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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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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法語：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Tientsin），是法國於1861年6月在天津設立的專管租界，為近代中國四個在華法租界之一。其設立與1858年《天津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密切相關，標誌着法國在華勢力正式進入天津。
天津法租界不僅是九國租界中第二個劃定的租界，也是發展最為繁盛的區域之一。租界的建立使法國在天津獲得了獨立的行政、司法和警務權力，設有法籍領事主持的公董局及配套的巡捕房，形成了半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城市治理體系。
在文化與社會層面，天津法租界見證了諸多歷史事件，如天津教案、老西開事件等。租界內集聚了法國傳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員，既是宗教與文化交流的場所，也因衝突頻發而引起廣泛關注。法國在此修建了多座宗教和公共建築，其中西開教堂最具代表性。
天津法租界內公共建築密集，商業和金融活動活躍。勸業場、各類銀行、旅館及俱樂部均集中於此，使該租界逐漸發展為天津的近代商業中心之一。因與天津英租界毗鄰，並共同位於紫竹林一帶，兩者又被稱為「紫竹林租界」[1]。
自1861年設立至20世紀40年代相繼被收回，天津法租界存在八十餘年[2]。在此期間，它是法國在華北的重要據點，並對天津城市格局與近代化產生了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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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與擴張
1858年，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清政府為避免英法在天津開設租界，派桂良與花沙納在天津與聯軍談判，並於6月先後與俄、美、英、法四國簽訂《天津條約》，開放牛莊、登州、漢口、九江等十個通商口岸。《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外交官進駐北京，但未涉及在天津開設租界和駐軍的要求。清政府加強大沽口防務，外國公使需由北塘登陸換約。
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進攻大沽口。清軍主將僧格林沁因天津城外居民密集，擬在城周修築土牆，總長約三十五里，後來的牆子河即源於此工事。該防禦未能阻止聯軍，8月24日天津陷落，9月21日通州失守。10月，恭親王奕訢與英、法換署《天津條約》，並簽訂《中英北京條約》與《中法北京條約》，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
法國政府派遣哥士耆前往天津勘察租界範圍，劃定南接英租界、西臨海大道、東與北臨海河的地段，面積約306畝，作為法租界。1860年12月25日，天津知府石贊清將劃界結果稟報總理衙門，稱英國所劃地界「自用地七成，分給法國三成」。
1861年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哥士耆簽署《天津紫竹林法國租地條款》，明確法租界的地價與地稅，確認法國在租界內的管轄權，並將原本的「永租」實質上轉化為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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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天津法租界簽約劃定的區域，法國當局在租界範圍之外亦有侵佔行為。1900年拓界後，法租界當局覬覦位於牆子河西岸的老西開地區。在法國駐天津領事的授意下，天津天主教會自1913年起在該地修建包括主教府和大教堂在內的教會建築群。工程於1916年竣工後，法租界當局派出軍警進入該地，引發了「老西開事件」。事件發生後，法方停止了對該地區的公開佔領，但仍在暗中擴展勢力。
自20世紀20年代起，特別是1931年後，老西開地區因鄰近天津日租界，局勢趨於不穩，當地部分業主為避免衝突，自願向法租界當局繳納捐稅，以求保護。法租界當局遂在該地設立工部局分局，並實施行政管理，同時進行地形改造和拓展。1935年，張自忠主持天津市政，在該侵佔區邊緣開闢道路，並派警察駐守，阻止了法租界的進一步擴展。
老西開侵佔區的範圍為：北起牆子河（今南京路），東至聖魯易路（今營口道）與英租界接壤，南至西小埝（今新興路），西至西大捻（今四平西道），面積約500畝，是界外侵佔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1]
歷史
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相繼簽訂。法國不僅將天津增設為通商口岸，而且獲得在天津建立租界的權利，同時法國傳教士可以在中國租地建造教堂[3]。
