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費孝通早期著作《鄉土中國》中對中國社會結構特點的歸納，而且以此與西方社會系統比較。這一理論影響廣泛。^[1]

起源

閻明提出，差序格局是「鄉土中國」的組成部分和特徵之一，而「鄉土中國」概念與美國社會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英語：Robert Redfield）的「鄉土社會」概念有密切聯繫。差序格局包含多個思想來源：「人類學親屬制度研究，與楊朱思想相關聯的絕對『自我主義』，儒家思想中的『人倫差等』及『推仁』、『修齊治平』等。」潘光旦對儒家社會思想的研究，為差序格局奠定了基礎。李樹青提出了差序格局的雛形。馮友蘭1947年也提出了類似差序格局的說法。^[2]

內容

費孝通認為西方社會是團體格局，中國社會是差序格局。

“	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綑紮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	”
——費孝通，《鄉土中國》

費孝通又說：

“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眾星拱之。」這是很好的一個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總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隨着他轉動。	”
——費孝通，《鄉土中國》

任敏總結，差序格局理論包括三方面：

一是以行動者為中心的，有「差」有「序」的社會關係基本結構；二是附着於這個基本結構上的內容，即互動邏輯，解決的是該結構依據何種行動邏輯而有差序的問題；三是這個架構及其邏輯的實踐形態，即在實踐中它又表現出什麼動態特徵。前兩方面關注該理論的靜態面向，第三方面關注動態面向。[3]

夏玉珍、劉小峰認為，全面闡釋差序格局應包括如下三方面：

一是水波紋形象推論出中國社會「推己及人」的人際交往模式，它是以「己」為中心的動態關係狀態，強調血緣、地緣之重要性和公私、群己關係的相對性；二是差序格局中蘊含着縱向的「作為社會格局的結構」，它是立體的，應有「等級」的存在，並且其等級差異的不斷再生產是通過倫理規範、資源配置、教化權力以及社會流動等社會文化制度實現的；三是人倫釋義構成了差序格局的基本內核，人倫本位實則強調了中國社會最深層的價值基礎與構建原則，人倫規範也就相應成為個體相互間的角色定位來形塑社會秩序的基本準則。[4]

研究

19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的李沛良基於「差序格局」概念，提出「工具性差序格局」。^[5][6]

楊國樞1992年將中國人的關係分為三大類：家人關係、熟人關係和生人關係。黃光國2004年將中國社會的「關係」分為「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和「混合性關係」。閻雲翔批評了這類「同心圓」模式，認為「差序格局」是「立體多維」的社會結構，「差序」由「差」和「序」兩個概念合成，即由「橫向的彈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和「縱向的剛性的等級化的『序』」構成，黃光國等注意到了「差」，忽略了「序」。馬戎2007年參考閻雲翔觀點，具體描述了「差序格局」的「立體多維結構」，^[7]提出「同心球」立體模型。^[4]

此外，翟學偉2001年提出的中國人際關係「人緣、人情、人倫」三位一體模式，金耀基2002年提出的「關係、人情、面子」觀，周建國2005年提出的「緊縮圈層結構」，皆基於「差序格局」構架容納的多層因素構建。^[4]徐曉軍2009年提出的「內核-外圍關係結構」，是差序格局的極端形式之一。^[6]蔡禾、賈文娟將包工頭先把工資發給關係較遠的工人稱為「逆差序格局」。^[8]

差序格局被應用於1990年代中期孫立平對中國社會關係變遷的研究、台灣心理學家鄭伯塤對華人組織行為的研究、羅家德對中國社會關係網與管理的關係的研究。^[9]也應用於郭於華、陳阿江、張繼焦等人的研究。^[10]

評論

孫立平認為，「差序格局」概念並不是從一種嚴格的分析中得到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們在這種分析中所見到的是一種極有洞見和啟發的思想，而不是一種嚴格的學術結論。」^[11]

翟學偉認為，「大凡研究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學者，很少有不使用這個概念的。我們甚至還可以認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雖然中國社會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卻很難有什麼概念架構可以與之並肩。」^[9]夏玉珍、劉小峰也說：「在當前或者是傳統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中，大凡探究中國人之關係與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都難以繞過費孝通早年提出的這個重要本土化概念命題。」^[4]

吳飛認為，「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會科學方式詮釋中國文化最經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強的解釋力，但也呈現出一些局限。……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釋力，主要在於它很好地把握了『親親』原則，但卻無法解釋『尊尊』原則。」^[12]

張江華認為：「『差序格局』的實際含義是強調由『差序』所構成的社會組織在中國社會中佔據主導與支配地位。中國所謂的公共領域，實際上由私人領域擴張與轉化而來，或者受到私人領域的支配，這也使得中國社會的公共性供給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並取決於處於『差序格局』中心的某個個體或某一批個體的道德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