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反應模式

衝擊—反應模式^{[註 1][參 1]}（英語：impact-response model^{[參 2]}），又名衝擊—回應模式^{[註 2][參 2]}、衝擊—反應理論^{[註 3][參 3]}、衝擊—反應範式^{[註 4][參 4]}或衝擊—反應論^{[註 5][參 5][參 6][參 7]}，由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提出，指中國的發展是因為西方對中國進行衝擊而產生的反應。^{[參 1]}

內容

近代中國長期處於由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和程朱理學等傳統思想所構成的靜態、停滯狀態；而西方在資產階級革命後，通過工業革命實現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構成了一個動態、先進和不斷變革的社會。根據這一模式，西方的多方面衝擊——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領域的壓力——迫使中國這個原本內生動力不足的社會必須作出反應，從而引發一系列歷史變革，推動中國步入近代化的進程。

然而，這種反應往往表現為一種被動和局限性的調整，因為中國傳統體制和思想根深蒂固，導致其對外部衝擊的吸收和轉化並不徹底或順暢。也就是說，單純依賴外部衝擊來推動內部變革，容易忽略中國內部固有的惰性與結構性阻力，從而使得中國近代化的轉型進程既曲折又遲緩。

這種模式強調，理解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必須同時關注外部因素（西方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巨大衝擊）與內部因素（傳統體制和文化所固有的惰性）的有機結合，只有兩者綜合考量，才能較為全面地揭示中國歷史變遷的真實面貌。^{[參 1][參 8]}

例證

• 第二次鴉片戰爭（衝擊）——洋務運動（反應）
• 中日甲午戰爭（衝擊）——戊戌變法（反應）
•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衝擊）——辛亥革命（反應）
• 《凡爾賽和約》侵犯中國主權（衝擊）——五四運動（反應）

後期修改

後來，費正清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改，認為中國的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自身的經濟、政治等多反面的發展，西方的衝擊是次要的，而且是有限的。^{[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