1861年6月2日，法國政府與清政府簽訂《天津紫竹林法國租界地條款》，劃定法國租界在天津的範圍：其北鄰天津英租界，但位置較英租界更靠近天津城，面積為439畝[4]。
天津法租界剛開闢時，中國對外貿易並不活躍。在1861至1870年間，法租界一直處於荒廢狀態[5][6]。當時在天津經營的外國商人主要居住在天津城東門外三岔河口的宮北大街及天津英租界內的少量住宅[3]。這一時期，法國駐天津領事館雖於1861年1月建立，但未設在法租界內，而是位於三岔河口的望海樓行宮舊址辦公，並拆除旁邊的崇禧觀以建造教堂[3]。當時，法租界內甚至沒有任何法國官方機構，只有一個供英美僑民使用的合眾會堂[3]。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發，外國僑民紛紛移居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開發與經營。
天津法租界的較大發展始於1870年，但由於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國力衰弱，法租界雖然開始建設，卻仍落後於天津英租界，直至1880年代才着手市政建設。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中，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並燒毀天津城東的外國教堂及法國領事館。事後心存顧慮的外國僑民認為，居住在租界比在華界更安全，因而紛紛遷入租界，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法租界的發展[1]。
天津法租界歷史上共有兩次擴展：1900年，向西擴展至牆子河（今南京路一帶），面積增加至2360畝，為原來的四倍。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開擴張，引發天津市民強烈抗議，爆發老西開事件。
1900年以後，由於海河航道疏浚，同時將挖出的泥沙用於填平各國租界中的大片沼澤，天津的投資環境得到明顯改善。法租界的商務活動日益繁盛。民國初年，法租界內興建了眾多精美的歐式建築。1912年壬子兵變期間，華界的北門外大街、宮南大街和宮北大街遭士兵搶劫與破壞，大量華人商業遷入法、日租界，主要集中在杜總領事路（梨棧大街，今和平路）。
在中國北方傳教的天主教會各大修會，如遣使會的首善堂、耶穌會的崇德堂、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以及法國立興洋行、英國先農公司、比利時儀品公司等企業，紛紛在這一帶投資房地產，購地建房出租。1920年代，法租界內的杜總領事路與福煦將軍路（今濱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陸續建成天津勸業場、天祥商場、泰康商場等商業設施，以及國民、惠中、交通三大飯店和渤海大樓、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大樓等眾多整齊美觀的西式建築，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業中心。當時，天津中外上流社會主要居住在天津英租界今五大道區域，而勸業場一帶成為他們消費和娛樂的主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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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10日，英國和美國發表廢約聲明，放棄其在華租界，並撤廢治外法權。隨後，蔣介石政府通知法國駐華大使館，希望維希法國也發表類似聲明。10月18日，維希政府外長皮埃爾·賴伐爾在致法國駐華大使安德烈·高思默的電報中談及，法國在華及在越南的利益未受損，撤廢治外法權將帶來影響。
其間，日軍已佔領鼓浪嶼。日本當局在上海公共租界內取代了英美的地位，天津英租界和廣州沙面英租界被交付南京國民政府。英美在華的領事法庭已被撤銷，僑民不再受本國司法管轄。10月22日，高思默在致重慶的電報中指出，法租界在客觀上為重慶方面人員提供了保護和便利。
1943年1月9日，日本與汪偽政府簽署《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規定將北京使館區的行政權及日本租界交還汪偽政府，並撤廢治外法權。1月14日，意大利發表類似聲明，法國成為當時在華仍擁有租界和治外法權的最後一個國家。
1月16日，高思默致電法國外交部，建議發表廢約聲明，宣布法國政府打算將租界歸還中國並放棄在華特權。2月23日，維希政府在徵得日本同意後發表聲明，宣布放棄在華司法特權，放棄北京使館區、上海和鼓浪嶼的公共租界，以及上海法租界、天津法租界、漢口法租界和廣州法租界的行政管理權。
隨後，維希政府與汪偽政府展開談判。3月29日，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法國駐南京領事薩賚德（Salade）互換照會，宣布法國放棄北京使館區的行政管理權。4月8日，褚民誼與法國駐華使館參贊柏斯頌（Boisséson）互換照會，宣布法國放棄鼓浪嶼公共租界的行政權。
