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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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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內戰（英語：Yugoslav Wars）（1991-2001）是發生在原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的一系列種族衝突、獨立戰爭及武裝叛亂。這些衝突導致自1991年中開始的南斯拉夫解體，也由此進程所引發——該國最終分裂為六個與其原加盟共和國對應的獨立國家：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黑山、塞爾維亞以及馬其頓（現稱北馬其頓）。南斯拉夫聯邦各加盟共和國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相繼宣布獨立，而新成立國家內部民族矛盾未能化解最終引發戰爭。雖然多數衝突通過達成包含國際社會全面承認新國家條款的和平協議而告終，但戰爭仍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並對該地區經濟造成嚴重破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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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解體的初始階段，南斯拉夫人民軍（JNA）曾試圖通過清除各共和國政府中的民族主義分子來維護國家統一。然而該軍隊日益受到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的影響，其政府以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取代了日漸衰弱的共產主義體系。南斯拉夫人民軍逐漸失去了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克人和馬其頓人的支持，最終演變為僅由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組成的武裝力量。根據聯合國1994年報告，塞族勢力並非旨在恢復南斯拉夫，而是企圖通過奪取克羅地亞和波黑部分領土建立「大塞爾維亞」。其他領土收復主義運動也與南斯拉夫戰爭產生關聯，例如「大阿爾巴尼亞」（試圖合併科索沃，後經國際斡旋放棄）以及「大克羅地亞」（試圖吞併黑塞哥維那部分地區，1994年通過《華盛頓協議》放棄）。[2][3][4][5][6][7][8][9][10][11][12]
南斯拉夫戰爭常被描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致命的武裝衝突之一，其顯著特徵包括系統性戰爭罪行：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大屠殺和戰爭時期的性暴力。波斯尼亞大屠殺是自納粹德國軍事行動以來，歐洲首個被正式定性為種族滅絕的戰爭事件，主要實施者此後均被以戰爭罪起訴；為起訴衝突期間所有戰犯，聯合國在荷蘭海牙設立了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根據國際轉型正義中心數據，南斯拉夫戰爭造成約14萬人死亡，而人道主義法律中心的統計顯示至少13萬人傷亡。這場持續十年的衝突還引發了嚴重的難民危機與人道主義災難。[13][14][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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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南斯拉夫戰爭還有以下別稱：
- "巴爾幹戰爭"
- "前南斯拉夫戰爭/衝突"[18]
- "南斯拉夫解體/繼承戰爭"
- "第三次巴爾幹戰爭"：英國記者米沙·格倫尼著作標題中曾使用該術語，暗指1912年至1913年發生的兩次巴爾幹戰爭。不過，亦有當代歷史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是前兩次巴爾幹戰爭的直接延續，因而將此術語用於指代一戰。[19][20]
- "南斯拉夫內戰"、"南斯拉夫國內戰爭"等表述
背景
南斯拉夫王國於一戰後建立，其人口以信奉基督教的南斯拉夫民族為主，同時國內也存在相當規模的穆斯林群體。南斯拉夫各民族間的衝突最初表現為20世紀20年代初圍繞君主立憲制的緊張態勢，隨着1928年克羅地亞政治家斯捷潘·拉迪奇遇刺，塞克兩族矛盾在20年代末升級為暴力衝突。至1941年南斯拉夫遭軸心國入侵，軸心國扶持克羅地亞法西斯組織烏斯塔沙（成立於1929年）建立克羅地亞獨立國，克羅地亞獨立國通過集中營處決及境內系統性大規模暴行，對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羅姆人實施種族滅絕。[21]
以塞爾維亞人為主的組織切特尼克是由南斯拉夫保皇派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運動建立的游擊武裝，對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實施了大規模暴行，多位學者認定其行為構成種族滅絕；該組織同時支持恢復塞爾維亞君主制並主張建立南斯拉夫聯邦。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則吸引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人等各族群加入，但其也曾參與大規模屠殺行為。1945年，約瑟普·布羅茲·狄托領導建立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FPRY），其強硬的威權統治有效壓制了國內民族主義運動。[22][23][24]
