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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斯·盧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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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斯·埃梅里·盧蒙巴（法語：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原名埃利亞斯·奧基特阿松博（Élias Okit'Asombo），非洲泰特拉族政治人物，與約瑟夫·卡薩武布並列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獨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盧蒙巴生於1925年7月2日開賽省桑庫魯縣，並於1960年出任其首名總理。但剛果於獨立後不久後旋即爆發內戰，其終於戰亂中失勢被俘，並於1961年1月17日在加丹加被處決。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他被視為國家獨立後的第一位「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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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帕特里斯·埃梅里·盧蒙巴出生於比屬剛果桑庫魯省卡塔科-孔貝奧納呂阿的一個泰特拉族家庭。他先是在天主教傳教士開辦的學校就讀，後來因後來因成績優異，又進入由瑞典人辦的新教學校。直到1954年（即建立世俗教育體系和創辦第一所大學的那一年）之前，比利時殖民當局幾乎沒有發展教育系統，全部交由宗教傳教團體管理。學校提供的只是基礎教育，目的更多是培養工人而非文職人員，但盧蒙巴憑藉自學精神，潛心研讀歷史書籍。
中學畢業後，他先在南基伍省的一家礦業公司擔任辦事員，直到1945年。此後，他在利奧波德維爾和斯坦利維爾擔任郵政二級職員，並在此期間為多家報紙撰稿。
1954年9月，他獲得了比利時殖民當局頒發的「登記證」，這是一種只授予少數本地精英的特殊身份證明（到1958年，全剛果1300萬人中僅有217人獲此資格[4]）。
在礦業公司工作期間，盧蒙巴逐漸認識到本國的原材料在世界經濟中佔據着關鍵地位，但同時也發現，那些跨國公司從未讓剛果人參與這些財富的管理。於是，他開始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剛果，這使他有別於那些以族群為基礎、傾向聯邦制的獨立運動領袖。[5]剛果歷史學家伊西多爾·恩代韋爾·恩·恩齊姆指出：「由於盧蒙巴是泰特拉人，他的『天然選民』分散在全國各地，這迫使他必須走一條全國統一的民族主義道路。」[6]
他並不主張立即獨立，尤其是在意識到比屬剛果以及鄰近的法屬、英屬和葡屬殖民地的邊界都是由殖民列強隨意劃定之後。他明白，這些人為的界線終有一天會引發獨立後的非洲國家之間如何分配資源的問題。1955年，他創立了「殖民地本地僱員協會」（APIC），並在比利時國王博杜安訪問剛果期間，與其就剛果人的社會處境進行了交談。
當時負責殖民政策的比利時部長奧古斯特·比塞雷希望推動剛果的發展，尤其是建立公共教育體系。盧蒙巴因此加入了這位部長所屬的自由黨，並吸引了一批剛果社會名流參與其中。1956年，他以斯坦利維爾「進步者協會」主席的身份，向協會成員散發了一封通告信，在信中他寫道：「所有關心我們利益的比利時人都應得到我們的感激……我們沒有權利去破壞利奧波德二世那項偉大事業的繼承者們的努力。」[7]不久之後，他與幾位剛果知名人士應比利時首相之邀前往比利時訪問。
就在這一時期，帕特里斯·盧蒙巴撰寫了一本書，題為《剛果——未來之地，是否受到威脅？》。在書中，他主張比屬殖民體系應通過和平方式逐步演進，他本人仍然支持這種體系。然而，由於獨立進程迅速推進，盧蒙巴沒有來得及出版這本書（該書在他去世後於布魯塞爾出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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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獨立運動
