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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

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兼及文学活动、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理论性分析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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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或文學評論（英語：Literary criticism）是對文學的研究、討論、評價和詮釋。現代文學批評經常受到文學理論的影響，而文學理論專注於對文學的技巧和目標進行哲學性的探討。二者雖然密切相關，但文學批評家未必總是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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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往往呈現為文章或專著，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會在學術期刊和大眾期刊上發布批評，例如《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紐約時報書評》、《紐約書評》、《倫敦書評》、《國家》、《紐約客》。

歷史

早期文學批評

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奠定了西方文學批評的基礎，首度發展出模仿（mimesis）與淨化（catharsis）的概念，這兩項概念至今仍是文學研究的核心基礎。同一時期，古印度的婆羅達牟尼也在《戲劇學》中，對古印度文學和梵語戲劇進行了批評與闡述。

後古典時期與中世紀的批評活動常聚焦於宗教文本，而詮釋學（或解經學）與文本闡釋的若干悠久宗教傳統，對世俗文本的研究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基督教文學、猶太教文學、和伊斯蘭教文學。

公元9世紀起，文學批評以別的形式被應用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學和詩歌的批評中，特點體現在側重於修辭（Balagha）、語言的精確性、詩歌的韻律和辭藻等方面。代表有賈希茲的《修辭和闡釋》和《動物書》、阿卜杜拉·伊本（ Abdullah ibn al-Mu'tazzb ）的《Kitab al-Badi》等。[1]

重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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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期

文藝復興將古典時代視為典範，尊崇古典文化並進行發掘。這一時期的批評家們致力於對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文學理念進行重新闡釋，並發展出新的文學創作與評價準則，即「新古典主義」。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文學的地位空前提升，成為人文教育的核心。當時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在追求美學價值的同時，也被寄予了繼承文化的使命和社會教育功能。

隨着經典文本的復興，尤其是1498年喬爾喬·瓦拉（Giorgio Valla）將湮沒的亞里士多德《詩學》希臘文本翻譯成拉丁文出版，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批評誕生。印刷術的普及方便了古典文本的傳播，《詩學》則逐漸確立了其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權威地位，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期，為分析文學作品提供了當時被認為科學且系統化的理論框架。洛多維科·卡斯泰爾韋 Lodovico Castelvetro ( c. 1505–23 March 1556) 在1570年用意大利文為《詩學》撰寫詳細評註，並對戲劇的「三一律」提出了嚴格至僵化的解釋，這種嚴苛的規定並非亞里士多德的原意。評註對後來的戲劇理論，特別是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他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學者朱利葉斯·凱撒·斯卡利格（Julius Caesar Scaliger）、英國學者 菲利普·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等。

重點文本

  • Lodovico Castelvetro：《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翻譯與解釋》
  • 菲利普西德尼：《為詩道歉》
  • 雅格布崇義：《論但丁喜劇的辯護》
  • 托爾夸托·塔索：《關於英雄詩歌的論述》
  • 培根：《學習進步》
  • 亨利雷諾：《Mythomystes》
  • John Mandaville：《撰寫於14世紀中葉 - 最有可能是法國醫生》

啟蒙時期

啟蒙時期的文學批評延續新古典主義並開啟轉變，受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及社會進步信念的影響，此時期的批評家普遍推崇理性，強調文學作品應具備清晰的邏輯、自然的秩序以及對普遍人性的洞察，嘗試建立一套基於理性和自然觀察的評判標準，取代依賴傳統權威的文學批評模式，如亞歷山大·蒲柏致力於為文學制定合乎理性的規則。同時，文學的道德教化和社會功能被置於重要位置，伏爾泰、狄德羅等思想家常將文學視為傳播啟蒙思想、批判社會弊端、促進寬容與改良的有力工具。