狄托於1980年逝世後，南斯拉夫聯邦的六個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科索沃希望獲得更高程度的自治權，而塞爾維亞則試圖強化聯邦中央權力。當各方共識方案顯然無法達成時，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開始走向獨立。雖然南斯拉夫的緊張局勢自1980年代初持續升溫，在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瓦解的困局中，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至1990年代初，南斯拉夫聯邦已失去有效統治能力：聯邦主席團由六個共和國、兩個自治省及南斯拉夫人民軍的代表組成，而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層出現分裂。
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和黑山的代表被替換為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的支持者。塞爾維亞由此獲得了南斯拉夫聯邦主席團八票中的四票，並能夠嚴重影響聯邦的決策，因為其它各共和國均僅有一票。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主張推行多黨制時，米洛舍維奇領導的塞爾維亞卻要求實行更加中央集權的聯邦體制，並謀求塞爾維亞在其中的主導地位。
在1990年1月召開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以塞爾維亞代表為主導的大會同意廢除一黨制。然而，塞爾維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運用其影響力，否決並投票駁回了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黨代表提出的所有其他提案。此舉導致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代表團集體退場，致使南斯拉夫解體，這一象徵性事件標誌着"兄弟情誼和團結"時代的終結。[25]
1990年進行的南斯拉夫公民調查顯示，民族對立情緒在當時僅以小規模形式存在。但與25年前的調查結果相比，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對克羅地亞人及斯洛文尼亞人的民族隔閡顯著加劇。
在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於1991年宣布獨立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試圖強行阻止國家解體的趨勢。南斯拉夫總理安特·馬爾科維奇宣稱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行為違反南斯拉夫憲法，並表示支持南斯拉夫人民軍採取行動以維護國家統一。而斯洛文尼亞（由米蘭·庫昌和洛伊澤·彼得萊代表）與克羅地亞則主張，此舉並非分裂國家，而是依據聯邦最初作為各民族自願聯合體成立的原則，實行的聯合體解散。南斯拉夫和平會議仲裁委員會於1991年11月裁定，該行為不屬於分裂，而是符合第二南斯拉夫憲法規定的分離程序。[26]
根據《1941-1945年巴爾幹戰爭：游擊隊員》作者斯蒂芬·A·哈特的研究，達爾馬提亞作為民族混居地區，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維持着克羅地亞族與塞爾維亞族之間的親密友好關係。許多早期南斯拉夫統一理念的支持者都來自該地區，例如達爾馬提亞克羅地亞人安特·特魯姆比奇。然而到南斯拉夫戰爭爆發時，達爾馬提亞地區的克塞兩族友好關係已徹底破裂，當地塞族人開始為自行宣布成立的准國家實體"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而戰。[27][28][29][30]
儘管南斯拉夫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政策看似一以貫之（即主張所有塞爾維亞人應生活在一個國家），但政治學家德揚·古齊納指出："社會主義塞爾維亞和南斯拉夫的各個分時期所處的不同背景，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例如有時有利於南斯拉夫，有時則有利於大塞爾維亞）"。他認為塞爾維亞的政策經歷了從初期的保守-社會主義取向，轉向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排外民族主義的演變。
民族主義崛起的同時，"民族教權主義"也開始抬頭。塞爾維亞東正教會參與政治並支持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政權在科索沃、克羅地亞和波黑的軍事行動，而克羅地亞天主教會和南斯拉夫伊斯蘭共同體則分別為克族和波族的政治目標服務。
在塞爾維亞及塞族控制的領土上，特別是民族主義者與批評塞爾維亞政府及波黑、克羅地亞境內塞族政治實體的反民族主義者之間，爆發了激烈衝突。有報道顯示，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公開反對民族主義政治氛圍的塞族人士曾遭受騷擾、威脅甚至殺害。然而隨着米洛舍維奇上台和南斯拉夫戰爭爆發，塞爾維亞境內形成了眾多反戰運動。民眾多次舉行抗議活動反對南斯拉夫人民軍的行動，要求就是否宣戰進行全民公投，並抵制徵兵制度，導致大量逃兵和移民出現。[31][32][33][34]
隨着南斯拉夫危機升級，南斯拉夫人民軍逐漸被塞爾維亞人控制。據前扎格勒布第五軍團指揮官馬丁·斯佩蓋利透露，軍隊指揮職位中原本有50%由克羅地亞人擔任，而數年後戰爭爆發時，所有關鍵職位均已由塞爾維亞人掌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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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首次衝突被稱為"十日戰爭"，由南斯拉夫人民軍於1991年6月27日發動，因為斯洛文尼亞於1991年6月25日宣布脫離南斯拉夫聯邦。[36][37]