总结
视角
1956年，盧蒙巴因挪用斯坦利維爾郵政支票賬戶的資金而被起訴，並被判處一年監禁。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因為他經常拿不到工資，覺得自己只是取回應得的報酬。他把自己的違規行為歸咎於比利時人的矛盾做法——他們鼓勵受過教育的剛果人過上像歐洲人那樣的生活，卻不給他們相應的物質條件。[9]提前獲釋後，盧蒙巴重新投入政治活動，並擔任一家啤酒廠的銷售主管。同年，他還擔任斯坦利維爾「進步者協會」的主席。[10]正是在這一時期，比利時政府開始採取一些自由化措施：為籌備1957年的市政選舉，工會和政黨被允許成立。剛果的政黨多由比利時政黨資助，而盧蒙巴因其親比利時的言論和與自由黨的關係，被歸入自由黨友好會之列。
1958年，布魯塞爾舉辦了戰後首屆世界博覽會，舉世矚目。盧蒙巴等幾位剛果人受邀前往比利時參觀。然而，他對展覽中對剛果人民所展示的那種帶有施捨意味、居高臨下的形象感到極為不滿，於是與比利時自由黨劃清界限，並與幾位政治夥伴開始接觸布魯塞爾的反殖民主義團體。回到剛果後，盧蒙巴於1958年10月5日與加斯東·迪奧米·恩東加拉、約瑟夫·伊萊奧等人一道，在利奧波德維爾成立了剛果民族運動。
1958年12月，盧蒙巴出席了在阿克拉召開的「非洲人民大會」，這次會議成為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點。「他在那裏結識了安的列斯-阿爾及利亞人弗朗茨·法農、加納的克瓦米·恩克魯瑪以及喀麥隆的費利克斯-羅蘭·穆米埃等人——他們的共同觀點是：地方主義、種族主義和部族主義的破壞性極強，這些現象削弱民族團結，並為新殖民主義的滲透打開了大門。」會議結束後，盧蒙巴已堅定地轉向獨立立場，被任命為大會協調委員會的常任委員。[11]
回到剛果後，盧蒙巴召開了一場匯報大會，向民眾介紹這次會議的成果，並在一萬多人面前公開要求獨立。他在闡述剛果民族運動的目標時表示，要實現「對殖民制度以及人剝削人的體制的徹底清算」。[11]
1959年，比屬當局開始對民族主義運動展開鎮壓。1月，獨立組織剛果人聯盟（ABAKO）的集會被禁止，殖民當局公布的死亡人數為42人，但據部分估計，實際死亡者達數百人。ABAKO被解散，其領導人約瑟夫·卡薩武布被流放至比利時。10月，在斯坦利維爾召開的剛果民族運動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憲兵向人群開火，造成3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幾天後，盧蒙巴被捕，並於1960年1月受審，同年1月21日被判處六個月監禁。[11]盧蒙巴在1959年被捕與遭受酷刑，以及隨後爆發的要求釋放他的騷亂，成為揭露比利時殖民鎮壓的關鍵事件，也促使國際社會對剛果獨立的支持迅速升溫。[12]
比利時當局視盧蒙巴為獨立運動中激進派的領袖，在將他排除之後，開始與其他獨立派代表展開會談。一次匯集剛果各界主要代表的圓桌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但剛果代表一致拒絕在盧蒙巴缺席的情況下出席會議。於是，殖民當局在1月26日匆忙將盧蒙巴釋放，以便他能參加會議。比利時政府原以為可以利用剛果各派之間的分歧，結果卻面臨着一個出乎意料的統一戰線。最終，在「幾乎完全即興的情況下」，[5]它立即同意給予剛果獨立，[13]並將獨立日期定為1960年6月30日。在這一天的獨立典禮上，盧蒙巴發表演講，公開批判殖民制度，強調獨立應通過鬥爭而非施捨來獲得。[14]
1960年5月，剛果（當時仍為比屬剛果）舉行歷史上第一次普選。帕特里斯·盧蒙巴領導的剛果民族運動選舉聯盟於下議院的137席取得41席，成為最大黨。為維護國家團結，ABAKO領袖約瑟夫·卡薩武布被任命為共和國總統，並根據新憲法的規定，批准由獲得最多選票政黨提名的盧蒙巴出任總理。[11]由此，盧蒙巴組建了剛果獨立後的第一個政府。
