字的事件。8月15日,前副總理岡田克也抵臺訪問,與總統馬英九會晤。

2015年4月30日,前首相野田佳彥率團抵臺訪問。赴宜蘭及新北市參訪[77]。
2015年6月13日,文化部在日本的臺灣文化中心脫離「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在東京港區虎之門獨立設置,日本超黨派國會議員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平沼赳夫等政經文化各界人士大約兩百人應邀出席觀禮。[78]
2015年6月27日,臺灣發生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火災,兩天後日本的富士系統株式會社表示願意提供費用高昂的「不沾黏矽膠紗布」做為援助,消息一出,大批的臺灣網友湧入公司的Facebook表達謝意,更有許多人將之視為「臺日友好」的象徵。[79]同年7月2日,日本醫界表態願意派遣醫師及護士抵臺幫忙,也願意提供人工皮膚等醫療器材幫助傷患。[80]7月31日,日本與臺灣的醫師協會在位外交部簽署發生大規模災害時互派醫生的支援協定。允許日本醫生開展最低限度的醫療活動。據日本醫師會介紹,這是該組織首次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締結類似協定。[81]
2015年9月19日,日本通過《安保法案》,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王珮玲表示,此舉是將新修訂的「美日合作防衛指針」的內容法制化,鞏固深化美日同盟,予以正面看待,希望日本政府以前瞻性思維和正面積極的態度,為國際社會的和平、安定和繁榮做出貢獻[82]。
2016年4月25日,臺灣漁船東聖吉16號在國際水域作業時遭到日本公務船扣押。日本限26日中午以前收到保證金170萬元新臺幣,否則連人帶船拖往日本,一旦人船扣進日本,將判決漁船侵入日本領海,到時就必須付更高額的罰金,引發中華民國政府不滿[83]。29日,中華民國總統當選人蔡英文表示「全力捍衛」。[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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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經過我們這一次抗戰之後,大部份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國真是他們一個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識之士,更深切瞭解,亞洲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決不能單獨存在。我們只要日本軍民真正覺悟到這一點,中日之間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同時我們自己也要認清,如果亞洲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也是不能單獨存在的。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日本經過八年戰爭,已經徹底失敗了,我們雖然獲得一時的勝利,但是因為蘇俄指使共匪作亂,到如今也是徹底失敗了。這兩個國家現狀,實在都等於亡國,過去所謂『同歸於盡』的話,不幸而中了。現在中日兩國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國,中國亦不可敵視日本,兩國必須親睦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至此 總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實行的可能了。當前國際上沒有真正幫助我們的國家,我們重新研讀 總理遺教,越發覺得中日合作的重要。當然目前日本亦沒有力量來幫助我們,但就技術人員一項而論,日本的數量比我們多,程度比我們高。日本人作戰的經驗與能力的優良,是人人所共知的,尤其是他陸海空軍軍人視死如歸的精神,和他協同一致的行動,除了德國以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國家可與相比,所以我這一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擔任我們軍事訓練。這些日本教官自到臺灣以來,對我們各方面的貢獻,十分誠摯,他們都知道中國今日的災禍,無異是日本的災禍,復興中國的工作,就是復興日本的工作,所以他們在這裏擔任教官,和在日本訓練他本國學生一樣的精誠,因此我們腦筋裏再不可留有過去的敵意,更不能存一種輕視的心理,以為他們是打敗仗的,不值得我們的尊重。我們要反省在抗戰中我們究竟憑什麼來打敗日本?老實說我們抗戰的勝利,一半是靠着總理的主義和正確的國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國的援助,纔有此徼倖的勝利。難道日本真是被我們打敗的麼?現在我們國家在這樣存亡危急,到處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時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險來臺,且能以其一片至誠,來幫助我們反共抗俄,教授我們作戰的精神技術,以及其他各國所不能學得的學問,願與我們共患難、同甘苦、同仇敵愾、同舟共濟,那我們更應該特別優禮他們,尊敬他們。」[10]:257-259
參考資料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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