5月18日，雙方簽署《關於法國交還天津、漢口、沙面法國專管租界實施細目條款》及《附屬了解事項》。至此，法國放棄了其在華所有專管租界的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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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建設
天津法租界的整體城市規劃體現了歐洲傳統的古典主義手法，以軸線布局和街心公園作為控制要點。主要的軸線街道包括營口道、赤峰道和濱江道，這些街道至今仍是天津的重要商業中心。區內道路多為筆直寬闊，街道端部常以高大建築作為視覺收束，沿街建築體量較大，整體強調豪華與宏偉的氛圍。公共建築質量亦較高，其中包括大型飯店、銀行和商場等。
法租界的中心為勸業場，其於20世紀30年代建成，逐漸取代舊天津的商業中心估衣街，並發展為全市新的商業樞紐。「勸業場」一詞也由最初的建築名稱延伸為地名，用以指代位於濱江道與和平路交匯處的公共建築群。該商業區的規劃方式推動了天津現代商業中心的自然形成。在和平路與濱江道交口，惠中飯店、交通飯店、勸業場和浙江興業銀行天津分行等高層建築林立，使這一地段成為當時天津高層建築最為密集的區域。由此不僅形成了和平路自日本租界延伸至法國租界的空間高潮，也塑造了濱江道商業街的門戶格局，其盡端以西開教堂為背景，成為街區空間的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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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內的單體建築多採用傳統古典的比例和細部，增加了區內的法國情調，同時法租界內也有部分中西合璧的建築樣式。位於法租界海河岸邊的天主教紫竹林聖路易堂，具有文藝復興晚期建築的典型風格，吸收了古希臘、古羅馬建築藝術的積極因素，建築風格和諧開朗，布局條例次序，不僅雄偉有力，而且活潑輕鬆，給人以親切悅目之感。……紫竹林教堂為青磚木結構，再飾以中華的傳統磚雕，巍峨典雅。[7]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國工部局主持修建開始在老龍頭橋上游修建了寬19.5米、限載20噸的雙葉立轉開啟橋跨——萬國橋（今解放橋），因此法國人修建並溝通法租界與老龍頭火車站，因此也曾叫「法國橋」。各國租界的工部局都作為董事會下設相應電務、水道、衛生處等。租界的市政導向促進了晚清乃至民國時期市政建設和管理體系的設立與發展。此後，由於民族實業家及外商不斷投資市政和公用事業，使天津自來水、電燈、郵政事業等相繼得到發展。這些公用設施的創辦以及相應的管理，對天津城市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推動作用，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條件。[8]
政治
2015年拍攝的法國公議局舊址，是天津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和天津市文物局的駐地
天津法租界的行政體制與天津英租界有所不同。當時法國的行政官員掌握較大的專斷權力。主持租界日常行政事務的最高負責人為公議局局長，但天津的法國駐華總領事並無權任免該職，由法國外交部直接派任，並由局長直接指揮警察事務。總體而言，法租界的行政權力集中於領事之手，因此被稱為「領事獨裁制度」。
法租界的選舉人大會既不具備立法權，也無行政監督權，其唯一職能是選舉工部局董事。最初，大會可選舉全部董事，後來僅能選舉部分董事或大部分董事。選舉完成後，當年的職能即告結束。董事任期兩年，每年改選半數。董事會規模不一，其中天津法租界董事會連同總董（即領事）共九人，為各地法租界中人數最多者。[1]
天津法租界章程還規定，選舉產生的四名外籍董事必須分別來自三個不同國家。由領事控制的董事會擁有廣泛權限，包括決定預算與決算、確定捐稅種類和稅率、審批減免申請、任免工部局僱員、規劃市政建設以及審議日常行政事務；其作為法人還可在訴訟中擔任原告或被告。[1]此外，在侵佔老西開地區後，法租界工部局亦在該地設立分局。[1]
目前，天津法租界遺存的政治活動相關建築有法國公議局舊址、原法國駐天津領事館和法國兵營。
經濟
法租界是天津租界中經濟較為繁榮的租界之一，在商貿、金融、航運等均有雄厚基礎。
在天津法租界的勸業場一帶，曾聚集了數量眾多、類型各異的商店，使這裏成為天津各租界中最為繁盛的區域之一。作為市區的繁華地段，法租界內飯館、酒店、戲院和電影院分布極為密集。據統計，當時法租界內大大小小的飯館多達六十餘家，戲院和電影院亦有二十餘處，佔據了天津全市影劇院數量的一半以上。[1]
此外，盛錫福帽莊、天祥商場、泰康商場、美豐洋行、天津海關、啟新洋灰公司、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辦事處、公懋洋行、興隆洋行、安利洋行、慎昌洋行、巨利洋行、立興洋行、美古申洋行、英國先農公司以及比商儀品公司等重要商業和工商機構也都設在法租界內。
雖然法商洋行的整體實力不及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英商洋行，但其多以鐵路器材和高檔奢侈品為主要經營領域，後期一度壟斷了中國北方的奢侈品市場[2]。
當時天津租界內的金融街貫穿法租界和英租界，因此天津法租界內銀行雲集，如鹽業銀行、朝鮮銀行、東萊銀行、大陸銀行、北洋保商銀行、東方匯理銀行、中法工商銀行、新華信託銀行、中國農工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裕津銀行、聚興城銀行、中國墾業銀行等。