啟蒙時期中後期，盧梭等思想家對真摯情感價值的強調，讓情緒與感受力的重視增加，喚起讀者共情的能力受到關注。同時，對天才 (Genius)獨創性的欣賞逐漸超越了對古典模仿的強調。如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挑戰僵化的法國古典主義規則，推崇莎士比亞式的獨創。隨着期刊、沙龍等公共領域的擴大，「品味」成為批評的核心議題，引發了關於美學標準的廣泛公共討論。小說等新興文體的崛起，也促使批評界不得不面對古典理論未曾涵蓋的新形式。這一時期對新古典主義進行總結，引入並探討了情感、個體性與歷史視角等新元素，銜接接下來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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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批評

十九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運動引入全新的審美理念，即文學未必是高貴完美的，其本身具有通過啟發，將普通主題提升到崇高境界的能力。在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理念強調碎片化的審美觀，這個觀點具有高度現代性，強調「智慧」或「詼諧」（德文：Witz）。十九世紀後期，文學作品為部分作家帶來的聲譽反而不如其文學評論帶來的大，如馬修·阿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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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評運動

文學批評的現代觀點於二十世紀初發展起來。俄羅斯形式主義批評流派，及稍晚一些的新批評運動是英語世界文學研究的主流。兩個學派都強調文本研讀在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認為比起一般化的討論、探究讀者反應或比對作者意圖更為重要。上述學派已衰落，但對文學形式的強調、對文章內容本身的關注一直持續到現在。

理論

諾思洛普·弗萊於1957年出版了《對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提出一些批評家傾向於先接受某思想體系（ideology），然後以這一體系為基準評判文學作品，這一視角對現代保守派思想家產生影響。如E·米高·瓊斯在《墮落的現代人》（Degenerate Moderns）中，依此爭說，斯坦利·費希（ Stanley Fish ）因為自己曾經通姦過，便排斥譴責通姦的古典文學。[2]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前，新批評運動是英美文學圈的主流。受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其他歐陸哲學的影響，英美各大學文學部見證了更加系統的哲學性文學理論的崛起，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對理論的興趣到達頂峰。此後的批評家仍然受其影響，但不再構想系統方法論和哲學預設，專注文本解讀。

20世紀重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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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歷史學

書籍歷史學研究與其他形式的文學批評聯繫，是一個學科交叉的領域，吸納文獻目錄學、文化史、文學史和媒介理論的學術方法，以製作、流動、文本接受與材料形式為主要關注點。書籍歷史學嘗試尋找文本形式與內容的關聯。

文學批評現狀

當代，文學批評的興趣和文學理論在大學的文學部里共存，存在高度多元的方法和進路。

一些批評家主要處理理論文本，而另一些讀更多的傳統文學，也有受到文化研究學影響的批評家開始閱讀流行大眾文本，例如漫畫或小說。文化生態學批評者（Ecocritics）已經描繪出了文學和自然科學的聯繫。達爾文主義文學研究考慮了進化論背景下人性如何受影響。很多文學批評家也致力於電影批評或者傳媒研究，一些則寫了知識史方面的書，一些則把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引入了文學閱讀中。

對學院式批評的價值質疑

文學批評的價值一直受到一些著名藝術家的質疑。 納博科夫提出，一位好的讀者在讀書、尤其是讀文學傑作之時，其目的並不是「學術研究」，更不是致力於歸納「文學的普遍規律」。[3]詹姆斯·喬伊斯的孫子，Stephen J. Joyce於1986年在哥本哈根參加喬伊斯作品學術研討會時表示：「如果祖父在這裏的話，他會笑死的......既然《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可以被隨便哪位讀者拿起來閱讀和欣賞，而無需任何學術指導、文學理論或者複雜的詮釋，那麼《尤利西斯》也是一樣——只要你把那些文學批評的噪聲拋諸腦後。」並質疑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261本文學批評著作，它們是否真的為喬伊斯的文學遺產增添了光彩？ [4]

參見

參考

研究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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