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期間的學生與政府對話

在六四事件期間，學生要求中國政府官員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呼籲對話始於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悼念儀式，即學生領袖決定必須以和平對話解決事件，遂組織代表團統一學運秩序。在四月到五月間，學生要求學生與政府的對話都應在電視上直播。但是中共政府未能滿足學生這一要求，而是建議對對話現場進行錄播。^[1]在4月29日，5月14日和5月18日共舉辦了三場學生與政府的對話。在4月29日的對話結束後不久，電視上播出了對話實況。5月18日的對話也是如此。僅5月14日的是錄播^[2][3]。

4月22日：學生主張和平請願

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舉着寫有「七項要求」的請願書，希望中共官員能夠出面接收。但是沒有任何一名中共官員出來接收他們的請願書。^[4]

七項要求

當時的學生發布了七點。^[5]儘管具體說法較多，不過不脫其基本要領，詳列如下：

1. 正確評價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反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2. 要求客觀評價報導這次愛國學生運動，同時查處北京市欺上瞞下編造「動亂」這種藉口；
3. 公開調查「四．二零」打人事件真相；
4. 反貪污、反腐敗，懲處官倒，領導幹部向全國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並解決康華問題^[6]；
5. 儘快出臺《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並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陸辦私人報紙的要求；
6. 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提高知識分子地位。公佈全國政協三個調查組關於北京市教育經費的調查結果；
7. 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由全國政協出面，組成專家論證小組，分析去年通貨膨脹的原因^[7]

學生對話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中國當時日益嚴重的問題，例如中國境內的腐敗和人民生活成本的上升。^[8]學生為了能與中共官員對話，創立了對話代表團。它是由北京大學的沈彤和中國政法大學的項小吉以及其他大學的代表組織的。^[9]後來學生和政府代表總共進行了三場對話。但是，上述對話還未能讓所有的學生和政府感到滿意。

4月29日：第一場政府講話

在1989年4月29日舉行的對話是學生和政府代表之間第一次被錄製以及播出的對話。政府代表袁木（國務院發言人）、何東昌、袁立本、陸宇澄和來自北京16個不同學校的四十五名學生代表出席了會議。^[10]學生提出的問題包括官倒和媒體言論自由，以及政府公開透明。袁木總結說，大多數同學懷着滿腔熱情，要求推進改革，反對腐敗的願望與黨和政府的工作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何東昌接着說，同學們在遊行中喊的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等口號。對談持續了三個小時。總體來說，政府表示非常贊同對話，並認可學生們為學運設下的底線原則，中央代表同意會花時間處理現在的治理亂象，以及需要頒布《新聞法》。^[11][12]。

各說各話

政府認為對話達到了目的，那些學生代表也同意讓學運緩和下來，而部分學生對對話不滿意，認為這是安排好的一場秀，吾爾開希曾抵達「對話會」會場，但被拒之門外，座位上四名官員在講台上學生在聽席上，議程安排也非常老氣官腔，這造成一個北航學生代表退場抗議。隨後與北高聯常委王丹召開記者會，宣布不承認舉行的是對話會，而是官方掌控的座談會。^[13]從一些學生的角度來看，由於袁和其他官員迴避了學生的要求，僅僅是同意有這些問題，故這次對話沒有任何實質進展。^[14]中共官員在對話中總是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從李鵬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角度來看，其代表方袁木在對話中表現坦誠而良好。^[15]

5月14日：對話代表團

到了五ㄧ的時候對話仍是開放選項，同一時間，香港大學生也去信給中國政府，在當時英屬香港中大學生的建制之風強盛，珠海講師黃毓民反對高唱共產音樂《國際歌》，卻還被親共學生批評，試圖與中央穩定關係，不過也為了聲援北京，舉辦了香港的五四大集會^[16]。後來到五月四日的時候舉辦了題為「慶祝五四，為民請命」的遊行，幾位主要有代表性的學生正式發表《新五四宣言》，作為公認的學運基本文件，並由王超華公開宣講^[17]，正式的代表團也成立。