1960年6月30日，在剛果獨立儀式上，盧蒙巴——此時他已徹底與自由派決裂，並身邊聚集了左翼的外國顧問——發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說，譴責自1885年以來比利時殖民統治的種種罪行。這標誌着他徹底拋棄了早年溫和的政治立場；在他1956年所寫的《剛果——未來之地，是否受到威脅？》一書中，他曾僅僅主張為剛果爭取自治地位。在儀式上，比利時國王博杜安發表了帶有施恩和父輩口吻的講話，與總統卡薩武布事先協調一致。然而盧蒙巴並未向國王致意，而是以「致剛果的男男女女，致獨立的戰士們」開篇。他的演講旨在從卡薩武布手中贏得政治覺醒的剛果民眾的支持，[來源請求]言辭熱烈，宣告獨立的意義不僅在於擺脫殖民統治，更在於實現非洲的團結，結束剝削與歧視，開啟和平、社會正義與自由的新紀元。比利時國王對此深感被冒犯——他自認為是剛果獨立的「締造者」，因為早在1959年1月，他就通過一次廣播講話，成為第一個公開承認剛果應當走向獨立的比利時人，只是他強調獨立必須「既不倉促，也不拖延」。因此，博杜安一度憤而打算提前離開剛果返回布魯塞爾，但在比利時首相加斯東·伊斯更斯的勸說下作罷。當晚，在比利時與剛果政治人物共同出席的宴會上，盧蒙巴試圖緩和局勢，發表了一篇更為溫和的講話，強調比剛合作的未來前景。盧蒙巴主張迅速而徹底的獨立，這與比利時原本設想的漸進式方案形成鮮明對比。比方說，比方計劃中的「30年非殖民化方案」，旨在通過長期過渡逐步放權。[15]而盧蒙巴則認為這種做法只是殖民延續的另一種形式。兩種願景的衝突在獨立日的演講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博杜安一世談的是和平過渡與對「比利時功業」的感恩，而盧蒙巴則講的是擺脫長期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16]
「我們曾經歷那種令人筋疲力盡的勞動，卻只能換來連吃飽、穿暖、住得像樣、撫養孩子都做不到的微薄薪資。我們曾忍受譏諷、辱罵與毆打——早晨、正午、傍晚都在繼續——只因為我們是『黑人』。我們曾目睹那些因政治觀點或宗教信仰而被流放者所遭受的慘痛折磨；他們被逐出自己的祖國，命運之悲慘甚至比死亡更甚。（……）誰又能忘記那些槍聲下倒下的兄弟，那些被粗暴投入牢獄、只因不願再屈服於不義、壓迫與剝削制度的人們？我們，這些在身心上都承受過殖民壓迫的人，如今要鄭重地告訴你們：這一切，從此結束了。」
——帕特里斯·盧蒙巴的演講（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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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任期
1960年，比加納獨立晚兩年後，剛果也召開了一次泛非會議。面對由比利時支持的加丹加省（位於該國南部）分離事件，盧蒙巴譴責聯邦制是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在『聯邦制』這個詞的掩飾下，人們企圖讓剛果各地的居民彼此對立（…）。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那些鼓吹聯邦制的人，其實是在鼓吹分裂。加丹加的情況，就是一些殖民者在說：這個國家要獨立了，而它的財富將會服務於這個偉大的民族——黑人民族。不，他們說必須要有一個獨立的加丹加國，好讓明天是大資本來統治非洲人。」[11]然而，盧蒙巴的第一次廣播講話很快在剛果民眾中產生了強烈反響。人們普遍將他的言論解讀為反比利時的宣言——而此時比利時官員仍在剛果行政機構的各個層級任職，軍隊的軍官團也仍由比利時人組成，等待培養出第一批剛果本土軍官。這種局面導致部分軍營爆發叛亂，並迅速蔓延到民眾當中，尤其是在首都利奧波德維爾。一些比利時軍官和行政官員被驅逐、毆打，甚至有人被殺害。[17]暴亂波及白人企業，發生了搶劫和強姦歐洲婦女的事件。[18]此後，大多數在政府和企業任職的歐洲人攜家人逃離了剛果。2025-10-29[來源請求]
盧蒙巴趁機清除了比利時籍軍官，下令將軍隊「非洲化」，同時將士兵的薪餉提高一倍。比利時方面認為，剛果政府和軍隊已不再值得信任，無法恢復治安，遂以「保護在利奧波德維爾（位於下剛果的首都）及其他地區的本國僑民」為由，派遣部隊進入剛果。在加丹加——這個由強大的上加丹加礦業聯盟控制的富礦區——比利時派出九千名士兵，支持該省於1960年7月11日由莫伊茲·沖伯宣布獨立的分離主義者。短短十天內，比利時共向剛果派遣了11000名士兵，先頭部隊是傘兵特種部隊。這次軍事干預的規模與速度不僅令國際社會震驚，在非洲更是引起了強烈反響。比利時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行動，是因為它作為北約成員，在西德境內從比利時邊界一直延伸到「鐵幕」的地帶，擁有裝備精良的軍事駐區。藉助這一體系，比利時參謀部能夠調動一整套部分來源於美國的軍事資源，包括飛機、運輸部隊，甚至海軍艦艇——後者還在剛果河口對剛果軍隊陣地進行了炮擊。這一切行動都得到了北約的批准——在冷戰正酣之際，北約允許比利時抽調駐德軍力以介入剛果事務。[來源請求]