最初，聯邦政府命令南斯拉夫人民軍控制斯洛文尼亞境內的邊境通道。斯洛文尼亞警察與地方防禦部隊隨即封鎖了軍營和道路，導致斯洛文尼亞全境出現武裝對峙和小規模衝突。在造成數十人傷亡後，這場局部衝突於1991年7月7日通過布里奧尼談判得以平息，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同意暫停三個月獨立進程。南斯拉夫人民軍最終在1991年10月26日完全撤出斯洛文尼亞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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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洛文尼亞十日戰爭爆發前數周，克羅地亞境內的戰鬥早已打響。當反對克羅地亞獨立的境內塞族宣布脫離克羅地亞時，克羅地亞獨立戰爭爆發。
在1990年克羅地亞議會選舉中，弗拉尼奧·圖季曼當選為首任克羅地亞總統。他推行民族主義政策，並將建立獨立的克羅地亞作為首要目標。新政府提出了憲法修正案，恢復了傳統的克羅地亞國旗和國徽，並從國名中移除了「社會主義」一詞。克羅地亞新政府推行了公開具有民族主義和反塞爾維亞性質的政策，例如廢除塞爾維亞語西里爾字母。為了抵制憲法修改，當地塞族政客於1990年8月17日組織了一場關於「塞爾維亞族在克羅地亞的主權與自治」的公投。他們的抵制行動隨後升級為一場發生在塞族聚居區（主要是克寧周圍）的暴動，即所謂的「原木革命」。[38][39]
克寧當地警方支持了日益壯大的塞爾維亞叛亂活動，而許多政府僱員——主要是警察部門中指揮職位多由塞爾維亞人擔任的警員——因此失業。1990年12月，克羅地亞新憲法獲得批准，而塞爾維亞民族委員會隨後宣布建立了自稱擁有自治權的塞爾維亞人自治區"克拉伊納塞爾維亞自治州"。
民族緊張局勢持續升級，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兩國的政治宣傳更是加劇了這種對立。1991年5月2日，塞爾維亞準軍事組織與克羅地亞警方在博羅沃塞洛村爆發武裝衝突，這是雙方早期交火事件之一。1991年克羅地亞獨立公投中，雖然當地塞族普遍抵制投票，但多數參與者支持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同年6月25日，克羅地亞正式宣布獨立並終止與南斯拉夫的聯邦關係。根據《布里俄尼協議》，該決定設有三個月的暫緩執行期，直至10月8日正式生效。[40]
1991年夏天的武裝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戰線主要在尋求分裂的"克拉伊納塞爾維亞自治區"周邊地區形成。早在獨立宣言發布前，南斯拉夫人民軍就應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的要求，解除了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地方防禦部隊的武裝。而聯合國對南斯拉夫實施的武器禁運令局勢進一步惡化。表面上奉行統一意識形態的南斯拉夫人民軍，其軍官團卻主要由塞爾維亞人或黑山人構成（佔比達70%），這一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矛盾。[41][42]
因此，南斯拉夫人民軍反對克羅地亞獨立，並選擇支持克羅地亞塞族叛亂分子。這些塞族叛亂分子未受武器禁運影響，因為他們始終得到南斯拉夫人民軍的支援和補給。截至1991年7月中旬，南斯拉夫人民軍已向克羅地亞調遣約7萬兵力。戰事迅速升級，最終蔓延至西斯拉沃尼亞、巴尼亞到達爾馬提亞之間數百平方公里的廣闊區域。
邊境地區遭受來自塞爾維亞和黑山境內部隊的直接攻擊。1991年8月，武科瓦爾戰役打響，約1800名克羅地亞士兵在此浴血奮戰，成功阻滯了南斯拉夫人民軍向斯拉沃尼亞地區的推進。持續近三個月的圍攻中，該城遭受地面炮火和空襲的輪番轟炸，至10月底幾乎被完全摧毀。同年10月開始的杜布羅夫尼克圍城戰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杜布羅夫尼克遭到炮擊。國際媒體當時因過度關注該城建築遺產，卻對大量平民遇難的武科瓦爾毀滅事件報道不足而受到批評。
1991年11月18日，武科瓦爾在彈盡糧絕後陷落。該城被南斯拉夫人民軍攻佔後不久，即發生了奧夫查拉大屠殺事件。與此同時，克羅地亞塞族武裝與來自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南斯拉夫人民軍部隊在拉特科·姆拉迪奇.指揮下，共同奪取了克羅地亞中部地區的控制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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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萬斯計劃在塞爾維亞叛亂分子自行宣布成立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領土上，為塞族居民設立了聯合國控制區（UNPA）。該計劃雖終止了大規模軍事行動，但克羅地亞城市仍遭受零星炮擊，克羅地亞部隊也偶有進入聯合國保護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95年。在此期間，生活在塞族控制區內的克羅地亞族民眾遭受深重苦難，大量平民在逃亡或被驅逐過程中遭遇多起屠殺事件，最終導致種族清洗的慘劇。[44]
1995年，隨着"閃電行動"和"風暴行動"的結束，克羅地亞境內的戰鬥終於平息。通過這兩次軍事行動，克羅地亞成功收復了除與塞爾維亞接壤的東斯拉沃尼亞聯合國保護區外的全部領土。
在這兩次軍事行動期間及結束後，約有15萬至20萬生活在原"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控制區的塞族居民遭到種族清洗，克羅地亞軍隊還對部分留守平民實施了多項暴行。這使得克羅地亞塞族人成為2022年烏克蘭戰爭之前歐洲最大的難民群體。[45][46]