由於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局勢動盪，而法租界內則相對安定，因而法租界內成為諸多政客的避難場所之一，而法租界較天津其他國家專管租界相比，最突出的地方是如勸業場、渤海大樓等公共建築密集。
文化
中國近代報業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公報》和《益世報》均創辦於天津法租界，並與教會背景密切相關。《大公報》由天主教徒英斂之於1902年創辦，宗旨為「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益世報》則由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比利時籍神父雷鳴遠於1915年創辦，其辦報宗旨為「放世界眼光，謀人類幸福」。
至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已達40餘種，其中大部分具有教會背景[9]。這些報刊在報道新聞的同時，也傳播了宗教思想與啟蒙觀念。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着社會各階層對「開民智」的認識逐漸增強，天津出現了大量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10]。
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已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報紙種類超過30種，總發行量逾29萬份，其中本地發行約18.7萬份。若以具有閱讀能力的人口估算，平均每2.5人即擁有一份報紙。此外，當時還存在數量眾多的各類小報[11]。
從租界向外延伸的報刊事業的繁榮，使天津成為近代中國北方傳媒的中心，同時對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質也有所助益。報刊發行的繁榮昌盛，也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發展。《大公報·文藝》、《益世報·語林》等報紙副刊，為當時在天津的許多作家、文學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們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進行自己的文學創作，形成一種「世界文學」的氛圍。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劇作家曹禺創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為背景的。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訪時，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說《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為背景。[12]
天津法租界自開闢以來，陸續建立了多所學校，多數由教會創辦，既為外籍僑民子弟提供教育，也向華人學生開放。1887年，法國聖母文學會在天津法租界聖路易路（今和平區營口道）建成聖路易學堂。該校為外僑子弟設置，開設法語及西方課程。少年時期的英若誠曾在此就讀，其祖父英斂之為《大公報》創始人。1895年，法國修士在紫竹林教堂附近創辦法國學堂，採用法國教育體系，教授法語和中文課程，服務於外僑子弟及部分華人學生。1902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赫立德博士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與赤峰道交口）創辦新學書院，開設英語、法語及西方科學課程，面向中英雙語學生。1926年，法國天主教遣使會仁慈堂在法租界貝拉扣路（今哈爾濱道182號）建立聖若瑟女校，主要為女性學生設置課程。此外，法租界內還設有其他教育機構，如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匯文中學（原名成美學校），開設英語及西方科學課程，為外籍及華人學生提供教育。
天津法租界的娛樂業在民國時期呈現出高度繁榮的景象。法租界內的高檔酒店，如國民飯店、[裕中飯店大樓|裕中飯店]]、DD飯店、交通飯店和惠中飯店，不僅提供住宿服務，也常配套設有餐飲、酒吧和娛樂場所，成為中外商務人士和上流社會聚會的主要場所。與此同時，法租界的社交生活還依託各類俱樂部與劇院展開，其中法國俱樂部是法籍僑民和外國人士社交、休閒的重要場所，而中國大戲院、權仙電戲園等則提供戲曲和電影娛樂，滿足華人及外籍觀眾的文化娛樂需求。
社會
- 天主教西開總堂
- 天主教紫竹林聖路易堂
- 衛理公會維斯理堂
- 倫敦會海大道教堂
現狀
天津法租界所在區域，目前有5片地區被列為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區加以保護：勸業場歷史風貌建築區、中心花園歷史風貌建築區、赤峰道歷史風貌建築區、承德道歷史風貌建築區、解放北路歷史風貌建築區。
相關條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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