局勢已瀕臨全面衝突，這使剛果危機迅速國際化。蘇聯和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譴責比利時的干涉，並表示要支持盧蒙巴及其陣營。聯合國命令比利時撤軍，但在接連通過數項相互矛盾的決議後，又放棄了軍事干預方案，並將加丹加的局勢定性為「內部衝突」。8月12日，比利時與沖伯簽署協議，事實上承認了加丹加的獨立。盧蒙巴決定採取行動，派軍收復該地區。然而，聯合國隨後又改變立場，出動維和部隊強制實施停火，阻止剛果政府軍進入加丹加。8月26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一份發往利奧波德維爾特工的電報中寫道：「我們已決定，將清除盧蒙巴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在當前形勢下，這一行動在我們的秘密行動中應當獲得最高優先級。」[11]
面對聯合國的「背叛」，盧蒙巴呼籲非洲團結，並重申了抵抗的決心：「大家都明白，如果剛果死去，整個非洲將陷入失敗和奴役的黑暗之中。這再次證明了非洲統一的生命力。這是我們面對帝國主義的巨大欲望時，必須擁有的團結，否則我們無法生存。(…)在奴役與自由之間，沒有妥協。」1960年9月4日，總統約瑟夫·卡薩武布通過廣播宣布罷免盧蒙巴和一些民族主義部長，儘管他在憲法上並無此權力；次日早晨，他將盧蒙巴替換為約瑟夫·伊萊奧。卡薩武布公開指責盧蒙巴為8月入侵南開賽期間軍隊屠殺成千上萬民眾負責，並且批評盧蒙巴支持蘇聯在剛果的影響。[19]然而，盧蒙巴宣布他將繼續執政；剛果部長會議和議會通過決議支持他，隨後盧蒙巴以叛國罪罷免了卡薩武布。此外，盧蒙巴還召集了駐斯坦利維爾和開賽省的部分剛果國民軍部隊前往利奧波德維爾。[20]
然而，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21][22][23][24]利奧波德維爾發生了政變，約瑟夫-德雷西·蒙博托成功上台。新政權得到了卡薩武布和聯合國的支持。蒙博托曾是軍人，也是剛果親殖民的前記者，以上校軍銜重新回到剛果軍隊。他立即成立了一個由各領域能幹的黑人組成的高級委員會，負責緊急處理剛果當時的混亂局面，涵蓋了交通、經濟、政治等多個方面。與此同時，10月10日，蒙博托將盧蒙巴、伊萊奧及其部長軟禁起來。但盧蒙巴秘密向政治盟友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前往斯坦利維爾，在那裏他們組建了由安托萬·基贊加領導的地下政府。11月27日，盧蒙巴和他的家人從位於卡利納的蒂爾肯斯住所逃脫，並試圖帶着少量護衛乘坐雪佛蘭汽車前往斯坦利維爾。他的逃亡直到三天後才被發現。憑藉這段時間的提前優勢，盧蒙巴認為自己成功逃脫了敵人的追捕，並在途中向支持者發表激動的演講，這使得他耽誤了時間，也為剛果情報部門的吉爾貝·龐戈上尉（負責情報聯絡）追上他並試圖將其捕獲提供了機會。經過12月1日於伊萊博的一次失敗追捕，龐戈終於成功，並在桑庫魯省的洛迪逮捕了盧蒙巴。隨後，他被帶回姆韋卡，並被裝上飛機送往利奧波德維爾，在那裏他被轉移到泰斯維爾的阿爾迪軍事營地。此時，盧蒙巴被路易·博博佐（剛果軍人、曾參與1941年比利時對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的進攻）領導的軍隊看押。博博佐得到了那些希望恢復秩序的人們的信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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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害及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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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們曾計劃將盧蒙巴及其幾名支持者轉移到博馬的欣卡卡薩要塞。