未受克羅地亞軍事行動影響的"東區"此後由聯合國東斯拉沃尼亞、巴蘭尼亞和西斯雷姆過渡行政當局接管，並根據《埃爾杜特協議》於1998年重歸克羅地亞管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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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2日，隨着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宣布從殘餘的南斯拉夫聯邦獨立，一場衝突席捲該國。這場戰爭本質上是波斯尼亞人（主張維護新獨立共和國領土完整）與塞族、克族勢力之間的領土爭奪——由塞爾維亞支持的波黑塞族自治區"塞族共和國"和由克羅地亞支持的克族自治區"黑塞哥-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以分裂波黑為目標。1992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47/121號決議，譴責塞爾維亞和黑山武裝力量試圖通過武力奪取更多領土的行徑。[48][49]
南斯拉夫人民軍已演變為以塞族為主導的武裝力量。這支軍隊反對波黑多數族裔主導的政府推行獨立議程，並聯合其他塞族民族主義武裝勢力，試圖阻撓波黑民眾參與1992年的獨立公投。他們未能成功說服民眾放棄投票，反而通過製造恐嚇氛圍加之塞族對投票的抵制，最終導致公投以99%的壓倒性票數支持獨立。
1992年6月19日，波黑戰爭全面爆發，而實際上自波黑宣布獨立後，薩拉熱窩圍城戰早在當年4月就已拉開序幕。這場衝突以長達數年的薩拉熱窩圍城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為典型特徵，成為南斯拉夫內戰中最血腥、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戰爭。由極端民族主義者拉多萬·卡拉季奇領導的波黑塞族勢力，宣稱要將波黑境內的所有塞族聚居區從波什尼亞克族主導的政府中脫離。為實現塞族聚居區與聲稱擁有主權的領土之間的連貫性，卡拉季奇推行系統性的種族清洗計劃，主要針對波什尼亞克人實施屠殺與強制遷移。期間發生了普里耶多爾種族清洗、維舍格勒大屠殺、福查種族清洗、多博伊大屠殺、茲沃爾尼克大屠殺、戈拉日代圍城戰等多起暴行。
1992年底，波斯尼亞克羅地亞族與波斯尼亞族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雙方合作破裂。1993年1月，這兩個曾經的盟友爆發公開衝突，引發了克族-波族戰爭。1994年，美國通過《華盛頓協議》斡旋達成克羅地亞軍隊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共和國軍之間的和平。在成功的"閃電行動"與"風暴行動"之後，克羅地亞軍隊與波黑境內的波斯尼亞-克族聯軍於1995年9月發動代號為"米斯特拉爾"的作戰行動，旨在收復波斯尼亞塞族軍隊佔領的領土。[50]
戰場上的推進以及北約的慎重武力行動迫使波斯尼亞塞族回到談判桌。各方均受到壓力，要求遵守停火協議並通過談判結束波黑戰爭。戰爭隨着1995年12月14日《代頓協議》的簽署而告終，協議規定塞族共和國作為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境內的一個政治實體存在。除結束戰爭外，《代頓協議》還確立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憲法》。該憲法具有協商民主性質，將波什尼亞克族、克羅地亞族和塞爾維亞族並列為"組成民族"，賦予每個族群在政府中廣泛的自治權。2000年，波黑憲法法院要求波黑聯邦和塞族共和國必須承認所有"組成民族"在全國範圍內享有完全平等權利。同樣，憲法第十條規定第二條所定義的權利和自由不得被修改。此類條款在憲法中隨處可見，旨在消除不同民族間的不信任感，維持持久穩定。[51][52][53]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於1995年4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發生前三個月）報告稱，截至當時南斯拉夫戰爭中近90%的暴行是由塞爾維亞武裝分子實施的。其中大部分暴行發生在波斯尼亞境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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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1974年頒布的《南斯拉夫憲法》遭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單方面廢除後，科索沃的自治權受到削弱，該地區由此陷入國家主導的壓迫：自1990年代初起，阿爾巴尼亞語廣播和電視受到限制，報社被迫關閉。大量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被從公共企業和機構（包括銀行、醫院、郵局和學校）解僱。1991年6月，普里什蒂納大學理事會及多個院系委員會遭解散，由塞爾維亞人接管。同年9月新學年開始時，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教師被禁止進入校園，導致學生只能在家學習。
對阿爾巴尼亞族人的打壓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引發了被稱為"戰前時期"的騷亂與暴力衝突。在此期間，科索沃解放軍（KLA）宣告成立。整個1990年代初期，塞爾維亞安全部隊和情報官員屢遭襲擊，這些行動是對阿族平民遭受迫害和謀殺的反擊，期間也有塞爾維亞平民遇害。科索沃解放軍試圖促使美國和北約介入。到1995年，塞爾維亞巡邏隊多次遭遇伏擊，警員遇害，其中至少一起事件被指由科索沃解放軍實施。該組織直到次年才公開承認對這些襲擊事件負責。[55][56]
最初僅由數百名阿爾巴尼亞族武裝人員組成的科索沃解放軍，在1996年至1997年間襲擊了多處警察局並致傷多名警員。1996年2月，該組織對警察局及南斯拉夫政府僱員發動系列襲擊，聲稱南斯拉夫當局作為種族清洗行動的一部分殺害了阿爾巴尼亞族平民。同年4月22日，科索沃多地幾乎同時發生了四起針對塞爾維亞安全人員的襲擊事件。[57]