在黨內也有不同意見，趙紫陽趁着5月4日亞行年會各代表團演講時積極評價了學生代表，說到「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改革』、『反對腐敗』。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他說：「我認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儘管他後來失勢，但據學生回憶，相對坦誠的交流其實是這時候才開始，當下學生也對趙的說法感到滿意，認為學運達到差不多了，應該能夠如計劃般和平落幕；而趙於同月19日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時，大家能感受到趙才是真正獲得了歷史發自內心的掌聲^{[18][19][20][21][22]}。

最後達成的5月14日對話的謀劃，始於五月九日，當時一名中共政府官員在校園內與沈彤接洽，聲稱可以安排對話代表團與中共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進行非正式對話。^[23]對話代表團提出了對話中要討論的三點，包括當前的學生運動、實質性改革的進展以及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條款。^[24]負責教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以及閻明復再加上其他十位官員出席了對話。參與對話的對話代表團則由十三名學生組成。^[25]

直播爭議

由於對話時間倉促通知，政府官員聲稱對話無法現場直播，因而5月14日的對話將由中央電視台錄製並延遲播出。^[25]對話代表團繼續要求對話應現場直播，或者至少要對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進行對話直播。除了對話代表團，其他學生觀察員也出席了這次對話。對話過程中發生了混亂，因為學生觀察員試圖要求政府代表直接回答他們的問題，這使對話代表團原本提出的三點要求根本無法討論。^[26]而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發現對話並未如期播出，非常不滿，認為自己被出賣，於是大批留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沖入在統戰部的對話現場。對話被迫中斷^[27]。

5月18日：與李鵬會面

外部影片連結
YouTube上的5.18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

1989年5月18日的對話是學生代表團與政府之間進行的最重要的對話，因為它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鵬和11位學生代表，特別是當時態度最堅定的學生。其他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國家教育委員會主席李鐵映、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閻明復、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出席會議的學生領袖包括吾爾開希·多萊特、王丹和熊焱。^[28]學生代表希望進行實質性對話，他們希望與政府就國家存在的問題進行公開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案。對話的過程清楚地表明，李鵬的主要目的是說服學生們結束絕食運動。對學生而言，顯而易見的是，政府不會妥協或滿足他們的任何要求。

開始對話

李鵬參加對話的目的是要求學生終止絕食抗議，而不是雙方之間進行某種談判，同時這次對話李鵬遲到了幾分鐘才抵達現場。^[29]而參與絕食的吾爾開希·多萊特穿着病人服並拿着氧氣瓶出現在對話中，後來的電視節目也播出了這一場景。^[30]吾爾開希對李鵬的遲到感到不滿：「您只是說這次會議有點來晚了......我們早在4月22日就要求與您見面。這次會議不是遲到了一點，而是來的太晚了！」 ^[28]

許多學生領袖指出學生運動的性質是「愛國」和「民主」，並要求政府對此予以肯定。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王學珍肯定了學生的講話，明確表示：「我相信我們的學生是愛國的。他們希望促進我國民主。（他們）沒有試圖製造動盪。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將能肯定這一點。」 ^[28]

李鐵映是第一個代表政府講話的人。李暗示政府會創造更多與學生代表對話的渠道，但他強調社會需要穩定，並說無法預測學生運動蔓延的後果。他告訴學生們，國家存在着學生可以表達意見的機構，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閻明復肯定了學生運動的意圖，但警告說由於學生領袖無法控制運動的方向，運動中的「壞蛋」正在給國家惹來麻煩，阻礙了有意義的對話的進行。^[28]

李鵬說，政府有責任「維持秩序」，並說大多數學生是「愛國」和「不製造動盪」的。李表示，政府最關心的是學生的健康，但政府反對繼續破壞社會秩序。^[31]學生代表提出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問題，並要求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但李鵬重申了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出儘管學生們有良好的意願，但仍有人利用這種情況製造動亂。^[32]

北京市長陳希同談到抗議活動對該城市的經濟活動造成的不利影響，稱北京的交通癱瘓，工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