但在1961年1月17日，帕特里斯·盧蒙巴和他的兩位同志——莫里斯·姆波洛與約瑟夫·奧基托——乘道格拉斯DC-4飛機[25]被押送至加丹加的伊利沙伯維爾，並被交給當地當局。盧蒙巴、姆波洛和奧基托被押往一間小屋，在那裏他們被捆綁、羞辱並遭受酷刑，施虐者包括加丹加政要莫伊茲·沖伯、戈德弗魯瓦·穆農戈、埃瓦里斯特·金巴、基布韋、基滕格，以及比利時人加特和維爾舍爾。當晚約22時45分，[25]他們被一名比利時軍官指揮的士兵槍決。據2003年的電視紀錄片《中情局：秘密戰爭》所述，蒙博托在下令暗殺盧蒙巴後，又將其屍體溶解於酸中以銷毀證據。[22]除此之外，人們已確定，美國曾試圖暗殺盧蒙巴，但計劃失敗；這項行動由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下令執行——據稱他誤解了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的意圖。[21][26][27]
2000年，比利時社會學家呂多·德·維特在卡塔拉出版社出版了《盧蒙巴之死》一書，[28]他在書中指控比利時方面應為此案負責，並指出：「正是比利時人主導了盧蒙巴被轉移至加丹加、再到他被殺害以及屍體被處理的整個過程。」當時，比利時和聯合國都未承認加丹加為獨立國家，但一些比利時軍官仍在當地任職。次日，比利時特工展開行動，將受害者被肢解後的遺體殘骸用酸液溶解以徹底毀屍。盧蒙巴的多名支持者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也被處決，其中包括比利時軍人和僱傭兵的參與。沖伯隨後散布謠言，聲稱盧蒙巴是被當地村民殺害的。這一說法激起了農村民眾的憤怒與起義，他們在前教育部長皮埃爾·穆萊萊的領導下舉起武器，高喊「為了盧蒙巴！」或「穆萊萊之水！」（Mulele Mai）。起義軍一度控制了剛果近70%的領土，但最終被由比利時和南非僱傭兵支持的蒙博托軍隊血腥鎮壓。
2016年，比利時聯邦檢察院在對帕特里斯·盧蒙巴之死展開的調查中查獲了一顆牙齒。2020年9月9日，預審法官裁定，這顆牙齒可以歸還給盧蒙巴的家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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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比利時為調查此事件而設立的調查委員會如此描述當時的經過：
1960年12月1日，盧蒙巴在伊萊博被捕，隨後被關押在泰斯維爾。
1961年1月12日至13日，泰斯維爾爆發了一場因經濟原因引起的軍隊譁變。利奧波德維爾頓時陷入恐慌——人們擔心盧蒙巴即將被釋放並重新掌權。（……）監察官委員會要求卡薩武布將盧蒙巴「轉移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監察官委員會的代表坎多洛以剛果方面的名義，向沖伯總統施壓，要求將盧蒙巴移送至加丹加。[30]比利時駐剛果大使迪普雷將此事通報本國政府，並建議道：「你們或許會認為，應當支持這一計劃，並敦促加丹加當局配合執行。」[30]
當時，剛果政府與加丹加政府仍在進行談判，[31]而雙方都感到受到盧蒙巴及其支持者的威脅。加丹加政府正遭到盧蒙巴派部隊在北加丹加地區的攻擊。[32]因此，對盧蒙巴採取聯合行動，符合兩方的共同利益。
1961年1月17日，剛果政府最終將囚犯盧蒙巴移交給莫伊茲·沖伯領導的加丹加政府。根據比利時調查報告，他在當晚21時40分至21時43分之間被殺害。
沖伯拒絕為盧蒙巴之死承擔責任，一方面聲稱自己對盧蒙巴被轉移到加丹加一事毫不知情，另一方面又辯稱盧蒙巴是在企圖逃跑時身亡的。
關於沖伯的第一項說法，2001年的比利時調查委員會給出了明確結論：「有三份1961年1月18日的聲明與沖伯的說法相矛盾。」[33]調查委員會認為，沖伯確實同意了將盧蒙巴轉移至加丹加境內的決定。委員會特別引用了一份加丹加當局的官方聲明，確認了分離政府已批准這項轉移。