1997年1月，塞爾維亞安全部隊在普里什蒂納與米特羅維察之間的公路伏擊中擊斃了科索沃解放軍指揮官扎希爾·帕亞齊蒂及其他兩名領導人，並逮捕了100多名阿族武裝人員。作為科索沃解放軍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阿德姆·亞沙里於同年7月11日被南斯拉夫法院以恐怖主義罪名缺席審判定罪。人權觀察此後指出，此次審判（另有14名科索沃阿族人同時被定罪）"未能符合國際標準"。
北約北大西洋理事會指稱科索沃解放軍是"暴力事件的主要挑起者"，並稱其"發動了看似蓄意的挑釁行動"。1998年1月22日，塞爾維亞部隊為追緝殺害塞族警察的亞沙里，再次襲擊了普雷卡茲的亞沙里家族宅院。在1991年至1997年間（主要集中在1996-97年），科索沃解放軍共造成39人死亡。1996年至1998年2月期間的襲擊事件導致10名警察和24名平民喪生。[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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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15日，在北約協調下，科索沃解放軍與南聯盟簽署停火協議，但雙方於兩個月後違反協議致使戰火重燃。1999年1月，當45名科索沃阿族人在拉察克屠殺中遇害的消息曝光後，北約認定唯有部署軍事維和部隊以強制約束雙方才能解決衝突。南聯盟拒絕簽署《朗布依埃協議》——該協議除其他條款外，還要求允許3萬名北約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北約軍隊在南聯盟領土享有無條件通行權；北約及其人員不受南聯盟法律管轄；並有權無償使用當地公路、港口、鐵路及機場，可無償徵用公共設施。北約遂以此為理由，準備通過武力強行部署維和部隊，並藉此為後續轟炸行動正名。[60][61]
隨後北約對南聯盟發動了空襲，在韋斯利·克拉克將軍的指揮下，以大規模轟炸為主要作戰方式對塞爾維亞部隊實施了軍事干預。兩個半月後，《庫馬諾沃協定》的簽署宣告敵對行動結束。科索沃交由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實施行政管理，並由北約駐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提供軍事保護。這場持續15個月的戰爭造成雙方數千名平民喪生，逾百萬人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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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舍沃山谷武裝衝突是南聯盟與"普雷舍沃、梅德韋賈和布亞諾瓦茨解放軍"（UÇPMB）阿族武裝分子之間爆發的軍事對抗，始於1999年6月。衝突期間，南聯盟政府曾多次請求科索沃部隊（KFOR）協助鎮壓UÇPMB的襲擊——根據《庫馬諾沃協定》設立的緩衝區規定，南聯盟只能動用輕武裝部隊，致使主力部隊無法進入該區域。南聯盟總統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警告稱，若KFOR不採取行動阻止UÇPMB的襲擊，新一輪戰鬥將不可避免。[62]
馬其頓共和國武裝衝突始於2001年1月底，當時阿族武裝組織"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軍"在該國西北部地區開始襲擊馬其頓安全部隊，最終於同年8月以簽署《奧赫里德協議》告終。這場衝突的核心訴求是阿族武裝力量試圖為佔馬其頓總人口25.2%的阿族爭取更多權利和自治地位（在泰托沃市，阿族比例達54.7%）。儘管有觀點認為該組織最終目標是推動阿族佔多數的地區脫離國家，但民族解放軍高層官員對此予以否認。[63][64][65][66]
武器禁運
聯合國安理會於1991年9月對南斯拉夫實施武器禁運，然而多個國家仍持續參與或為交戰各方提供軍火交易便利。2012年，智利法院判決包括兩名退役將軍在內的九人參與非法武器銷售罪。[67][68][69]
戰爭罪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境內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屠殺已升級為種族滅絕。1992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47/121號決議，譴責"塞爾維亞和黑山武裝力量為通過武力奪取更多領土而採取的侵略行徑"，並稱此類種族清洗行為"構成一種形式的種族滅絕"。[70]
人權觀察在1993年1月1日發布的報告中警告稱："暴力行為的規模及其針對特定民族和宗教的選擇性特徵表明，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境內針對穆斯林群體（以及程度稍輕的克羅地亞群體）的罪行具有種族滅絕性質"。該組織是最早發出此類警告的民權組織之一。[71]
美國駐克羅地亞大使彼得·加拉格爾於1994年2月8日發往白宮的電報指出，種族滅絕正在發生，並列舉了以下證據：卡拉季奇領導的南斯拉夫人民軍對薩拉熱窩進行的"持續無差別炮擊和槍擊"；波斯尼亞北部少數民族群體"被迫遷離"的遭遇；以及被拘留者"被強制在前線從事危險工作"的事實。2005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認定"塞爾維亞的侵略政策和種族清洗行為符合種族滅絕的定義標準"。[72]
國際法院於2007年2月26日作出裁決，雖然澄清了塞爾維亞對斯雷布雷尼察地區塞族共和國軍隊實施的種族滅絕行為不承擔直接責任，但判定塞爾維亞未能阻止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共和國實施種族滅絕，也未能追究責任者並將其繩之以法。該審判源於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於1993年對塞爾維亞和黑山提出的種族滅絕指控。[73]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多個地區的塞族武裝同時實施了戰爭罪行，特別是在比耶利納、薩拉熱窩、普里耶多爾、茲沃爾尼克、維舍格勒和福恰等地。但法官裁定，僅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符合"具有毀滅波族穆斯林特定意圖"的種族滅絕罪構成要件。法院認定，1992-1995年戰爭期間在斯雷布雷尼察以外地區發生的其他暴行，根據國際法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但這些行為本身不構成種族滅絕。[74]
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區發生的種族滅絕罪行已通過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多項判決得到確認，其中最具標誌性的是對波黑塞族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的有罪判決。[75]
在克羅地亞、科索沃和波黑戰爭期間，種族清洗已成為普遍現象。這一過程通常包含恐嚇、強制驅逐或屠殺目標族群，同時摧毀該族群的宗教場所、墓地及歷史文化建築，旨在通過改變地區人口構成使另一族群成為主體民族。此類體現領土民族主義與領土收復主義的行為，正是構建族群民族主義國家目標的組成部分。而奧馬爾斯卡和特爾諾波列等拘留營，也被認定為當局整體種族清洗戰略的重要環節。
根據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多項判決和起訴書，塞族與克族武裝力量在其政治領導層策劃下，對各自控制區實施了種族清洗，旨在建立種族純化國家（塞族方面試圖建立塞族共和國和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克族方面試圖建立黑塞哥-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76]
根據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的認定，克拉伊納塞族自治區（SAO Krajina）的塞族武裝在1991至1992年間驅逐了至少8萬至10萬克羅地亞人及其他非塞族平民。該地區被驅逐的克羅地亞人及非塞族居民總數，不同來源統計在17萬人（ICTY數據）至25萬人（人權觀察數據）之間。塞族控制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境內的克羅地亞人口從1991年的203,656人（佔總人口37%）驟降至1995年初的約4000人。[77][78][79]
另據記錄，1999年至少有70萬至86.3萬阿爾巴尼亞族人在科索沃被強制驅逐。截至1999年6月，科索沃超過80%的總人口被迫流離失所。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族武裝還迫使數十萬穆斯林離開家園，有估算顯示至少70萬波斯尼亞穆斯林被逐出塞族控制區。聯合國1994年報告亦指出，克羅地亞武裝在東西斯拉沃尼亞和部分克拉伊納地區對塞族實施了規模相對有限、人數較少的種族清洗行動。[80]
戰時強姦作為官方命令的一部分，是種族清洗的暴行手段，旨在驅逐目標族群。據特雷什涅夫卡婦女團體披露，超過3.5萬名婦女和兒童曾被關押在塞族設立的「強姦集中營」中。在福恰大屠殺期間，德拉戈柳布·庫納拉茨、拉多米爾·科瓦奇和佐蘭·武科維奇因犯下強姦、酷刑和奴役等危害人類罪被定罪。[81][82]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境內大規模強姦的確鑿證據，促使前南刑庭開始公開審理此類暴行。有報告顯示，在波黑戰爭（1992-1995年）和科索沃戰爭（1998-1999年）期間，塞爾維亞正規軍與非正規部隊實施的性暴力行為"尤其令人震驚"。由北約領導的科索沃部隊記錄表明，阿爾巴尼亞族、羅姆族及塞爾維亞族婦女均曾遭受塞族武裝與科索沃解放軍成員的強姦。[83]
另有估算表明，在波黑戰爭期間約有2萬至5萬名女性（主要為波什尼亞克族）遭受性侵。而同一族群成員之間的強姦和性侵案件記錄則較為罕見。[84][85]
前南斯拉夫戰爭中的戰爭強姦常被定性為危害人類罪。塞族武裝實施的強姦行為旨在摧毀受害者與其族群間存在的文化與社會紐帶。據指控，塞爾維亞政策曾鼓動士兵持續強姦波什尼亞克族女性直至其懷孕，以此實現種族清洗的目的——通過反覆性暴力迫使受害者懷上塞族後代。許多波什尼亞克女性被長期羈押，往往在遭強姦受孕臨近分娩時才獲釋。這種系統性強姦帶來的影響遠超對受害者的直接傷害：強姦創傷造成的應激反應，加上流離失所者普遍缺乏生殖醫療保障，導致受害女性面臨嚴重的健康風險。
在科索沃戰爭期間，數千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婦女和女童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戰爭強姦被用作戰爭武器，同時也成為系統性種族清洗的工具——通過性暴力恐嚇平民、向家庭勒索錢財，並迫使人們逃離家園。根據人權觀察組織2000年的報告，科索沃戰爭中的強姦案件可大致分為三類：在女性家中實施的強姦、在逃亡過程中實施的強姦以及在拘留期間實施的強姦。[86][87]
施暴者多數為塞爾維亞準軍事組織成員，也包括塞爾維亞特別警察或南聯盟軍隊士兵。人權觀察記錄到的性侵案件幾乎全部涉及至少兩名施暴者參與的輪姦。戰爭結束後的記錄顯示，也存在阿爾巴尼亞族武裝（有時是科索沃解放軍成員）對塞族、阿族和羅姆族婦女的強姦案件，但未達到同等規模。多數強姦事件發生在軍官在場並默許的情況下，士兵、警察和準軍事人員常在眾目睽睽之下對受害者實施性暴力。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3年在克羅地亞發布的報告《克羅地亞家園戰爭期間性暴力受害者數量評估及受害者賠償與支持最優方案研究》表明，衝突雙方遭受強姦及其它形式性侵犯的受害者（含男女）總數估計在1,470至2,205人之間（另一統計口徑為1,501至2,437人）。多數受害者是遭受塞族人員侵犯的非塞族人群。按地區劃分，東斯拉沃尼亞發生的強姦和性暴力案件數量最多，估計有380至570名受害者。報告顯示，在塞族運營的拘留營和監獄（包括塞爾維亞本土設施）中，300至600名男性（占被囚禁者的4.4%-6.6%）以及279至466名女性（占被囚禁者的30%-50%）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虐待。1991至1995年間，在塞族控制區（非拘留營環境）有412至611名克羅地亞族婦女遭受強姦。克羅地亞武裝在"閃電行動"和"風暴作戰"期間也對塞族婦女實施了強姦和性暴力，受害者估計達94至140人。在克羅地亞運營的洛拉和克雷斯蒂內茨拘留營中也發生過針對塞族囚犯的性虐待事件。[88]