關於莫伊茲·沖伯宣稱自己未參與盧蒙巴之死的第二項說法，調查委員會指出：「對1961年1月17日當晚事件的細緻、完整重建仍然存在不確定性。」[34]但委員會認為，有若干事實可以確認。當日16時50分，載有盧蒙巴的飛機降落。17時20分至20時30分間，盧蒙巴與他的兩位同伴被關押在所謂的「布魯韋茲宅邸」內，「可以確定，他們在那裏遭到了看守的虐待，也被多名加丹加部長毆打。」[34]調查報告指出，「儘管沒有確鑿證據，但加丹加總統本人可能也參與了施虐……至少可以肯定，他在囚犯被押往行刑地點時，在布魯韋茲宅邸見過他們。」[34]因此，委員會認定，處決盧蒙巴的決定確實由沖伯作出；此外，還有四名支持加丹加分裂的比利時人參與了處決過程：「警察督察弗朗斯·維爾舍爾、上尉朱利安·加特、中尉米歇爾以及準將松。」[34]「約在21時15分至21時30分，盧蒙巴與他的兩位同伴被帶到行刑地點。他們被槍決時，沖伯總統及其多位部長在場。（……）盧蒙巴最後一個死去。」[34]
調查委員會指出，比利時政府在反盧蒙巴事務中高度介入，支持加丹加分離運動，並積極推動罷免前總理。甚至比利時國王博杜安本人也參與其中（在盧蒙巴遇害前），包括給甘迺迪總統寫信，反對釋放盧蒙巴。[35]此外，一些比利時人還直接參與了盧蒙巴的處決。因此，比利時在前總理下台及遇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委員會認為，決定處決盧蒙巴的責任，直接來自莫伊茲·沖伯及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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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帕特里斯·盧蒙巴的女兒朱麗安娜·阿馬托·盧蒙巴（Juliana Lumumba）在一封公開信中呼籲比利時國王菲利普要求「將帕特里斯·埃默里·盧蒙巴的遺物歸還給他祖先的土地」，並稱她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墳墓的流浪英雄，為何沒有墳墓來令他能夠永恆安息？」[36][37] ，2020年9月10日，比利時法院裁定該國政府須將盧蒙巴僅存的遺骸—一顆金牙歸還剛果民主共和國。[38]然而與盧蒙巴謀殺有關的戰爭罪調查正在進行中。[39]
2021年5月，剛果總統菲利克斯·齊塞克迪宣布接返盧蒙巴的遺骸。他在首都金沙薩舉行的國會議會會議前發表這歷史性的宣言。[40][41]然而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移交儀式被推遲。[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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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菲利普國王首次訪問剛果民主共和國，並重申對其前殖民地剛果的殖民歷史表示遺憾之意，並將過去比利時的統治描述為「不平等關係的政權」[43][44]，2022年6月22日，比利時政府正式將其唯一遺骸歸還給家屬[45]。儀式於6月21日至2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46]比利時首相亞歷山大·德克羅代表比利時政府就他的國家在處決獨立英雄中所扮演的角色道歉。
隨着他的遺體歸還，盧蒙巴將在首都金沙薩的一座特殊陵墓中安息。剛果民主共和國宣布全國哀悼三天。葬禮恰逢他著名的獨立日演講發表61週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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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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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位於蘇聯莫斯科的人民友誼大學被正式更名為盧蒙巴人民友誼大學；該校成立於1960年，專為第三世界國家培訓青年共產黨員。後於1992年再度更名為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2023年又改回帕特里斯·盧蒙巴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48]