人道主義後果與物質損失
據估計，南斯拉夫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達14萬人。人道主義法律中心評估，在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的衝突中至少有13萬人喪生。平民死亡率在52%至56%之間，即72,716名平民。斯洛文尼亞的軍事行動持續時間較短，因而避免了更高傷亡，其十日戰爭中約有70人喪生。克羅地亞戰爭造成約2.2萬人死亡，其中克羅地亞人1.5萬，塞爾維亞人7千。[89]
波黑承受了最慘重的戰爭代價：該戰爭導致97,207至102,622人喪生，其中包括64,036名波什尼亞克人、24,905名塞爾維亞人和7,788名克羅地亞人。按比例計算，遇難者中65%為波什尼亞克人，25%為塞爾維亞人，8%為克羅地亞人。在科索沃衝突中，共有13,535人喪生，其中包括10,812名阿爾巴尼亞人（佔80%）和2,197名塞爾維亞人（佔16%）。死亡人數最慘重的是薩拉熱窩：圍城期間約14,000人遇難，這座城市的死亡人數幾乎相當於整個科索沃戰爭的死亡總數。[90][91]
無論從相對數量還是絕對數量來看，波什尼亞克族承受的損失最為慘重：在波黑境內有64,036名該族民眾喪生，占其民族總人口的3%以上。其中33,070名為波什尼亞克族平民（52%），30,966名為士兵（48%）。他們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中遭遇了最殘酷的迫害——1995年7月期間，當地波什尼亞克族男性（不論年齡或平民身份）的死亡率高達33%。在波黑戰爭期間所有平民遇難者中，波什尼亞克族佔比約83%，而在東波斯尼亞地區這一比例更是升至近95%。
在克羅地亞戰爭期間，克方死亡人員中有43.4%為平民。
南斯拉夫戰爭引發了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難民潮之一。據估計，克羅地亞、波黑和科索沃的衝突共造成約240萬難民，另有200萬國內流離失所者。
波黑戰爭導致220萬人淪為難民或流離失所者，其中超過半數為波什尼亞克族。截至2001年，仍有65萬波什尼亞克人處於流離失所狀態，另有20萬人永久離開了祖國。
科索沃戰爭導致862,979名阿爾巴尼亞族難民，他們或被塞族部隊驅逐，或因戰火逃離前線。此外還有50萬至60萬國內流離失所者，這意味着根據歐安組織數據，截至1999年6月，科索沃近90%的阿爾巴尼亞族人被迫逃離家園。戰爭結束後，阿爾巴尼亞族難民陸續返鄉，但超過20萬塞爾維亞族、羅姆族及其他非阿族民眾被迫離開科索沃。至2000年底，塞爾維亞因此接收了70萬來自科索沃、克羅地亞和波黑的塞族難民或境內流離失所者。[92][93]
從收容境內流離失所者和難民的角度來看，克羅地亞承受了這場危機的主要衝擊。據相關資料顯示，1992年克羅地亞收容了近75萬難民或流離失所者，占其470萬總人口的近16%：這一數字包括42萬至45萬波黑難民、3.5萬來自塞爾維亞（主要來自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難民，另有26.5萬來自克羅地亞其他地區的境內流離失所者。這一難民負擔比例相當於德國要收容1000萬流離失所者，或法國需接納800萬人。
聯合國難民署官方數據顯示，1993年克羅地亞收容了28.7萬難民和34.4萬境內流離失所者，相當於每千名居民承擔64.7名難民的比例。在其1992年報告中，難民署將克羅地亞列為全球50個難民負擔最重國家中的第7位：登記難民31.6萬人，難民與總人口比例達15:1。若計入境內流離失所者，1992年克羅地亞至少需為64.8萬人提供安置保障。作為對比，1999年馬其頓每千名居民僅需承擔10.5名難民。
1993年斯洛文尼亞收容了4.5萬名難民，相當於每千名居民承擔22.7名難民。塞爾維亞和黑山同年收容了479,111名難民，每千名居民承擔45.5名難民。截至1998年，難民數量增至502,037人（即每千居民47.7名難民）。到2000年，難民人數下降至484,391人，但境內流離失所者增至267,500人，合計共有751,891人需要安置救助。
這場衝突造成的物質和經濟損失是災難性的。波黑戰前國內生產總值約為80-90億美元。政府估計戰爭總損失達500-700億美元，戰後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75%。全國60%的住房遭到損壞或摧毀，這給難民返鄉工作帶來了巨大困難。波黑還成為歐洲受地雷污染最嚴重的國家：1820平方公里領土（佔國土面積的3.6%）散布着300-600萬枚地雷，已造成5000人死亡，其中1520人是在戰後觸雷身亡的。
1999年，克羅地亞議會通過法案，評估該國戰爭損失達370億美元。政府指控在1991年至1993年4月期間，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和南斯拉夫人民軍的炮擊導致克羅地亞約21萬棟建築（包括學校、醫院和難民營）遭受損毀。受炮擊影響的城市包括卡爾洛瓦茨、戈斯皮奇、奧古林、扎達爾、比奧格勒納莫魯等。克羅地亞政府也承認，截至1992年底，有7489棟屬於克羅地亞塞族的建築因爆炸、縱火或其他蓄意行為遭破壞，1993年1月至3月期間另有220棟建築受損。司法機關已對126名涉嫌此類行為的克羅地亞人提起刑事訴訟。[103]
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制裁導致南斯拉夫第納爾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至1995年，近100萬工人失業，國內生產總值較1989年下降55%。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造成進一步破壞，其中最為嚴重的是潘切沃石化廠被炸，導致8萬噸燃燒的石油製品泄漏至環境中，北約在轟炸中還使用了約3.1萬枚貧鈾彈。