1961年，幾內亞建立幾內亞武裝力量時，其首批學員班以盧蒙巴的名字命名。[49]
1961年3月，第三屆全非人民大會宣布他為非洲英雄。
1964年8月22日，盧蒙巴主義統一黨成立。
1966年，蒙博托·塞塞·塞科將帕特里斯·盧蒙巴封為國家英雄，並將原利奧波德二世大道——城市主要幹道之一——改名為盧蒙巴大道，在大道頂端豎立了他的一尊宏偉雕像。[50]1968年1月，美國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在雕像腳下獻花，引發了學生們的激烈抗議。[50]盧蒙巴的妻子保琳及子女從埃及回國，被視為全國性事件。每年的1月17日——盧蒙巴遇害之日——被剛果（金）定為公共假日。
作為對盧蒙巴遇害的「懲罰」，莫伊茲·沖伯在1967年6月——當時他的一架飛機被蒙博托派人劫持至阿爾及爾——至1969年6月期間被阿爾及利亞拘押，其死因不明（官方說法為心臟驟停）。
2000年，海地導演拉烏爾·佩克拍攝了一部電影《盧蒙巴》，由艾瑞克·艾伯納尼飾演盧蒙巴，描述盧蒙巴領導剛果獨立運動到遇害的過程，全片在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韋拍攝，2000年在康城影展首映[51]。2002年，比利時政府正式為帕特里斯·盧蒙巴暗殺事件向家屬道歉。[52]
2013年，為了紀念盧蒙巴，盧蒙巴維爾市正式設立。[53]
在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市議會於2018年4月23日通過決議設立「帕特里斯·盧蒙巴廣場」，並於同年6月30日正式揭幕——正值剛果民主共和國獨立58周年紀念日。[54]
在剛果（金）國內，盧蒙巴被塑造為民族團結的象徵；而在國外，他通常被視為泛非主義者和反殖民主義革命家。盧蒙巴的意識形態遺產被稱為盧蒙巴主義。與其說這是一套複雜的學說，不如說它是一組基本原則，通常包括：民族主義、泛非主義、不結盟和社會進步主義。蒙博托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這些原則基礎之上的。剛果的大學生——他們在獨立前對盧蒙巴並無太多敬意——在他去世後轉而接受了盧蒙巴主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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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西方國家的行動
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在盧蒙巴之死中扮演的角色備受關注。他們擔心剛果會倒向蘇聯。實際上，在加丹加分離事件期間，由於聯合國未回應他請求提供軍事援助以結束內戰，盧蒙巴曾向蘇聯尋求支持。
自2007年6月21日起解密的中央情報局檔案顯示，CIA曾策劃暗殺盧蒙巴：[21][56]
「1962年11月，一位機密身份人士告知萊曼·柯里克帕特，他曾一度接到理查德·比塞爾的指示，負責一個包括暗殺剛果共和國時任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的項目。據該人士稱，作案方式應為下毒，他提到曾接到命令與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會面，以獲取毒藥的投放方法。」[57]
這一暗殺計劃曾為丘奇委員會所知。委員會指出，選定用於殺害盧蒙巴的毒藥實際上從未施用在他身上。委員會還表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直接參與了盧蒙巴的死亡。[58]
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美國希望剷除盧蒙巴——不一定是以直接暗殺的方式——以防剛果這一非洲巨國倒向共產主義。而比利時則將盧蒙巴及其經濟獨立主張視為對其經濟利益，尤其是礦業部門的威脅。這兩個國家支持了蒙博托對抗馬伊馬伊的戰爭行動。比利時僱傭兵組織了「奧梅岡行動」，並與比利時傘兵的干預相配合，以鎮壓基伍地區的馬伊馬伊抵抗。