國際戰爭罪審判：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
总结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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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是聯合國設立的臨時法庭，位於荷蘭海牙，旨在起訴南斯拉夫內戰期間實施的重大罪行並審判責任人。該法庭最引人注目的審判涉及塞爾維亞前總統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他於2002年因在科索沃、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戰爭中被指控犯有66項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遭到起訴。由於米洛舍維奇於2006年未及判決便去世，該審判未能完成。不過正如學者所言，國際法庭的審判"有助於剝奪米洛舍維奇領導地位的合法性"。[104]
法庭及其繼任機構——國際刑事法庭餘留事項國際處理機製作出多項有罪判決。首例確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構成種族滅絕罪的標誌性判決，是針對塞爾維亞將軍拉迪斯拉夫·克爾斯蒂奇的案件：他於2001年被判有罪，上訴分庭於2004年維持原判。另一項重要判決針對波黑塞族前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他同樣因種族滅絕罪被定罪。2017年11月22日，拉特科·姆拉迪奇將軍被判處終身監禁。[105][106]
其它重要定罪包括：極端民族主義者佛伊斯拉夫·塞塞利、準軍事組織領導人米蘭·盧基奇、波黑塞族政治家莫姆契洛·克拉伊什尼克、因薩拉熱窩圍城戰被判有罪的波黑塞族將軍斯坦尼斯拉夫·加利奇、前塞爾維亞內務部助理部長兼公共安全局局長弗拉斯特米爾·喬爾傑維奇（因科索沃罪行定罪）、前南人民軍指揮官米萊·姆爾克希奇，以及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前總統米蘭·馬爾蒂奇與米蘭·巴比奇。後續成立的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對塞爾維亞內務部國家安全局官員約維察·斯塔尼希奇和弗蘭科·西馬托維奇作出有罪判決，並認定：[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
審判分庭強調，這些罪行並非隨機或無組織地實施，而是經過周密計劃和協調的行動，表明存在共同的犯罪目的。對此，法庭特別指出起訴書所涉所有區域都存在針對非塞族平民犯罪的系統性模式。在此基礎上，審判分庭認定這些罪行構成共同犯罪目的的一部分，即通過起訴書指控的迫害、謀殺、驅逐出境和非人道行為（強制遷移）等罪行，強行永久性地將非塞族人從克羅地亞和波黑大片區域清除。法庭進一步認定這一共同目的得到高層政治軍事官員的認同，包括斯洛波丹·米洛舍維奇、拉德米洛·博格丹諾維奇、拉多萬·斯托伊契奇（巴賈）、米哈利·凱爾泰斯、米蘭·馬爾蒂奇、米蘭·巴比奇、戈蘭·哈季奇、拉多萬·卡拉季奇、拉特科·姆拉迪奇、莫姆契洛·克拉伊什尼克、比利亞娜·普拉夫希奇以及熱利科·拉日納托維奇（阿爾坎）。
前南刑庭對戰爭政治目標作出如下認定：
貝爾格萊德的塞爾維亞當局的政治目標，似乎是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兩國領土中分割出部分區域，為塞族人構建新的領土實體，並將其劃歸塞爾維亞和黑山。這一目標與南斯拉夫人民軍試圖阻止各共和國實現實質性獨立的行動相吻合。
除塞族人員外，多名克羅地亞人、波什尼亞克族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也被定罪，包括前克羅地亞赫爾瓦茨克共和國領導人亞德蘭科·普爾利奇和指揮官斯洛波丹·普拉利亞克、波黑克羅地亞族軍事指揮官姆拉登·納萊蒂利奇、前波黑軍隊指揮官恩維爾·哈季哈薩諾維奇以及前科索沃指揮官哈拉金·巴拉。[116][117]
在戈托維納等人案中，克羅地亞將領安特·戈托維納和姆拉登·馬爾卡奇最終於2012年上訴獲判無罪。
截至2019年，根據《前南刑庭規約》，法庭判定塞爾維亞官員在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科索沃及伏伊伏丁那犯有迫害、強制遷移（危害人類罪，第5條）罪行；在克羅地亞、波黑及科索沃犯有謀殺（危害人類罪，第5條）罪行；在波黑犯有恐怖行為（違反戰爭法，第3條）及種族滅絕（第4條）罪行。克羅地亞武裝力量在克羅地亞境內未獲定罪，但在波黑被認定犯有驅逐、其它不人道行為（強制遷移）、謀殺和迫害（危害人類罪，第5條）罪行。波什尼亞克武裝力量在波黑被認定犯有不人道待遇（嚴重破壞《日內瓦公約》，第2條）、謀殺及殘忍待遇（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第3條）罪行。一名阿爾巴尼亞族官員在科索沃被判定犯有酷刑、殘忍待遇和謀殺（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第3條）罪行。
衝突後續
時間線
參見
- 南斯拉夫內戰（1991年–1995年）
- 極速民謠，一種於1990年代風靡一時的音樂流派，象徵着19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中所誘致的道德和文化衰落。
- 移除烤肉串
- 斯洛文尼亞十日戰爭 （1991年）
- 克羅地亞戰爭 （1991年–1995年）
- 波斯尼亞戰爭 （1992年–1995年）
- 《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 《這是我的戰爭》
- 《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
- 科索沃戰爭 （1999年）
- 馬其頓紛爭 （2001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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