盧蒙巴之死之所以逐漸水落石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弗朗索瓦·盧蒙巴的推動。他認為自己掌握了足夠的信息，依據比利時社會學家呂多·德·維特的研究成果，對不特定人員提出了控告。比利時政府在2002年也承認，其對導致盧蒙巴遇害的事件負有責任：「以當今標準來看，當時政府的某些成員及一些比利時當事人在導致帕特里斯·盧蒙巴之死的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政府認為有必要向盧蒙巴家屬和剛果人民表示最深切、最真誠的歉意，為因當時的冷漠與消極中立所造成的痛苦致以歉意。」2011年6月23日，盧蒙巴家族在布魯塞爾對大約十名被認為參與暗殺的人提起訴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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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調查
2022年初，比利時司法部門希望結束自2011年6月弗朗索瓦·盧蒙巴因父親1961年1月17日被暗殺而提起的刑事調查。前剛果總理家族希望獲得的不僅是議會調查委員會對比利時道義責任的承認。因此，2022年1月18日，預審法官希望通過查封手段獲取議會內尚未公開的相關文件。比利時聯邦議會下議院院長埃利亞娜·蒂利厄反對這一查封，這些機密文件隨後在議會內被封存。現在，檢控院需裁定此次查封行為是否合法。[60][61]
仍然是基於2011年盧蒙巴家族提起的控訴，比利時司法機關以刑事調查形式展開了審理。2025年6月16日，該調查告一段落，聯邦檢察院現要求在輕罪法庭對相關責任人提起審判，指控內容包括「戰爭罪」、非法轉移戰俘、剝奪公正審判權以及施以羞辱性和侮辱性待遇。
在最初被控告的十名比利時人中，只有埃蒂安·達維尼翁仍在世。他是外交官、國務部長、商人及前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如今已93歲。在剛果獨立及盧蒙巴失勢之時，時任實習外交官的埃蒂安·達維尼翁曾被比利時外交部派往該地區。他在議會調查委員會的質詢中，始終否認比利時當局在盧蒙巴遇害事件中有任何參與。[62]
家庭
帕特里斯·盧蒙巴的妻子是保琳·奧潘加·盧蒙巴（1937年[63]—2014年12月23日[63][64]），二人共育有六個子女。保琳在丈夫1961年1月17日去世後未再婚，他們的孩子分別是弗朗索瓦、小帕特里斯·盧蒙巴、朱麗安娜、羅蘭、克里斯蒂娜（1960年去世）以及居伊（1961年出生，遺腹子）。在被囚禁前，盧蒙巴安排妻子及子女（包括四個婚生子女和弗朗索瓦）離開剛果。他們前往埃及，弗朗索瓦在那裏度過童年，並就讀開羅法國高中，之後前往匈牙利繼續學業。1990年代，弗朗索瓦回到剛果，正值對蒙博托的反叛初期，並創立了一個小型盧蒙巴主義政治組織。儘管該組織影響力有限，他仍積極參與剛果政治，並力圖捍衛父親的理念。朱麗安娜曾在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政府中擔任部長職務，並投身於剛果民主共和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居伊在2006年剛果總統選舉中參選，但未能當選。自參與政治舞台以來，他致力於在帕特里斯·盧蒙巴的家族與政治陣營中繼續推動接班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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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
另見
- 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理
- 剛果危機
- 帕特里斯·盧蒙巴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
- 帕特里斯·盧蒙巴的牙齒
- 約瑟夫·卡薩武布
- 米歇爾·蒙加利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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